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紡織發展史中國古代紡織品，采用麻、絲、毛、棉的纖維為原料，紡績（紡沙、輯績、繅絲）加工成紗線後經編織（挑織）和機織而成的布帛，通常稱紡織品。
不同時期的紡織品是衡量人類進步和文明發達的尺度之壹。中國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掌握了紡織技術。
中國古代的絲麻紡織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古羅馬帝國最早是通過“絲綢之路”上絲織品的傳播，稱中國為“絲之國”的。
新石器時代 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距今約7000年）發現有檾麻的雙股線，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劃著4條蠶紋，同時出土了紡車和紡機零件。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距今約6000年）出土了編織的雙股經線的羅（兩經絞、圈繞起菱紋）地葛布，經線密度為10根/厘米，緯線密度地部為13~14根/厘米，紋部為26~28根/厘米，是最早的葛纖維紡織品。
河南鄭州青臺遺址（距今約5500年）發現了粘附在紅陶片上的苧麻和大麻布紋、粘在頭蓋骨上的絲帛和殘片，以及10余枚紅陶紡輪，這是最早的絲織品實物。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精制的絲織品殘片，絲帛的經緯密度各為48根/厘米，絲的拈向為Z拈；絲帶寬5毫米，用16根粗細絲線交編而成；絲繩的投影寬度約為3毫米，用3根絲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為S拈，拈度為35個/10厘米。
這表明當時的繅絲、合股、加拈等絲織技術已有壹定的水平。同時出土的多塊苧麻布殘片，經密24~31根/厘米，緯密16~20根/厘米，比草鞋山葛布的麻紡織技術更進壹步。
新疆羅布泊遺址出土的古屍身上裹著粗毛織品，新疆哈密五堡遺址（距今3200年）出土了精美的毛織品，組織有平紋和斜紋兩種，且用色線織成彩色條紋的罽，說明毛紡織技術已有進壹步發展。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距今3200年）內出土了青灰色棉（聯核木棉）布，經緯密度各為14根/厘米，經緯紗的拈向均為S拈。
同時還出土了絲麻織品。上述的以麻、絲、毛、棉的天然纖維為原料的紡織品實物，表明中國新石器時代紡織工藝技術已相當進步。
商周時代 此時期社會經濟進壹步發展，宮廷王室對於紡織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的統治者設立與紡織品有關的官職，掌握紡織品的生產和征收事宜。
商周的絲織品品種較多，河北槁城臺西遺址出土粘附在青銅器上的織物，已有平紋的紈、皺紋的縠、絞經的羅、三枚（2/1） 的菱紋綺。河南安陽殷墟的婦好墓銅器上所附的絲織品有紗紈（絹）、朱砂塗染的色帛、雙經雙緯的縑、回紋綺等，殷墟還出有絲繩、絲帶等實物。
陜西寶雞茹家莊西周墓出土了緯二重組織的山形紋綺殘片。進入春秋戰國時期，絲織品更是豐富多采，湖南長沙楚墓出土了幾何紋錦、對龍對鳳錦和填花燕紋錦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錦繡品。
毛織品則以新疆吐魯番阿拉溝古墓中出土的數量最多，花色品種和紡織技術比哈密五堡遺址出土的更勝壹籌。 漢代 漢代紡織品以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和湖北江陵秦漢墓出土的絲麻紡織品數量最多，花色品種最為齊全，有僅重49克的素紗單衣、耳杯形菱紋花羅、對鳥花卉紋綺、隱花孔雀紋錦、凸花錦和絨圈錦等高級提花絲織品。
還有第壹次發現的印花敷彩紗和泥金銀印花紗等珍貴的印花絲織品。沿絲綢之路出土的漢代織物更是絢麗璀燦。
1959年新疆民豐尼雅遺址東漢墓出土有隸體“萬世如意”錦袍、“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錦手套和襪子等。毛織品有龜甲四瓣紋罽、 *** 葡萄紋罽、毛羅和地毯等名貴品種。
在這裏並首次發現蠟染印花棉布及平紋棉織品。宋代 宋朝的紡織業已發展到全國的43個州，重心南移江浙。
絲織品中尤以花羅和綺綾為最多。宋黃升墓出土的各種羅組織的衣物200余件，其羅紋組織結構有兩經絞、三經絞、四經絞的素羅，有起平紋、浮紋、斜紋、變化斜紋等組織的各種花卉紋花羅，還有粗細緯相間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羅等。
綺綾的花紋則以牡丹、芍藥、月季芙蓉、菊花等為主體紋飾。此外有第壹次出土的松竹梅緞。
印染品已發展成為泥金、描金、印金、貼金，加敷彩相結合的多種印花技術。宋代的緙絲以朱克柔的“蓮壙乳鴨圖”最為精美，是聞名中外的傳世珍品。
宋代的棉織品得到迅速發展，已取代麻織品而成為大眾衣料，松江棉布被譽為“衣被天下”。 元明清時代 元代紡織品以織金錦（納石失）最負盛名。
1970年新疆鹽湖出土的金織金錦，經絲直徑為0.15毫米，緯絲直徑為 0.5毫米，經緯密度為52根/厘米和48根/厘米；拈金織金錦的經緯密度為65根/厘米和40根/厘米，更加富麗堂皇。山東鄒縣元墓則第壹次出土了五枚正則緞紋。
明清紡織品以江南三織造（江寧、蘇州、杭州）生產的貢品技藝最高，其中各種花紋圖案的妝花紗、妝花羅、妝花錦、妝花緞等富有特色。富於民族傳統特色的蜀錦、宋錦、織金錦和妝花（雲錦）錦合稱為“四大名錦”。
1958年北京明定陵出土織錦165卷，袍服衣著200余件。第壹次發現了單面絨和雙面絨的實物，其中壹塊絨的經緯密度為64根/厘米和36根/厘米，絲絨毛的高度為 0.2毫米。
棉織品生產已遍及全國各地。明代末年，僅官府需要的棉布即在1500萬匹至2000萬匹。
精湛華貴的絲織品，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遠銷亞歐各國。其它參。
二、棉織品的歷史人類利用棉花已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公元前5000年甚至公元前7000年前，中美洲已開始利用，在南亞次大陸也有5000年歷史。我國至少在2000年以前，在廣西、雲南、新疆等地區已采用棉纖維作紡織原料。起初人們並未認識到它的經濟價值。古代著名的 *** 旅行家蘇萊曼在其《蘇萊曼遊記》中記述，在今北京地區所見到的棉花，還是在花園裏被作為“花”來觀賞的。《梁書·高昌傳》記載：其地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纊，名為白疊子。”由此可見，現今紡織工業的重要原料棉花，最初是被人當作花、草壹類的東西看待的。
棉花傳入我國，大約有3條不同的途徑。根據植物區系結合史料分析，壹般認為棉花是由南北兩路向中原傳播的。南路最早是印度的亞洲棉，經東南亞傳入海南島和兩廣地區，據史料記載，至少在秦漢時期，之後傳入福建、廣東、四川等地區。第二條途徑是由印度經緬甸傳入雲南，時間大約在秦漢時期。第三條途徑是非洲棉經西亞傳入新疆、河西走廊壹帶，時間大約在南北朝時期，北路即古籍“西域”，宋元之際，棉花傳播到長江和黃河流域廣大地區，到13世紀，北路棉花已傳到陜西渭水流域。
歷史文獻和出土文物證明，中國邊疆地區各族人民對棉花的種植和利用遠比中原早，直到漢代，中原地區的棉紡織品還比較稀奇珍貴。唐宋時期，棉花開始向中原移植。目前中原地區所見到的最早的棉紡織品遺物，是在壹座南宋古墓中發現的壹條棉線毯。也就是從這時期起，棉布逐漸替代絲綢，成為我國人民主要的服飾材料。元代初年， *** 設立了木棉提舉司，大規模向人民征收棉布實物，每年多達10萬匹，後來又把棉布作為夏稅（布、絹、絲、棉）之首，可見棉布已成為主要的紡織衣料。元以後統治這都極力征收棉花棉布，出版植棉技術書籍，勸民植棉。從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所記載的“棉布寸土皆有”，“織機十室必有”，可知當時植棉和棉紡織已遍布全國。
由於非洲棉和亞洲棉質量不好，產量也低，所以到了清末，我國又陸續從美國引進了陸地棉良種，我國種植的全是各國陸地棉及其變種。
本世紀60年代，許多國家相繼開展彩色棉的研究、試驗，進入90年代，美國率先在改造利用野生彩色棉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彩色棉，即自然生長的帶有顏色的棉花，因其具有天然色彩，無需印染、漂白等我國工序，不僅避免了染料對水質的汙染和織物的危害，也降低了工業成本，因而彩色棉織品成為“綠色環保產品”，“市場未來的寵兒”，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青睞。
三、關於紡織的歷史中國紡織發展史 中國古代紡織品，采用麻、絲、毛、棉的纖維為原料，紡績（紡沙、輯績、繅絲）加工成紗線後經編織（挑織）和機織而成的布帛，通常稱紡織品。
不同時期的紡織品是衡量人類進步和文明發達的尺度之壹。中國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掌握了紡織技術。
中國古代的絲麻紡織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古羅馬帝國最早是通過“絲綢之路”上絲織品的傳播，稱中國為“絲之國”的。
新石器時代 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距今約7000年）發現有檾麻的雙股線，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劃著4條蠶紋，同時出土了紡車和紡機零件。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距今約6000年）出土了編織的雙股經線的羅（兩經絞、圈繞起菱紋）地葛布，經線密度為10根/厘米，緯線密度地部為13~14根/厘米，紋部為26~28根/厘米，是最早的葛纖維紡織品。
河南鄭州青臺遺址（距今約5500年）發現了粘附在紅陶片上的苧麻和大麻布紋、粘在頭蓋骨上的絲帛和殘片，以及10余枚紅陶紡輪，這是最早的絲織品實物。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精制的絲織品殘片，絲帛的經緯密度各為48根/厘米，絲的拈向為Z拈；絲帶寬5毫米，用16根粗細絲線交編而成；絲繩的投影寬度約為3毫米，用3根絲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為S拈，拈度為35個/10厘米。
這表明當時的繅絲、合股、加拈等絲織技術已有壹定的水平。同時出土的多塊苧麻布殘片，經密24~31根/厘米，緯密16~20根/厘米，比草鞋山葛布的麻紡織技術更進壹步。
新疆羅布泊遺址出土的古屍身上裹著粗毛織品，新疆哈密五堡遺址（距今3200年）出土了精美的毛織品，組織有平紋和斜紋兩種，且用色線織成彩色條紋的罽，說明毛紡織技術已有進壹步發展。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距今3200年）內出土了青灰色棉（聯核木棉）布，經緯密度各為14根/厘米，經緯紗的拈向均為S拈。
同時還出土了絲麻織品。上述的以麻、絲、毛、棉的天然纖維為原料的紡織品實物，表明中國新石器時代紡織工藝技術已相當進步。
商周時代 此時期社會經濟進壹步發展，宮廷王室對於紡織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的統治者設立與紡織品有關的官職，掌握紡織品的生產和征收事宜。
商周的絲織品品種較多，河北槁城臺西遺址出土粘附在青銅器上的織物，已有平紋的紈、皺紋的縠、絞經的羅、三枚（2/1） 的菱紋綺。河南安陽殷墟的婦好墓銅器上所附的絲織品有紗紈（絹）、朱砂塗染的色帛、雙經雙緯的縑、回紋綺等，殷墟還出有絲繩、絲帶等實物。
陜西寶雞茹家莊西周墓出土了緯二重組織的山形紋綺殘片。進入春秋戰國時期，絲織品更是豐富多采，湖南長沙楚墓出土了幾何紋錦、對龍對鳳錦和填花燕紋錦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錦繡品。
毛織品則以新疆吐魯番阿拉溝古墓中出土的數量最多，花色品種和紡織技術比哈密五堡遺址出土的更勝壹籌。 漢代 漢代紡織品以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和湖北江陵秦漢墓出土的絲麻紡織品數量最多，花色品種最為齊全，有僅重49克的素紗單衣、耳杯形菱紋花羅、對鳥花卉紋綺、隱花孔雀紋錦、凸花錦和絨圈錦等高級提花絲織品。
還有第壹次發現的印花敷彩紗和泥金銀印花紗等珍貴的印花絲織品。沿絲綢之路出土的漢代織物更是絢麗璀燦。
1959年新疆民豐尼雅遺址東漢墓出土有隸體“萬世如意”錦袍、“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錦手套和襪子等。毛織品有龜甲四瓣紋罽、 *** 葡萄紋罽、毛羅和地毯等名貴品種。
在這裏並首次發現蠟染印花棉布及平紋棉織品。宋代 宋朝的紡織業已發展到全國的43個州，重心南移江浙。
絲織品中尤以花羅和綺綾為最多。宋黃升墓出土的各種羅組織的衣物200余件，其羅紋組織結構有兩經絞、三經絞、四經絞的素羅，有起平紋、浮紋、斜紋、變化斜紋等組織的各種花卉紋花羅，還有粗細緯相間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羅等。
綺綾的花紋則以牡丹、芍藥、月季芙蓉、菊花等為主體紋飾。此外有第壹次出土的松竹梅緞。
印染品已發展成為泥金、描金、印金、貼金，加敷彩相結合的多種印花技術。宋代的緙絲以朱克柔的“蓮壙乳鴨圖”最為精美，是聞名中外的傳世珍品。
宋代的棉織品得到迅速發展，已取代麻織品而成為大眾衣料，松江棉布被譽為“衣被天下”。 元明清時代 元代紡織品以織金錦（納石失）最負盛名。
1970年新疆鹽湖出土的金織金錦，經絲直徑為0.15毫米，緯絲直徑為 0.5毫米，經緯密度為52根/厘米和48根/厘米；拈金織金錦的經緯密度為65根/厘米和40根/厘米，更加富麗堂皇。山東鄒縣元墓則第壹次出土了五枚正則緞紋。
明清紡織品以江南三織造（江寧、蘇州、杭州）生產的貢品技藝最高，其中各種花紋圖案的妝花紗、妝花羅、妝花錦、妝花緞等富有特色。富於民族傳統特色的蜀錦、宋錦、織金錦和妝花（雲錦）錦合稱為“四大名錦”。
1958年北京明定陵出土織錦165卷，袍服衣著200余件。第壹次發現了單面絨和雙面絨的實物，其中壹塊絨的經緯密度為64根/厘米和36根/厘米，絲絨毛的高度為 0.2毫米。
棉織品生產已遍及全國各地。明代末年，僅官府需要的棉布即在1500萬匹至2000萬匹。
四、中國古代什麽時候開始紡織布匹原始社會嫘祖繅絲養蠶開辟紡織的先河。
但也只是傳說，沒有確切依據。這是棉紡織的歷史。
文獻和出土的棉紡織品實物證明，中國邊疆地區各族人民對棉花的種植和利用遠較中原為早。在古代，由於交通不便，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商品生產不夠發達，邊疆地區早已發展起來的植棉和棉紡織技術向中原的傳布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直到漢代，中原地區的棉紡織品還比較稀奇珍貴。到了宋代，邊疆地區與內地的交往頻繁，大量棉紡織品輸入中原，棉花和棉布在內地廣為流行，植棉和棉紡織技術逐漸傳入。
1979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巖墓的船棺中發現了距今3200多年的壹塊青灰色棉布（圖1）。1966年在浙江蘭溪宋墓中出土壹條完整的拉絨棉毯（圖2）。
這兩件出土文物，為研究中國東南地區的植棉和棉紡織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紡織是壹種服務於人類穿著的手工行業，紡紗織布，制作衣服，遮醜飾美，禦寒避風，防蟲護體，大約便是紡織起源發展的重要動機。
古史傳說中國先民是從“不織不衣”①、“而衣皮葦”②，然後演變到“婦織而衣”③。這種傳說是與穿著文化的發展規律相吻的。
據考古資料，中國紡織生產習俗，大約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已見萌芽，距今約 2 萬年左右的北京山頂洞人已學會利用骨針來縫制葦、皮衣服。這種原始的縫紉術雖不是嚴格的紡織，但卻可以說是原始紡織的發軔。
而真正紡織技術和習俗的誕生流行當在新石器文化時期。《易？系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謂衣裳，便是指用麻絲織成布帛而縫制的衣服。
這則記述反映的正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紡織業誕生，麻、絲衣服開始出現並流行的真實情況。甘肅秦安大地灣下層文化出土的陶紡輪，表明原始的紡織業在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便已出現，距今已有 8000 年左右的歷史。
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原始紡織業開始呈現欣欣向榮、日新月異的大發展趨勢。全國各地文化遺址普遍可見到與紡織有關的遺物，其中，最為重要者有下列諸例：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距今年代近 7000 年。
曾在出土的牙雕盅上發現刻劃蠶紋四條，並發現檾麻的雙股線痕跡和出土了木質紡車和紡機零部件。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距今約 6000 年。
發現迄今最早的葛纖維紡織品，實物是用簡單紗羅組織制作，經線以雙股紗線合成的羅地葛布。1926 年，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經人工割裂過的“絲似的、半個繭殼”，這是迄今最早的蠶繭實物，距今約 5000 多年。
河南鄭州青臺遺址，距今約 5500 年。發現了粘附在紅陶片、頭蓋骨上的苧麻、大麻布紋和絲帛殘片，同出十多枚紅陶紡輪。
其中絲帛殘片是迄今最早的絲織品實物。河北正定南楊莊仰韶文化遺址，距今 5400 年，1980 年出土兩件陶塑蠶蛹，這則是迄今最早的陶塑蠶蛹。
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距今 4700 年。除發現多塊麻紡織技術較草鞋山葛布先進的苧麻布殘片外，還發現了絲帶、絲繩和絲帛殘片。
從絲織品編織的密度、拈向、拈度情況看，錢山漾的繅絲、合股、加拈等絲織技術已具有相當的水平。以上實例情況說明，麻織和絲織的技術與習俗，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地區均已獲得迅速的發展和流行。
尤其是草鞋山羅地葛布的發現，證實了傳說的“五帝”時代即新石器時代的確存在“夏日衣葛”的習俗。《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帛即絲織品，萬國持有絲織品，其語雖未免有些誇大，但卻反映了禹時及夏朝的絲織習俗的盛行。《帝王世紀》：“未喜（妹喜）好聞裂繒之聲而笑，桀為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夏桀王為討好妹喜而撕裂的繒，便是指絲織品之壹種。
《管子？輕重甲》：“昔者桀之時，女樂三千人……無不服文繡衣裳者。”這種“文繡衣裳”，自然非絲織品而莫屬，以此足見夏代絲織業之發達和絲織習俗之流行。
有關夏代的紡織情況，在考古發掘中也有所表露：1960 年，二裏頭遺址出土的壹件銅鈴上，粘附有壹層紡織物痕跡，經發掘者觀察認為是麻布痕跡。1980 年，二裏頭遺址Ⅲ區發掘的二號墓中的壹件玉圭，在刃部和頂端都粘附有麻布殘跡。
1981 年，二裏頭遺址墓葬出土的獸面銅牌和壹件銅鈴上，也都發現麻布痕跡。以上考古發現表明，夏代除了流行如文獻傳說的絲織業外，在社會的中、下層，恐怕主要是流行麻葛類紡織習俗。
商朝的紡織，至少已有絲織、麻織、毛織、棉織等等。商代的絲織，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記錄中，已有充分的反映。
甲骨文已見桑、蠶、絲等字，桑字如桑樹的象形，商代已種植桑樹，這是沒有疑問的。種桑是為了養蠶，蠶字也是蠶蟲的肖形。
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曾發現過半個蠶繭，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見蠶的刻劃圖形，鄭州青臺、浙江錢山漾發現的絲織品，均說明新石器時代的養蠶習俗存在當確鑿無疑，養蠶習俗至商朝更加盛行，這是合乎常規的繼承發展，說商代養蠶業十分發達，這也應毫無疑問，殷墟考古發現的玉蠶即是壹有力的佐證。養蠶是為了抽取蠶絲，抽取蠶絲後便可以進行絲織，甲骨文的絲字，是兩束纏繞好的抽絲象形。
桑、蠶、絲是絲織的前提，種桑、養蠶、抽絲技術的發生與發達，使商朝的絲織業也取得。
五、家庭紡織業是什麽時候出現的歷史紡織與印染技術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早在原始社會時期，古人為了適應氣候的變化，已懂得就地取材，利用自然資源作為紡織和印染的原料，以及制造簡單的紡織工具。直至今天，我們日常的衣、某些生活用品和藝術品都是紡織和印染技術的產物。
中國機具紡織起源於五千年前新石器時期的紡輪和腰機。西周時期具有傳統性能的簡單機械繅車、紡車、織機相繼出現，漢代廣泛使用提花機、斜織機，唐以後中國紡織機械日趨完善，大大促進了紡織業的發展。
紡織原料多樣化
古今紡織工藝流程和設備的發展都是因應紡織原料而設計的，因此，原料在紡織技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古代世界各國用於紡織的纖維均為天然纖維，壹般是毛、麻、棉）三種短纖維，如地中海地區以前用於紡織的纖維僅是羊毛和亞麻；印度半島地區以前則用棉花。古代中國除了使用這三種纖維外，還大量利用長纖維——蠶絲。
蠶絲在所有天然纖維中是最優良、最長、最纖細的紡織纖維，可以織制各種復雜的花紋提花織物。絲纖維的廣泛利用，大大地促進了中國古代紡織工藝和紡織機械的進步，從而使絲織生產技術成為中國古代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紡織技術。
紡織業在中國是壹個勞動密集程度高和對外依存度較大的產業。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和出口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的持續穩定增長對保證中國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平衡、人民幣匯率穩定、解決社會就業及紡織業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