（壹）證實訂偽
文獻中的記載真偽並存，虛實混雜，司馬光在《考異》中利用書證、物證、校勘等手段證實訂偽，以還歷史原本的真相。這類考異壹般都以可靠的依據對史事等予以坐實訂正。其特征為證據充分、結論明確，常以“今從之”、“今從某某”、“今不取”、“故去之”等作結。
例1：
《通鑒》卷62載，漢獻帝建安三年（198年），“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余，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明公。’”
考異曰：
《範書·布傳》雲“灌其城三月”，《魏誌傳》亦曰“圍之三月”。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殺布，***在壹季，不可言三月。今從《魏誌武紀》。
此處取陳壽圍城三月之說，而否定灌城三月之說。因為司馬光有確鑿的外證證明曹操的活動時間，故能證實陳說之可取。
例2：
《通鑒》卷54載，漢桓帝延熹三年（160年），“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雨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仆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偏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
考異曰：
太子賢註《範書》，“雨墮”作“兩墮”，雲“隨意所為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按雨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按《後漢書》李賢註：“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諸本‘兩’或作雨也”。（見《後漢書》卷108，冊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22頁）《通鑒考異》對李說持異議，通過理校和對校法來訂正李說之誤。
（二）以常理進行推斷
許多歷史事實盡管並無確鑿材料予以坐實，但揆諸常理可以推斷其真偽虛實。
《通鑒》卷217載，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壹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通鑒考異》曰：
杜牧《張保臯傳》曰：“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壹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壹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按於時玄宗未幸蜀，唐之號令猶行於天下，若制書除光弼為節度使，子儀安敢擅殺之！杜或得於傳聞之誤也。今從《汾陽家傳》及《舊傳》。
因杜牧所記與當時政局不符，顯然有誤，故司馬光對這壹記載按常理推斷其失實而棄之不取。
（三）兩存其說
在歷史上，古書闕疑之法，始於孔子；異文互存，濫觴於劉向父子。兩存其說即司馬光《答範夢得》書中所謂“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雲今兩存之”之意。
例1：
《通鑒》卷194載，“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
《通鑒考異》曰：
《實錄》、《唐書·誌》及《唐統紀》皆以為太宗自不欲封禪，而《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以為太宗欲封太山，徵諫而止。意頗不同，今兩存之。
例2：
《通鑒》卷233載，唐德宗貞元四年（788年），“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壹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
《通鑒考異》曰：
《舊·李勉傳》，勉對德宗已有此語，與《鄴侯家傳》述泌語略同，未知孰是。今兩存之。壹本泌語之下有“與勉”二字。
（四）參取
諸說並存而各有其合理真實成份，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壹棄壹取、兩存其說或兩棄其說，只能參取其說去偽存真，裁擇史實，唯真是取，並加以說明。
《通鑒》卷237載，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年），“高崇文在蜀期年，壹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壹卒，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
《通鑒考異》曰：
《舊·崇文傳》曰：“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咨稟之煩，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捍邊戍，懇疏累上。”《舊·武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今從《補國史》，參以《舊傳》。
《通鑒》中“屢上表稱”以上取自《補國史》，以下則取《舊傳》，乃綜合二說擇善而從。
（五）闕疑
司馬光等在纂修《資治通鑒》過程中對史料的記載慎重去取，不強作解，往往疑以傳疑，寧闕勿濫而不以訛傳訛。
《通鑒》卷190載，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或說圓明朗曰：‘將軍為人所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得誌，將軍豈有全地乎！仆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圓朗復以為然”。
《通鑒考異》曰：
《革命記》雲：“盛彥師以世徹有虛名於徐、兗，恐二人相得，為患益深，因說圓朗使不納。”按《實錄》，彥師奔王薄，與薄***殺李義滿。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闥乃敗。彥師在圓朗所時，黑闥未敗也。今稱“或說”以闕疑。
（六）存佚
正如岑仲勉先生等人評論說，《資治通鑒》史料充實，考證詳細，文字簡潔。的確，司馬光等修《資治通鑒》有壹個指導思想，即：取材欲其博，裁斷欲其精。欲其博，則可信可疑，均搜羅殆盡；欲其精，則多方考求以達其信。司馬光屢屢刪削文稿以求精簡，義例綦嚴，但對於壹些材料入於正文在兩可之間或雖細而不書，但欲不使之歸於泯滅，乃在《考異》中節存備覽。
《通鑒》卷249載，大中十三年八月，“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後為太皇太後。以王宗實為驃騎上將軍。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
《通鑒考異》曰：
《東觀奏記》：“畢諴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狐綯緩其入相之謀。諴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壹見之心動，謂其子曰：‘畢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壹見立返之。諴又瀝血輸啟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邸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逾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於上。上壹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連進，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嶽、道士虞紫芝俱棄市。”今從《實錄》。三、在時間的長河之中：《通鑒考異》方法的定位 《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對《通鑒考異》的方法有這樣壹個歷史定位：
……光既擇可信者從之，復參考同異別為此書，辯證謬誤，以祛將來之惑。昔陳壽作《三國誌》，裴松之註之，詳引諸書錯互之文，折衷以歸壹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壹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其後李燾《續通鑒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皆沿其義，雖散附各條之下，為例小殊，而考訂得失則壹也。
壹般學者對司馬光《通鑒考異》淵源的論述大多不出《四庫全書總目》這壹簡明扼要的論斷藩籬。陳寅恪先生對司馬光考異法的淵源在認識上較《四庫全書總目》館臣要深刻得多。他認為，司馬光的“長編考異法”來源於魏晉時期的佛經“合本子註”。所謂“合本子註”，就是將同壹經典的不同譯文，以壹種為主作為正文，以其他譯本為子註，置於該句之下，以供人們參考。他說：“裴世期之註《三國誌》，深受當時內典合本子註之薰習，此蓋吾國學術史之壹大事。而後代評史者，局於所見，不知古今學術系統之有別流，著述體裁之有變例，以喜聚異同，坐長煩蕪為言，其實非也。”在陳寅恪先生看來，宋代史家之著述，如《續資治通鑒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最能得昔人合本子註之遺意”。[8]
不過，司馬光等《通鑒考異》方法最為直接的借鑒淵源估計應為當時日益完備的“實錄”纂修過程中的程序規則。在宋代，考據史學除修史過程中附錄的考史著作（附考）外，還有專門考據史實的著作（專考）和雜考史實的著作（雜考），前者如吳縝的《新唐書糾繆》、《新五代史纂誤》等，後者為主要集中於宋代的筆記考據，包括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等等。鄒誌峰在《宋代考據史學三題》中說：
宋代無論官修史書還是私家修史，都形成了壹種良好的史學傳統，即在史著正文下以註文的形式附錄簽帖考異，以明示去取之意，這是宋代史學家治史嚴謹的最好例證。這種傳統早在官修《宋太祖實錄》開始以朱墨雜書時已見萌芽，修史時以不同的顏色“朱墨雜書”以區別新添入的資料與原來的史料，從而盡可能地保持舊史書的原貌，是朱墨史的最大特點。與此相聯系的是簽帖，宋人修史，尤其是在修國史時，如果對史料進行增刪，往往要附上壹段說明，以說明此處增刪的理由。這樣後來讀史者就可以很容易地考察當時修史的具體情況，增加了修史的透明度。朱墨書與簽帖運用得最為成功的是《宋神宗實錄》的幾次修纂，由於宋神宗推行變法後，宋代黨爭愈演愈烈，因此《神宗實錄》重復修纂了五次之多，最後形成了墨本、朱本、新本三種不同的版本。這三種實錄現在均已亡佚，但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三種版本的《神宗實錄》的壹些片斷得到大量保留，通過《長編》考察發現，在這三種版本中，均有大量的簽帖考異。另外，新本的作者範沖紹興五年二月上《論修神宗實錄及別撰考異疏》中，也對自己作考異的目的進行了說明：“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壹，復慮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為《考異》壹書，明示去取之意……臣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系新修，黃字系刪去，墨字系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帖，今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將《長編》中保留的簽帖考異與範沖所作的說明對照起來看，這些簽帖考異的作用的確是非常明顯的：朱本大量刪削墨本，而新本又大量刪改朱本，如果沒有簽帖考異，我們將無法明白當時他們進行這樣大面積改動的原因，同時也增加了考察當時史實的難度，不管當時史臣出於何種目的修史，新修的史書，也出現新的不實，但他們作出簽帖畢竟給後人留下足資考證的資料。
正如《四庫全書總目》館臣所言，司馬光等《通鑒考異》對後代影響極大，李燾《續通鑒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皆取法效仿，以之為楷模。清代乾嘉時期考據學隆盛壹時，趙翼《廿二史劄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號稱乾嘉三大考史名著。此外，洪頤煊（1765-1837）的《諸史考異》亦不容忽視。梁啟超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即將此四書加以比較研究。錢大昕十分推重司馬光的史學成就，曾雲：“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鑒》可以當之”。[9]司馬光等的《通鑒考異》可謂錢大昕等人“考異”的先驅和精神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