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般在"六禮"完畢，婚姻成立後，才需要守寡。不過在納征以後，婚約完全成立，女方不許悔婚。
明律、清律都規定：女家悔約者，主婚人笞五十，女歸本夫，再許他人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後定娶者知情與女家同罪，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追還財禮，女歸前夫，前夫不願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仍從後夫。男家悔約再聘者同罪，仍須娶前女；後聘聽其別嫁，不追財禮。
中國古籍《禮記》和《儀禮》都對此有所論述。《禮記》載：“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男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皆主人筳幾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敬慎重正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另據《儀禮》載：“昏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由此可見，這傳統婚俗始創於西周時期。壹般認為，此婚俗於秦朝已經定下，其後用於漢朝。
西周始創聘婚制的"六禮"程序，同時也是聘婚制的內容。"六禮"在《周禮》、《禮記》、《儀禮》中均有記載。"六禮"實際是奴隸主階級規定的禮，起著法的作用，後來被封建統治者所承襲，經過加工，或載於禮，或定於法，使之適合封建宗法秩序的需要。
納采，即男方家請媒人到女方家提親，女方家答應議婚之後，男方家用壹只大雁並備上其他禮物前去求婚，請求女方家收下，故稱為"納"。
問名，男方家納采之後，請媒人問女方家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然後蔔於祖廟，占其吉兇，蔔的吉兆之後，再往下進行。
納吉，男方家問名之後，已經蔔的吉兆，男方家仍以大雁作禮物請媒人通知女方家，決定締結婚姻。
納征，也叫納幣，納吉之後，男方家以五匹黑布，兩張鹿皮作為聘禮送給女方家，即後來的訂婚禮。
請期，納征之後，男方家選擇良辰吉日作為婚期，備禮去告訴女家，求其同意。
親迎，新朗親迎至女方家迎娶。
在舊中國，迎親之後，還要履行"成妻之儀"和"成婦之儀"。"成妻之儀"即為婚禮，形成夫妻關系；"成婦之儀"即拜夫家族先，取的媳婦的地位，這時。至此，"六禮"完畢，婚姻成立。
"六禮"是維護宗法統治的需要。宗法以婚姻家族為核心，所以婚禮被當作"禮之本"。 婚姻由媒人串聯，父母包辦。正如《禮記o昏義》所說，結婚的目的在於"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婚姻是兩個宗族之間的娶婦嫁女。"六禮"程序就是父母包辦子女婚姻的程序。"成妻之儀"後新媳婦只是男方的妻子，"成婦之儀"完畢，新媳婦才成為男方宗族的媳婦。 從結婚的目的和成婦儀式看，"六禮"維護宗法統治秩序的作用非常明顯。
"六禮"要求等級森嚴的定式。"六禮"是古代婚禮的總稱。具體分為帝王、太子、王公、品官的婚禮、士婚禮、庶民婚禮等。等級不同，要求不同，特別是聘財的多寡不同。每種等級用何種儀式，說什麽話，用什麽東西作聘禮，喜宴每桌用多少菜，鼓樂人、彩燈各用多少，皆有等級，不得逾越。
"六禮"貫穿著男尊女卑的思想制度。婦從夫居，是隨父權制出現的，形成於私有制確立之時。"六禮"就是男娶女嫁的方法。嫁為將女送往夫家，娶為男到女家娶婦。整個過程是男主女從，男尊女卑。
"六禮"充滿鬼神迷信色彩。納采用雁（後世改為用鵝），據說含有陰從陽之意；問名是向神求得吉兆；請期親迎要選擇良辰吉日等等。迷信在六禮中幾乎無處不在，如此才認為是"天作之合"。
"六禮"是私有制在婚姻上的必然結果。聘娶婚把妻子當作丈夫的私有財產。這是私有制的必然結果。正如魯迅所說："私有制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當作私產，當作商品。""男人是私有主的時候，女人自身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這壹點集中反映在納征這道程序上。征，成也，交聘財而後婚成。按封建法律，納征之後，女子再許他人就要負法律責任。
在我國封建社會，定婚須有婚書或私約。婚書或婚約即許婚之書。私約是指明知男方有老、幼、殘、養、庶之情，女家卻情願締結婚姻。男女不經父母之命，自行約婚，這種私約，封建立法是不承認的。
婚約具有法律效力。婚約的存在等於婚姻關系的成立。如果終止或解除婚約關系，必須由男方家出具離婚書或休書。悔婚違約，另許另聘，引起壹定的法律後果。下面我們會專門談悔婚的法律後果問題。
婚約時包辦婚制的壹個組成部分。強調守約，是禮法的要求，同時也反映了"言必信，行必果"這壹傳統。
西周之時，出現管理婚姻登記的機關，叫做媒氏。《周禮 地官 媒氏》："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義上，皆書年月日焉；令男三十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萬民之判"是指萬民的結婚，"判妻"是指離婚。所以古代媒氏掌管結婚、立婚的登記事宜。結婚除在媒氏處登記外，還必須經過私媒。但私媒並非都是良媒，哪些為貪取媒金謊話連篇，兩面討好的媒人，自古便受到人們的厭惡。
按封建法律，凡嫁娶違律，媒人知情，也要懲治，媒人不得媒合非法婚姻，隱瞞男女殘疾，違例索要"謝媒錢"。但貪圖錢財、吃喝的媒人，總是設法逃避法律的要求。
我國古代婚制的壹個突出特征是婚姻不自主，而由父母包辦。包辦婚姻在原始社會末期即已出現。據說堯舜之時結婚就已經是必告父母。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壹夫壹妻制，進壹步發展了古代的習慣，確定父母之命為結婚的首要條件。
清律總結為："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余親主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先秦時代，寡婦改嫁，極其普遍。
《詩經-小雅》有“不思舊姻，求爾新特”的詩句，可見當時寡婦再嫁，合乎時俗。
雖然秦始皇出巡天下廣作刻石，倡表貞節，漢帝也有賜貞婦順女帛，以倡守寡者。
隋文帝令“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但國家也設“媒官”，專事鰥男寡女再婚事宜，並分給當事人土地房屋，以便安家。(見《管子-入國篇》)兩漢皇後、公主皆可改嫁。
唐代更為開明，《新唐書》載李唐公主更嫁者20余人，其中三嫁者4人。
宋代程朱理學出現之前，無論是皇室、官宦，還是百姓，寡婦改嫁也屬正常，而程頤、朱熹的理學興起將儒學禮教、秦皇石刻、烈女節婦觀竭力灌輸至民間，加之宋王室推波助瀾，用輿論道德倡導守寡，寡婦再嫁遂成為恥事。“婦人貞潔從壹而終也”(《易-恒》)。程頤更宣揚：“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他認為寡婦改嫁是失節，男子娶改嫁女，亦為失節。明代和清代是程朱理學泛濫毒害最重的朝代。
明太祖洪武元年詔：“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明正德年間又對守貞烈女立貞烈碑。帝王並督令巡官每年上報貞節烈女事例，大行表彰“長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袢楔，照耀井閭”。此舉煽動了女性的虛榮與家族榮耀欲望。節婦烈女競相湧現。有夫亡陪死的，有未婚夫亡而終身守寡的，有守寡期間體膚或小腳被男人見投河的，有撞見男人生殖器或被男人調戲、侮辱自縊的。烈女碑林立，貞節牌坊四起，《明史》中僅節烈傳記即不下萬余。
《清實錄》記載，僅康熙五十五年皇帝就親自褒獎“拒奸殞命”9名“烈女”。雍正年間，更是下詔各地，在偏僻山鄉，貧寒之家，加意搜羅“貞節烈女”。同治之後，各地又興辦“貞節祠”，鼓動婦女守寡持節。族人尤其從己利出發，“以家有貞女烈婦為榮，愚民遂有搭臺死節之事。女有不願，家人便詬罵辱之，甚至有鞭撻使從者”。寡婦再嫁低人壹等，親友鄙視，族人視為敗壞門風。社會風氣亦然，不守寡的女人不得走正門，要躲躲閃閃地行走，否則要被小孩譏笑唾棄。被封建禮教毒害至深的守寡者，如果其父母、兄弟、鄉鄰勸其改嫁，或豪強、富家逼迫再嫁;不僅堅決拒絕，且有的毀容，斷指乃至自殺。“守寡”不僅剝奪了女性享受家庭溫暖的願望，損害了婦女獨立人格和做人的尊嚴，而且壓抑了無數年輕女性的正當性要求，是極其殘酷的封建性風俗。
《誌異續編》載壹年少守寡者的苦衷：“每於人靜後，即熄燈火，以百錢散拋地上，壹壹俯身撿拾，壹錢不得，終不就枕，及檢齊後，神倦力乏，始就寢，則晏然矣”。極生動地描繪了壹位守寡60年的女性壓抑性欲的“訣竅”。但就是這殘酷的“守寡”，在明清兩代卻成為天經地義的社會規範。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勸守寡女“守寡”的書文充塞民間，如西漢劉向的《列女傳》，東漢班昭的《女誡》，都強調：“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西晉裴氏所作《女史箴》主張：“婦德尚柔，含章貞潔，婉淑慎，正位居室。”
唐代宋氏姊妹所編《女論語》開篇便言：“立身之潔，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明代有女教書數冊，而清代則更繁多，尤以王柏臬著《女誡》、《女論語》、《內訓》和《女範捷錄》組成的《女四書》影響最大。
直到辛亥革命後仁人誌士才紛紛撰文揭露封建道德的虛偽與殘忍，提倡寡婦改嫁(見貞操)。民國與蘇區則制定了保護婦女權益的法令。
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頒布了《婚姻法》 ，是婦女婚姻自主的法律依據。封建的“守寡”習俗逐漸被取締。
“唐代墓誌中有關婦女守寡的記載，大體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即結婚不久就守寡；結婚10余年（約30歲）兒女還年幼時守寡；四五十歲開始的中年守寡以及守寡長達40-50年等多種情形。”《唐代墓誌匯編》、《續編》的3000余墓誌中，再婚和改嫁的婦女僅僅只有10例，而明確記載堅守貞節者就達到264例。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守寡婦女相當多，這個歷史事實不容忽視！
通過對墓誌中記載的事例分析發現，這些婦女的丈夫並非都是年輕而夭亡，恰恰相反，大多是壽終正寢。年輕婦女守寡的壹個重要原因就是“丈夫比妻子年齡普遍大得多”，形成了老夫少妻的婚姻模式。在老夫少妻模式下，年輕女子在丈夫死後，便守著壹份或多或少的資產，撫養子女，維持生計。
不同年齡的婦女，其進入寡居生活的心態是很不壹樣的，也很難壹概而論，盡管墓誌中都極力描述寡婦的哀戚之容，但有壹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守寡的婦女要從此“摒絕人事”，素面朝天，清心寡欲，茍度余生。喪偶之後，寡婦在堅守貞節的同時，還要履行作為母親的職責，撫養遺孤，做到所謂“婦典母範”，這也是當時社會對她們的要求。
為了清心寡欲，求助於佛教是大多數寡居婦女們的***同選擇。婦女年紀輕輕就空守閨房，承受著生活和精神上的雙重壓力，既要撫養兒女、侍奉公婆、操持家務，還得忍受漫長的孤寂。在這種狀態下，佛教的虛空世界就成為其精神上的寄托。
聘書： 訂親之書，是男女雙方正式締結婚約；納吉﹝過文定﹞時用。
禮書： 過禮之書，是禮物清單，當中詳列禮物種類及數量；納徵﹝過大禮﹞時用。
迎親書： 即迎娶新娘之書。結婚當日﹝親迎﹞接新娘過門時用。
“納采”為六禮之首。《禮記.昏義》日“：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下達，納采用雁也。”清人秦蕙田解釋說：“將欲與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意為男家向女家求婚，由媒妁代為轉達。女家同意後，再收納男家送來議婚的禮物。納采禮物用“雁”。
《儀禮士昏禮》“昏禮有六，五禮用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是也。”至 於何故用“雁”？《儀禮士昏禮》者認為“：用雁為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者。”
《白虎通.嫁娶篇》則曰：“用雁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逾越也。又婚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雁也。”
彭大翼《山北方白雁，深秋乃堂肆考》雲“：《古今詩話》：來，來霜降，謂之霜信。”
郎瑛《七修類稿》卻認為“：雁，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
另外，《藝文類聚》壹書中還從其他角度解釋用雁之因“：雁，候陰陽，待時乃舉，冬南夏北，貴有其所。”
問名有兩種，壹為名字之名即女子出生三月時所命之名。二為名號之名，即以姓氏為名之類。至於男子之問名，在納采時先已通報，故問名只問女名而不及男者。問名禮物仍用雁。禮序為“賓執雁，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納吉”和“納征”，這兩項禮目往往並在壹起進行。這是訂婚的主要手續，寧波人對此稱作“文定”，寧海人稱“下定”，也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金，壹般都使用實物和代金。寧波習俗按女方當事人年紀為依據，壹歲用老酒壹擔，以16歲計，送酒16擔。約合48塊銀元的聘金。有些地方也用稻谷計算的，每歲壹擔稻谷，價值與老酒差不多。這壹禮目中雙方都用紅綠描金書帖，也叫“龍鳳書帖”。帖上寫的都是壹些吉利話，但有壹定的程式，男方寫“素仰壺範，久欽四德，千金壹諾，光生蓬壁”；女方回帖則寫：“壹枝幸附，三生契合，七襄愧極，九如慶祝”等話。“請吉日將迎親，謂成禮也”。
即近代意義上的擇日《禮儀.士昏禮》雲“：請期用雁，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征禮。”男家通過蔔問神靈，確定了娶親吉日後，即派人告之女家，征求女家的意見。親迎為六禮最後壹道程序，即新郎親自去女家迎娶新娘。
親迎意義有二：壹則表現由從妻居制向從夫居制轉變以後，母系風俗的傳承。男子親自去女家迎接新娘，表現出對女子的尊重。但同時，它也含有從夫居這壹婚制的到來是不可扭轉的事實，表現出男子要求從夫居的強烈願望。
先秦時代，人們對親迎十分重視，自天子以至庶人多行此禮“。文定厥祥，親迎於渭。”是為周文王蔔得吉兆，納征定婚後，親迎太姒於渭水之濱。“韓侯迎止，於蹶之裏，百輛彭彭，八鸞鏘鏘”。是為諸侯親迎的隆重場面。反之，若不通過親迎之禮而成婚，則被認為不合禮制，會受到世人譏諷。
故班固說孔子作《春秋》是寓褒貶，“譏不親迎”，在當時，親迎被看成是夫妻關系是否完全確立的基本依據。凡未親迎而夫死，女可以改嫁。然而壹旦舉行了親迎之禮後而夫死，按禮俗規定，新婦就只能認命“，從壹而終”了。
六禮已畢，只意味著完成了成妻之禮，還須在次日完成“謁舅姑”，即成婦之禮；若公婆已故，則於三月後至家廟參拜公婆神位，稱“廟見”。
六禮始於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婚姻程序，雖幾經變遷，但基本上沒有脫離六禮的範圍，在唐律、明律中都有類似的規定。這種婚姻程序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壹種風俗習慣和民族特色傳統文化。古代成婚的年齡，各朝代並不相同。
春秋時期，男子20加冠，女子16及笄，即可結婚；又謂“男30而娶，女20而嫁”，是為不失時。《漢書·惠帝紀》中就明文記載：“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罰她繳納五倍的賦稅。其實，中國古代早婚的現象也很嚴重，宋代曾有“凡男年15，女年13，並聽婚嫁”的規定。
《後漢書·班昭傳》中就記載：班昭“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漢書·上官皇後傳》中甚至有“月余遂立為皇後，年甫六歲”的記載。但壹般都是在20歲前後。
古時男家去女家迎親時，均在夜間。《儀禮·士昏禮》謂：“昏禮下達。”鄭玄註曰：“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並且，“主人爵弁、 裳、緇 ，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亦即迎親的人均穿黑衣，車馬也用黑色。此俗與後世以白天迎親、穿紅色服飾的婚俗，迥然不同。
自唐代開始，始將迎親的時間改為早晨。據唐·段成式的《酉陽雜俎》記載：“禮，婚禮必用昏，以其陽往而陰來也。今行禮於曉。”曉即拂曉。此後相沿至今。
古代對剛入門新婦的姿態也很有講究。據《呂氏春秋》記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娶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所謂“安矜煙視媚行”，尚秉和註曰：“安矜煙視媚行，形容新婦之狀態，可謂入微矣。然可意會，難以言詮。安者，從容；矜者，謹慎；煙視者，眼波流動不直睨；媚行者，動止羞縮柔媚安徐也。是皆新婦初入門之狀態，反是則失身份。”
漢代結婚時，均以青布幔搭成帳篷，用以舉行交拜之禮。《世說新語·假譎》篇記載：“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雲：‘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這種在青廬中成婚的習俗，壹直沿續到清代，蒲松齡的《聊齋誌異》中就多處提到。
史料記載，兩漢之際，已經有了賀婚的習俗和新婚之夜聽房的習俗。據《漢書·宣帝紀》記載：“五鳳二年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漢宣帝這壹詔書的目的，就在於提倡老百姓在婚禮上設酒宴慶賀。
據《漢書·袁隗妻傳》記載：袁隗與妻子進入洞房後，夫妻倆在說悄悄話：
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令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茍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詞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 。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慚。可證漢代已有聽房的習俗。
另外，古代婚俗中與後世不同的壹個習俗是：古代婦女都不忌諱再嫁，並且從周朝至北宋壹直如此。據《禮·檀弓》記載：孔子的兒子伯魚死後，“其妻嫁於衛”又載：“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乃哭於他室。”可見，聖人後代的子婦也不免於再嫁。而魏晉、唐宋時名門之女再嫁之事，也屢見不鮮。
《三國誌·吳誌·步夫人傳》中記載：步夫人“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引《隨園隨筆》謂：“唐時公主再嫁者二十三，三嫁者四。”並且，當時不論是前夫見到後夫，或是後夫見到前夫，均不用回避。
宋代詩人陸遊與前妻唐琬離婚後，有壹次遊沈園，巧遇唐琬及其後夫趙士程，唐、趙還將酒菜送給陸遊，結果感動得陸遊當場在墻上寫了壹篇《釵頭鳳》詞。（事見《癸辛雜識》）可見，唐宋時婦女改嫁還是很正常的事情。直到明清時期，婦女改嫁方為禮教所不容，因此有了守節、牌坊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