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駢文的形式主義弊害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因而也不斷有人出來加以反對。早在西魏文帝時，大臣蘇綽就曾模仿《尚書》的誥命體制寫過壹篇替皇帝祭廟用的《大誥》，圖以商、周的古奧文體取代駢體，但並未奏效。隋文帝時，曾下詔規定“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棄絕華綺”，還將“文表華艷”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付所司治罪”。當時的李諤上書隋文帝，對齊、梁以來“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壹韻之奇，爭壹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的浮靡文風作了嚴厲的批判。但他們還未從根本上反對駢文的形式，因而也未能止住駢文發展的勢頭。到了唐代，駢文依然盛行不衰。唐初魏征曾稱梁以後的駢文“意淺而繁”，“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是“亡國之音”(《隋書·文學傳序》)。
“四傑”中的王勃、楊炯等人也提出了改革文風的要求，楊炯在《王勃集序》中曾指出當時的文壇“爭構纖微，競為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聞”，並稱王勃“思革其弊，用光誌業”。武則天時代的陳子昂更進壹步明確地提出了“復古”革新的主張，他的著名的《與東方左史虬修作篇序》在理論上對古文運動有著直接的影響。他的論事書疏文章“疏樸近古”，盛唐蕭穎士自稱“凡所擬議，必希古文”。在創作實踐上，陳子昂也是唐代第壹個學西漢文辭的人。所以韓愈高度評價他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薦士》)隨著越來越高地反對浮靡文風的呼聲，壹場文學改革運動勢在必行了。
然而積重難返。盡管浮靡文風壹次次地受到沖擊，盡管當時用散體文寫作的人越來越多，出現了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壹大批古文運動的先驅者，但直到中唐時期，駢文仍然保持著相當的勢力，頑固地占據著地盤。柳宗元曾描繪當時駢文四六為人所贊賞的情形道：“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奔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乞巧文》) 由反對浮華輕艷的文風到明確唾棄駢體。雖勢單力薄，缺乏成功的創作實踐，不能動俗，卻為韓、柳古文運動做了必要的準備。直到韓愈、柳宗元出來倡導古文運動，才給了它致命的打擊。
韓愈、柳宗元反對駢文，提倡古文，在當時是經過了壹番艱苦鬥爭的。韓愈在《與馮宿論文書》中自述他寫作古文為人所不容的情況道：“仆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怪之也。”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也記述了韓愈與“流俗”針鋒相對進行鬥爭的遭遇：“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但經過這樣激烈的交鋒，形勢終於出現了變化。韓愈的弟子李漢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極其簡要地概括了這場鬥爭的經過及結果：“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在韓、柳及其門人、追隨者頑強鬥爭和不懈努力下，不斷壯大了古文運動的隊伍和聲勢，終於在與形式主義文風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
為了同長期盛行的駢文相對抗，韓、柳搬出了駢文興起以前的先秦兩漢散文傳統作為武器。韓愈在《答李翊書》中主張“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誌不敢存”，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主張取道應本之五經，為文應參以孟、荀、莊、老諸子和《榖梁傳》、《國語》、《史記》等著作，實際上就是要求繼承古代早期散文的優良傳統，借“復古”以行革新。稱散文為“古文”，稱這場革新為“古文運動”，正是打這裏來的。
古文運動，不僅僅是壹種文體的革新，它的目標，包括“道”和“文”兩個方面。韓愈的古文理論主張。第壹點是文以載道。他提倡古文緊緊圍繞復興儒道，提出儒家的道統說，以繼道統自居。他的提倡儒道既有嚴格維護封建等級壓迫制度的壹面，也有針對現實，解決現實矛盾的壹面，如以大壹統反對藩鎮割據，以儒道排斥佛、道二教，解決二教的擴張加重了人民負擔的問題等。因此他的古文理論首先是解決文與道的關系，文章與政治、世教的關系。道是目的，文是手段。第二點提出不平則鳴的主張，這為他的古文理論增添了活力，開拓了古文反映現實的領域，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和戰鬥性。第三點提出作家的修養和文氣說。強調作家要有思想修養的根底，認為有養才能有“氣”，有“氣”才能恰當的運用語言。這是他的古文創作論，同時也進壹步解決了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第四點提出了新的散文標準。他舉的旗幟是復先秦兩漢散文之古，實質上是繼承先秦兩漢傳統，吸收當代文法語言，創造出壹種較通俗的富有表現力的中古散文。他的這種散文主張為中古文即唐宋文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韓愈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誌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
柳宗元的古文運動理論。他主張“文者以明道”這與韓愈的文以載道在原則上並沒有什麽差別，不過二人所言的“道”的具體內容並不全同。柳宗元由於思想上具有樸素唯物論傾向，政治上屬於革新派，他所稱的“道”也含有更為進步的內容。在歷史發展觀上，柳宗元認為歷史的發展決定於歷史客觀發展中自然形成的“勢”，而不決定於“聖之意”。即發展的根源在客觀現實中，而不是在聖傑的頭腦裏。在社會的治亂觀上，他認為社會安危在人而不在天，“受命不於天，於其人”，帝王的保持帝位，並非有什麽天意，而在於人心的向背。所以他的“道”更強調濟世拯溺，也就是解除人民疾苦，使社會安寧的意義。所以他說“道之及，及乎物而己矣”。要便道及物，即作用於社會與人民。他還明確提出“以生人為己任”。“生人”即“生民”指百姓。其次，與“文者以明道”相關，柳宗元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主張文章必須“有益於世”，反對那種只“務采色、誇聲音以為能”的無益之文。第三，在以內容為基礎的前提下，重視藝術性。認為“言之不文則泥”，就是不能流行。又說言辭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不足以聳動時人視聽，使後學景仰，而達到“立言不朽"，也是君子所不取的。
值得註意的是，他們都認識到“道”是通過“文”表達出來的，“文”是用來表達“道”的，這就涉及到文章內容和形式的辯證關系。對散文寫作來說，也就是要求思想內容充實，言之有物，語言文辭自然並富有表現力，為表達思想內容服務；不僅要從思想內容上扭轉長期以來流行的華而不實的浮靡文風，而且要從語言形式上扭轉越來越脫離口語的駢偶傾向。韓、柳等人都寫了許多內容比較實在、語言比較接近口語的散文作品，實踐了他們的理論主張。
韓愈、柳宗元在貞元、元和年間倡導古文，逐漸形成壹支有相當勢力的隊伍，又有系統的明確的古文理論和成功的古文創作實踐，遂打破了駢文的統治局面，使古文復興於文壇。
韓愈的散文創作。他的文章眾體兼備，每種體裁中都有佳篇。大致可以分為五類：第壹類是論說文。他的論說文大都有現實的針對性，勇於提出壹些大膽的見解，理直氣壯。壹般說來，文章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具有邏輯說理的力量。突出的如《原道》、《師說》等。這壹類中還包括—種小品式的論說文，短小精悍，意趣橫生，嚴肅的道理而出以巧言妙構。如《獲麟解》、《雜說》等。它們本質上屬於論說，就其文章表現形式說，也可以另立壹類，即小品雜文。第二類是敘事文。這類文章繼承了《史記》等記事的優良傳統，善於選材，工於描寫，能刻畫出人物形象，還往往融議論、敘事、抒情於壹爐，增強思想性和感人力量。突出的如《張中丞傳後敘》。第三類是抒情文。這類文章往往善以瑣事敘情，文筆樸實而楚楚動人。突出的如《祭十二郎文》。第四類是應用文，即書信贈序壹類作品。這類作品往往寫得很活，不拘壹格，就人就事生發，表現作者的觀點和思想態度。如《送董邵南遊河北序》、《送李願歸盤谷序》、《應科目時與人書》等。第五類出以諧謔的雜文。這類文章是繼承東方朔《答客難》等恢諧幽默的文章體格，而自出機杼，以有趣的文筆發泄心中的牢騷怨怒。如《進學解》、《送窮文》、《毛頹傳》等。
柳宗元的散文創作。第壹類是論說文。他的論說文的主要特點是思理細密、論證有力而筆鋒犀利。《封建論》可為代表。第二類是傳記文。他的傳記文明顯的分為兩種，壹種是重在傳述人物的事跡，如《段太尉逸事狀》寫段秀實制暴護民的卓異行為，《童區寄傳》寫少童的智勇故事。另壹種是借為人物立傳而發揮政理。所取的人物大都是市井與鄉野的下層人民，但著眼點是這些人物的品格、技能與政理相通的部分，擇其足以發揮治道之處落筆。如《梓人傳》通過給指揮營造的梓人立傳，發揮做宰相的原則，《種樹郭橐駝傳》通過為種樹者立傳發揮洽民的道理。第三類是寓言小品。先秦諸子散文和歷史散文中寓言甚多，但大都是文章中的個別組成部分。梯宗元繼承了這壹傳統而加以發展，單獨成篇，使之成為壹種獨立文體。他的寓言小品都是針對社會中某種現象構想成文，寓深刻的教訓或諷刺意義，形象鮮明生動而富於戰鬥鋒芒。突出的如《三戒》、《羆說》、《蝜蝂傳》等。第四類是山水遊記。代表作是“永州八記”。其特點之壹，是能描繪出永州山水的奇景勝境，八篇遊記所寫之景各有其特異之處，不相雷同。特點之二，是在景觀描寫中滲透進詩人的身世之慨和高尚的情操，茅坤所謂“吐胸中之氣”，這使他的山水遊記流註入的感情，分外增加了動人的力量。
總之，唐代古文運動在我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的主要貢獻，就是扭轉了長期統治文壇的形式主義潮流，繼承了早期散文的優良傳統並有所創新和發展，從而開創了散文寫作的新局面，撥正了古代散文的發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後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運動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經過壹場古文運動，文壇上就再也不會出現形式主義逆流了。實際上，韓柳之後，唐代古文運動的壹般發展情況，大致有兩種趨向：壹是以李翺為代表的偏於闡道，反映現實的範圍窄了，壹是皇甫湜、孫樵等的“趨怪走奇”，使文章晦澀難曉，這都是不利於古文發展的。至晚唐，出現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筆鋒犀利，為晚唐文壇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華艷的文風又壹次泛濫，北宋真宗年間還出現了以楊億、劉筠等人為代表的西昆派，“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唐代的詩人特別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聞名的偉大詩人，除他們之外，還有其他無數詩人，象滿天的星鬥壹樣。這些詩人，今天知名的就還有二千三百多人。他們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詩》中的也還有四萬八千九百多首。唐詩的題材非常廣泛。有的從側面反映當時社會的階級狀況和階級矛盾，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有的歌頌正義戰爭，抒發愛國思想；有的描繪祖國河山的秀麗多嬌；此外，還有抒寫個人抱負和遭遇的，有表達兒女愛慕之情的，有訴說朋友交情、人生悲歡的等等。總之從自然現象、政治動態、勞動生活、社會風習，直到個人感受，都逃不過詩人敏銳的目光，成為他們寫作是題材。在創作方法上，既有現實主義的流派，也有浪漫主義的流派，而許多偉大的作品，則又是這兩種創作方法相結合的典範，形成了我國古典詩歌的優秀傳統。
唐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唐代的古體詩，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兩種。近體詩也有兩種，壹種叫做絕句，壹種叫做律詩。絕句和律詩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詩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這樣六種：五言古體詩，七言古體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古體詩對音韻格律的要求比較寬：壹首之中，句數可多可少，篇章可長可短，韻腳可以轉換。近體詩對音韻格律的要求比較嚴：壹首詩的句數有限定，即絕句四句，律詩八句，每句詩中用字的平仄聲，有壹定的規律，韻腳不能轉換；律詩還要求中間四句成為對仗。古體詩的風格是前代流傳下來的，所以又叫古風。近體詩有嚴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稱它為格律詩。
唐詩的形式和風格是豐富多彩、推陳出新的。它不僅繼承了漢魏民歌、樂府的傳統，並且大大發展了歌行體的樣式；不僅繼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詩，並且發展為敘事言情的長篇巨制；不僅擴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運用，還創造了風格特別優美整齊的近體詩。近體詩是當時的新體詩，它的創造和成熟，是唐代詩歌發展史上的壹件大事。它把我國古曲詩歌的音節和諧、文字精煉的藝術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古代抒情詩找到壹個最典型的形式，至今還特別為人民所喜聞樂見。但是近體詩中的律詩，由於它有嚴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詩的內容受到束縛，不能自由創造和發揮，這是它的長處帶來的壹個很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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