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鐵基在《劉向校書詳析》說：後世流傳乃至我們今日看到的西漢及其以前的古書，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書名都是劉向他們校定的。當時幾乎所有的圖書都經過了他們的理解、認定乃至改造，當然免不了打上時代的烙印。但是長期以來這壹點未得到充分認識，以為後世乃至今日所讀的先秦古籍就是原來的樣子，這就難免產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得出與歷史真實不符的結論。歷代學者中有不少人發現了壹些問題，於是產生疑、辨，因而有指偽之作。從現存的《書錄》及有關記載看，有的書完全是新編定的。如《列子書錄》……可見劉向完全新編了壹部《列子》書。
黃愛平在《中國歷史文獻學》第八章《先秦至兩漢：歷史文獻學的起源及奠基時期〈百家爭鳴與諸子文獻〉》中說：
先秦諸子據《漢書藝文誌》“諸子略”中的記載有“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經過歷史發展，尤其是秦漢以後，隨著儒家學說主導地位的確立，諸子思想被視為異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沒不傳。流傳至今的只有 20 余種，如《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
先秦諸子之書，初時多以篇行，如《韓非子》原有《孤憤》、《五蠹》等篇，後來才被集結成書，並以韓非的名字命名。並且，諸子之書的成書過程壹般較為復雜，其著者壹般習稱自撰而成，但從其內容來考察，實際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論而成書，更多的是在師門傳承過程中，由其後世弟子編輯而成。總之有可能是眾手修成或者經過長時間的編纂、增補。正因為如此，諸子之書多傳聞異辭、流傳異本，有的還摻雜有他人的言論。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獻的特點。
在中國學術史上，先秦是諸子百家爭鳴、學術發展繁榮的黃金時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諸多學人士子，或著書立說，或聚徒講學，或互相爭鳴，既給後世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也給後人留下了廣闊的發揮余地和想象空間。後人應該更好的保護與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