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淦林，現任復旦大學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新聞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學時曾在先生任教的陽明中學（現吉安壹中）就讀。2008年9月，丁先生返回母校時，深情地回憶起和王泗原先生的師生情：“當時學校裏壹些老師的行為和人品對我影響頗深。他們是典型的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性格鮮明，不求聞達，但學問過硬，功底紮實……還有王泗原老師，講授語文，壹絲不茍。我原來對語文興趣不是很大，王老師在改作文時，把我叫在壹旁，壹字壹句細致地指出問題所在，還教導說，作文就是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寫在紙上。王老師的指點使我的語文水平日益見長，學習興趣也越來越濃。解放後，王泗原老師被請到了北京，專門編審語文教材。他精通古典文獻，曾參與《辭源》的審稿，出版了《楚辭校釋》和《古語文例釋》等專著，頗受葉聖陶先生的賞識，幾次催他出書，還專門為書題名。我們壹直保持著聯系。每次出書，他都會寄我壹本，還附信寫出書的感受想法。”丁淦林說，母校的老師們就是那種知識分子，默默無聞、紮紮實實地做學問，不求聞達。這些知識分子憂國憂民，心系祖國，對民族文化有深厚的感情，總是想要讓國家發展好。
附：
音谷談往錄——王泗原
——王湜華
王泗原先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資深語文老編輯，堪稱聖陶仁丈的左臂右膀之壹。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即與家父交往至深。於楚辭的研究，尤有獨到之處。每次來看望家父，總要靜坐細談移晷，然後離去。家父十分敬重他。
1954年，泗原先生的《離騷語文疏解》壹書出版之前，曾拿手稿來請家父過目，家父壹讀之下，欽敬不已，未提任何意見，只是對原有的副標題《與郭沫若同誌商榷》提了壹下，建議刪去。泗原先生欣然接受，刪去。所以出版後贈書，他的題款是，“持謝伯祥先生，並請指正。泗原，壹九五四年八月”。後來與他談起這本書，他還自豪地告訴我，這是壹本絕無錯字的書，因為從頭至尾壹二三校，都是他壹個人經手的。由此不難看出，他工作態度壹向是多麽認真仔細。教育出版社是出版教科書的，那個時代教科書是能作到無錯字的，其中有多少像泗原先生這樣的編輯，付出了多少艱辛勞動啊！
泗原先生的祖父王邦璽先生，是清同治乙醜（1865）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守冷官之位長達二十年之久，卻與中法戰爭中援臺事件有著重要關系。我曾撰文，1994年發表於《傳統文化研究》第三輯，茲不贅。編者特加編者按，在引了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裏的壹段話後寫道：“王邦璽就是這樣有脊梁的中國人。特刊此篇以煥發其光耀，對當代人也必將有所激勵。”這樣壹位真正的愛國者，長期默默無聞，而其人格之光輝，在泗原先生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他壹輩子艱守清貧，家壹直住在西城丁章胡同的壹所小破院裏的小小三間東屋，朝西，真所謂冬寒夏炎。直到生活實在難以自理時，在女兒強令下，才接到女兒家住。穿的總是那麽儉樸，只要還能穿的，壹定繼續穿，新的女兒遞到手裏也不穿。他壹生始終這樣，真是我們民族艱苦樸素的優秀典範。
泗原先生的又壹部力作是《古語文例釋》，是他用壹輩子鉆研古語文的心血撰寫而成的，讓人心服口服的巨著。他曾與聖陶丈口述其內容，聖陶丈極力慫恿他寫成書，並為他題寫了書名。這部書的學術價值，我認為，將是今後幾代人用之不盡的古語文寶庫。張中行先生，也只有張中行先生，才能寫該書的書評，稱之為“厲兵秣馬”，壹點也不過分，而實在還難以涵蓋之。
他祖父有兩部著作存世——《貞石山房奏議》與《貞石山房詩鈔——釋簪草》，到泗原先生晚年，已只有當年捐贈北京圖書館的壹部還存世，成了孤本。泗原先生通過館長特批，借了出來，手鈔壹部。然後又自費由自己所在單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只印了三百部，總算沒要他掏書號錢，已算是十分照顧他了。此時已趕上電腦排版的時代，書中不少字必須拼湊，十分難看，難能盡如先生之意。我深深為先生的精神所感動，並在先生親自指導下，撰文介紹邦璽公。但先生還壹定不許在文中提到他。先生就是這樣謙虛為懷，只幹實事，不圖名利。
如果為祖父著作留存，也算是私心的話，那麽為劉鐸劉淑父女出詩文集，則當更能說明問題了。劉鐸是明末被皇帝冤殺的，劉淑是抗清的民族女英雄，只是他隔了幾百年的鄉先輩而已。先生又是自費印書，親自校對。遺憾的是，等書出版，先生卻已作古了！
這樣壹位專門利他，壹心為公為國家的先生，真應該成為世代人學習的榜樣啊！
讀王泗原《古語文例釋》
——張中行
壹
我結識王泗原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以後壹直在壹起從事有關語文的工作。依世風，可以稱他為老同事，或近壹些，熟朋友，但都不妥，因為前者太泛，後者太輕。應該稱為畏友。拙作《負暄續話》有壹篇提到他就是這樣稱呼的，那裏說：“王先生是我的畏友。小畏是他的治學，深入而精粹，不吹吹拍拍，華而不實。大畏是他固執，嚴謹，有所信必堅持到底，有時近於違反常情也不在乎。畏，就因為有不少我認為可學的，我學不了。”其時他的大著《古語文例釋》還沒出版。可是《離騷語文疏解》早在三十年前就問世了，我讀過，說他治學深入而精粹，根據的壹部分就來自這本書。王先生寫零碎文章不多，勤學少作，正是嚴謹的壹種表現。但不是不作，而是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壓到古人。如這本《古語文例釋》就是這樣，四十萬言，用了四十多年的時間和精力，像是很慢，其實不然，因為分量太重。重，可以由兩個方面看，壹是不讀書破萬卷就寫不出來，另壹是有所論述，幾乎都可以解前人之惑，成為定案。出版後給我壹本，我打開看看，有知書之明，決定用較長的時間啃。暑中得暇，壹***讀了半個多月，勉強完了。想想，還是只能算作走馬看花，並沒往裏鉆。也不敢鉆，因為，即如對於其中的有些則，確辨是非，就不只要思，而且要考，這就不能不往古籍的大海裏跳。為學力和時間所限，我不敢跳，也就只好安於浮光掠影。但獲得，或說深的印象，終歸是有的。這所得，我想，對於想親近或不得不親近古典的人(數量不會很少)還會有些用。本諸“己欲達而達人”之義，寫出來，用意可以說得形象壹些，是：有誰想走上古典的征途嗎？請先細心讀讀這本書，當作厲兵秣馬，以免倉卒登程，碰到小小坎坷就摔倒在地。
……
六
依世風，也要說說不足的壹面，以表示不偏不倚。但這很難，因為王先生的學風是嚴謹，恪遵繩墨，磨磚對縫，還想從中找點缺漏就不容易了，何況我的學力，以及在這本大著上用的功夫，都有限。但應制文還是不得不作。挖空心思，只想到兩點：壹是有極少數講法，可信的程度差些，應該說是可商；二是有極少數講法，像是證據還不夠充分，應該再補充些材料。
前者，可以舉以下幾則為例：
(壹)457頁“詩雞鳴所詠者何”壹則，“匪雞則鳴，蒼蠅之聲”，王先生說：“竊以蠅字乃（圭黽）之誤。蒼蠅即今語青蛙。蛙聲閣閣，似雞鳴也。”案此說始於明朝晚年焦<SPS=1319>，《義府》卷上“蒼蠅之聲”條說：“焦淡園謂，蠅字乃（圭黽）字之誤，誠然。”以下引《漢書·王莽傳》“紫色（圭黽）聲，余分閏位”，並進壹步說《詩經·小雅·青蠅》的蠅也是（圭黽）之誤。但這種說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同意，說是“穿鑿附會”。其後，錢熙祚還舉出理由駁：“《齊風》‘蒼蠅之聲’末章明言‘蟲飛薨薨’。《小雅》‘營營青蠅’，《傳》：‘營營，往來貌。’《說文》作‘營營’，訓小聲也。鄭《箋》雲：‘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其為蠅可知。焦淡園謂《雞鳴》之蠅乃（圭黽）字，荒經蔑古，明人惡習。黃氏反引《王莽傳》‘紫色（圭黽）聲’以證之，並欲改‘青蠅’之‘蠅’。（圭黽）非上樹之物，而雲止棘、止樊、止榛，豈非笑柄？”(《義府跋》)可見這說法還有爭論，所以可商。
同樣情況是342頁“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壹則，王先生說鑿是酒器，<SPS=1789>之誤，也可商。因為還有另外的猜測，見於《義府續貂》，說是蔽膝，黻之誤。
(二)40頁“漢高之法三章是否殺人傷人及盜”壹則，王先生主張三章，壹是殺人者死，二是傷人及盜抵罪，三是余悉除去秦法。這也可商，因為法是要守的，犯則治罪，余悉除去秦法用不著守，也無所謂犯，與殺人、傷人、盜的性質不同。
(三)26頁“子所雅言章舊讀誤”壹則，王先生說應該這樣斷句：“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樣變，意思與傳統讀法無別，只是感到，壹，念到詩書那裏站不住，二，“皆”字有點突如其來。至於王先生提到的疑難，“若以‘所雅言’統詩書禮，則‘皆雅言也’為贅辭”，似乎同壹意思重復說，古書中並不罕見。
後者，可以舉以下兩則為例：
(四)323頁“主臣之語舊解多誤”壹則，王先生說誰都講不清楚的“主臣”乃“臣以”之誤。但古書中“主臣”的說法不壹見，何以“臣以”都誤成“主臣”？又，“臣以”並不是處處可通，如馬融《龍虎賦》的“莫不主臣”就代不進去(王先生說是“必為訛字”)。總之，雖可備壹說，卻終嫌證據不夠充分。
(五)321頁“除某官之除1日解誤”壹則，王先生說“竊謂除某官之除乃階除義之引申”。是否如此？總感到再加些證據才好。
最後說幾句跳到圈外的話。這年頭，按部就班上學，讀，死心塌地求知，如還有些人，是愚公，因為費力很多，或有失而無得；在古典的大海中求知，並想考辨，解決壹些疑難，為後學鋪路，如王先生，是超級愚公，因為常常是，用千鈞之力，所得也許只是滄海之壹粟。但山總是愚公移的。由成就方面看，王先生這本《古語文例釋》就是移了山。現在人都忙，忙於求或忙於看，惟恐其結果就連有移山之舉也不知道，所以我偷閑寫了以上這些，用意是提醒壹下，至少是與古典有較多關系的，不要“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