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如果考慮到佛經原始語言(Prakrit)的情況，我們也許就不會掉進這個經典梵語的陷阱了。按巴利文規則，位於音節開頭的復輔音st-要變成tt-，所以梵文的在巴利文是，梵文的kapilavastu在巴利文是kapilavattu。以此考慮，我們應該相信“舍衛”和“迦維羅衛”的“衛”實際上對應的是巴利文的vat(-t)而不是梵文的vas(-t)。“舍衛”舊又譯“舍婆提”(*a-ba-di)或“屍羅跋提”(*i-la-bat-di)，“迦維羅衛”舊又譯“迦維羅越”或“迦維羅閱”(*ka-vi-la-vat)，都指向巴利文的讀法，也就是說，平聲字“婆”和入聲字“跋”、“越”、“閱”都表示詞中並沒有壹個充當“去聲韻尾”的-s。再多看幾個梵漢對音的例子：譯作“分衛”，其中“衛”(*vat)相當於pt;dnapati譯作“檀越”，其中“越”(*vat)相當於pat;uddhodana譯作“閱頭檀”，其中“閱”(*vat)相當於ud——這裏面哪裏有“韻尾-s”呢？因此我們可以有絕對的把握說，“衛”在佛經中實際代表的是vat，蒲立本及後來學者構擬的-s是不能在梵漢對音中取得證明的。
運用類似的思路我們再考慮壹下人們為上古以母（喻母四等）構擬的l-。自蒲立本提出上古以母接近於或者l的假定之後，人們又在藏文和古越南語中見到了同類現象的影子，而對以母古讀的構擬也逐漸趨向於l-。（註：這方面的詳細介紹見丁邦新、孫宏開主編的《漢藏語同源詞研究（壹）》，廣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6頁以下。）不過，人們在論述中遞相征引的番漢對音證據只有壹條，相關的對音字也只有壹個“弋”：
烏弋山離＝Alexandria
人們認為“弋”在這個詞裏的對音是lek，甚至有人據此單文孤證宣稱漢代的以母字都念l-。為了檢驗這個譯例，我們到早期的佛經對音裏去看壹看。
可以確定的是，佛經對音裏所有的l-都是用來母字對譯的，並沒有壹例用以母字譯l-。如上所述，比較常見的情況是以母相當於梵文的或j-，除此之外也還有壹些用以母字譯y-的例子，如“由”(*yu)相當於yu（那由他：nayuta）或者相當於yo（由延：yojana)、“耶”相當於ya（pí＠①舍耶：vijaya），等等。的確，佛經對音中以母字的用法略顯混亂，不易從音理上逐壹解釋清楚，但是我們看到所有的譯例（、j、y)都暗示著它是壹個舌面音，它最有可能是y-，即使不是y-，也壹定與作為舌尖中音的l-差得很遠。具體到“烏弋山離”，我覺得把它認作Alexandria的譯名並不穩妥。首先，人們大概都相信其中的“山”(*an)對譯的是sand，雖然漢譯省略了n後面的d，這並非全然無據可援，（註：比較晚近的例子如Samarkand譯“撒馬耳幹”，Tashkend譯“塔什幹”，詞尾的-d都被省略了。）但以譯s在當時畢竟極其少見。“山”的譯音既不可靠，“弋”的譯音更不可解。我們知道，漢語以母（弋）在中古時期讀y-[j-]是無需質疑的，而在上古時期，確切地說是在大批造出漢字的前上古漢語(Pre-Archaic Chinese)時期，它頻繁地和定母字(*d-)出現諧聲關系也無需質疑。按照語言學常識，d＞y的演化是正常的，而d＞l＞y的演化就不大正常了。盡管l-假說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費了很大的力氣要把這種演化解釋得合乎音理，但我仍然認為，音理解釋無論多麽完美，其價值也比不上文獻的直接證明。辛辛苦苦思考了許多年，壹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猜測全被推翻，發生在名家身上的此類事例我們見得太多了。
查《後漢書·西域傳》，我們還可以找到壹個帶“弋”字的譯名——粟弋，這就是《周書》裏說的“粟特國”。從“特”(*d)字考慮，我們可以想到“弋”在公元前2世紀西域初通時的聲母必是d-，全詞依對音慣例大約是*sugdak，恰合於突厥“闕特勤碑”銘文的soзdak。粟特文獻稱自己為sugd、波斯銘文稱之為sugude、希羅多德《歷史》稱之為suguda，（註：更多的詞形見黃振華《粟特文》，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無不表明“弋”字的古聲母是d-，甚至現代英法諸文字的Sogdiana也可為此提供佐證。例外的現象只有《大唐西域記》中記載的“sū＠②利”，這好像是巴列維語sulih的對音，不過這個譯名出現的年代太晚，大概誰也不會相信以母的“弋”在唐代還讀lik。（註：參看馮承鈞《關於西域語之討論——馮子衡致方欣安書》，《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商務印書館，1962年。）結合梵漢對音的情況來看，我們顯然應該支持傳統的結論，認為後漢三國時期的以母y-是從三四百年前的d-變來的，而構不成對音規律的、沒有其他資料支持的“烏弋山離”不能用為上古漢語以母讀l-的證明。
三
“烏弋山離”這個譯名可以把我們的思路帶入壹個更為廣闊的領域。在使用這條材料前我們還應該考慮壹下，《漢書·西域傳》裏的烏弋山離真的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那個亞歷山大城麽？
現代英語中的Alexandria壹般用以指非洲北部的那座亞歷山大古城，這座城的遺址已於上世紀下半葉在埃及水下發現，而《漢書》所記的烏弋山離則在條支（敘利亞）以東，大約位於今天的伊朗南部，與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相距遙遠，其非壹地自屬無疑。當然，地點不同不見得使用的名稱壹定不同，事實上我們也不完全否認它可能和古代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東征時所建的亞歷山大城有關，但是古書所載的烏弋山離和亞歷山大的異稱卻使我們今天很難把它們混同起來。《漢書》烏弋山離在《魏略·西戎傳》簡稱為“烏弋”，《魏略》又說“烏弋壹名排特”。（註：沙畹在1905年的T'oung Pao上分析了這則史料，未敢肯定烏弋山離為Alexandria的譯音。見馮承鈞譯《魏略西戎傳箋註》，《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第52頁。）我不知道“排特”的原型是什麽，但它不是“烏弋山離”的譯音則是可以肯定的。至於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史記》寫成“犁軒”，《漢書》寫成“犁qián＠⑤”，《後漢書》寫成“犁犍”，和“烏弋山離”迥然有別。伯希和對這壹古城考訂精審，惟斷“犁qián＠⑤”即為Alexandria的譯音，在語音學上難以講通。事實上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惟壹壹個在地理和語音上都合於埃及亞歷山大城的是《那先比丘經》中的“阿荔散”，（註：伯希和：《犁qián＠⑤為埃及亞歷山大城說》，馮承鈞譯文，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第34頁。 ）只不過細究“阿荔散”(a-le-san)的對音，與其說它近於英語的Alexandria，還不如說它近於後代意大利語的Alessandra。總之，與Alexandria完全吻合的譯名我們至今好像在早期漢文典籍中還沒有找到。
除“烏弋山離”之外，“jì＠⑥賓”這個譯名也有同樣的問題。自蒲立本以後，人們每每認為“jì＠⑥賓”是Kashmir（克什米爾）的對音，並以“jì＠⑥”譯kash來作為古去聲字帶-s韻尾的證據。首先我覺得，人們引及的Kashmir只不過是個現代英語形式，若依梵文，至少應該使用（唐譯“迦濕彌羅”）；其次，若以“jì＠⑥”為kash音譯，則必以“賓”為mir音譯，即使前壹例或可勉強講通，但後壹例卻明顯不合情理，因為我們很難在古書中找到足夠的證據來支持m=p這樣壹條譯音規則，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解釋古人為什麽不把“jì＠⑥賓”譯成對音更為嚴整的“jì＠⑥密”。烈維和沙畹曾指出，“jì＠⑥賓”按對音慣例應該是Kapil(a)或Kapir(a)，這個譯名比較近似於托勒密地理的Kasperia。（註：烈維、沙畹：《jì＠⑥賓考》，馮承鈞譯文，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第58頁。）
《漢書·西域傳》說jì＠⑥賓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憑這樣的記載我們壹時還很難在地圖上確定古jì＠⑥賓的準確位置，但設想它在今克什米爾壹帶當無大差，有的人認為即希臘人所說的Kophen，地在今喀布爾河流域，這種意見曾遭到烈維和沙畹的反對，但後者也僅僅是壹家之言，因為《魏書》以後的記載都顯示出jì＠⑥賓與克什米爾無關。事實上，jì＠⑥賓的地望和原始詞形都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它不宜用作上古語音考據的資料，即使希臘文Kasperia的詞形確與克什米爾壹帶的原詞有直接淵源關系，我們似也不能保證那個未知的原形*kasper不會在附近的某地依巴利語規則變作*kapper。
另壹個不成功的例證是鄭張尚芳提出的，他註意到隋代東羅馬史書稱中國為Taughast，於是他認為這是“大魏”的音譯，從而以“魏”譯ghas來證明漢語去聲曾有過-s韻尾。（註：鄭張尚芳：《漢語聲調平仄之分與上聲去聲的起源》，《語言研究》1994年增刊。）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有資格稱為“大魏”的只有北朝的拓跋魏，但拓跋魏建國已是公元5世紀的事，距離齊永明年間沈約等人明確闡述四聲概念僅數十年，應該說，以音調高低為基本特點的漢語四聲在那時已經形成了，前上古時期的去聲-s韻尾不可能壹直存在到那麽晚的時候，何況我們還沒有充分的證據回答這樣的問題——Taughast真的是“大魏”的對音麽？
其實從18世紀歐洲人開始研究中國的時候起，Taughast的語源問題壹直就是個懸案。這個名詞最早出現於公元7世紀，突厥文碑銘寫作，東羅馬史書中相應的形式是Taughast，元代以後的習慣漢譯是“桃花石”。“桃花石”指的是中國，這毫無疑義，但關於其語源則眾說紛紜，粗算起來，即有“唐家”、“大夏”、“吐蕃”、“大魏”等等，而為多數學者接受的則是伯希和提出的“拓跋”。（註：伯希和：《支那名稱之起源》，馮承鈞譯文，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壹編，第36頁。）當然，不管是“唐家”、“大夏”、“吐蕃”還是“拓跋”，都既沒有文獻對譯的實證，也沒有嚴整的對音規律可循，這不過是人們在猜測了漢字古音的基礎上再來猜測其語源，鄭張先生不應該以其中壹個猜測出的語源為基礎反過來再猜測漢字古音。
按常理說，番漢對音研究應該在文獻學和歷史地理學考據之後才有條件進行，不過早期的歷史文獻資料保存到今天的畢竟太少，這使得人們在從事文獻學和歷史地理學考據時也常有捉襟見肘之感。我們知道，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地下庫藏出土，文獻資料不足的遺憾是無法彌補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傳統的考據原則就是所謂“有壹分材料說壹分話”，而今天則不然，學界明顯在以“有壹分材料說十分話”為時尚，甚至令人覺得是“為賦新詩強說愁”了。為了彌補實證的不足，人們在利用番漢對音研究上古漢語時不得不引入大量的“音理分析”手段，以至發展到寧信音理也不信實證的地步。我們舉壹個例子。據《漢書·匈奴傳》可知匈奴謂天為“撐犁”，文獻學考據已經證明這個詞即是突厥語的tengri（騰格裏），其中“撐”對譯teng，這在我們知道“古無舌上音”之後本不再需要什麽論證，可是若依蒲立本的辦法，問題就復雜多了。他已預先假定“撐”字在漢代的聲母是復輔音thl-，因為他認為只有thl-演化成後來的卷舌塞音才是合乎音理的，這樣，他就不得不再在沒有實證的基礎上假定匈奴語的teng原先是個帶復輔音的*treng，以求解釋漢字“撐”(*thleng)的對音，然後再在沒有實證的基礎上假定匈奴語的*-r-在後來丟掉了，以求解釋突厥語teng的讀音——繞來繞去，這是何苦呢？
我無意貶低上古漢語研究中的音理分析，在這裏想強調的只是，音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