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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派的易學研究

古史辨派是活躍於本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界的壹個重要學術流派,其宗旨是運用近代科學知識和方法,疑古辨偽,揭示有關中國上古史記載的真面目。它肇端於1923年在《讀書雜誌》上進行的長達九個月的古史討論。而由於“古書是古史材料的壹部分,必須把古書的本身問題弄明白,始可把這壹部分的材料供古史的采用而無謬誤”。所以,隨著討論的進壹步深入,辯證古代文獻資料之年代及真偽等問題,便也成為該派古史討論的主要內容之壹。

1929年,顧頡剛在《燕京學報》發表《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壹文,對《易經》的成書年代及《易傳》中涉及上古史的部分材料進行了考辨,引起廣泛的註意。錢玄同、胡適等紛紛撰文與之討論。顧先生的弟子李鏡池也沿著顧氏的思路,對《易傳》的成書進行了全面的探討。於是形成了壹股不大不小的易學研究熱潮。1931年,顧氏將1926年12月至1929年12月間有關易學討論的16篇文章,與有關《詩經》的討論文章合編為《古史辨》第三冊出版。顧氏在該書“自序”中指出,這些文章的編纂,目的是要“打破漢人(指漢代經學家——引者)的經說”,“破壞其伏羲神農的聖經的地位而建設其蔔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於《易》上下經”。總之壹句話,就是“從聖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籍”。可見,這些辯證都是針對著傳統易學而來的。

如所周知,傳統易學向來有“人更三聖,事歷三古”之說,所謂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孔子作傳。在其看來,《周易》(包括經傳)成書於多位聖人之手,滲透了多位聖人的心血。因此,在經學史上,它始終穩居思想學術的核心地位,受到歷代經學家的尊崇和維護。但古史辨派認為,古人的這種觀點,證據不足,值得懷疑。“打破漢人的經說”,無疑是要剝奪傳統易學賦予“三聖”的《周易》制作權。“破壞其伏羲神農的聖經的地位”,則使傳統的八卦起源說重又成為壹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建設其(指《易經》——引者)蔔筮的地位”,則意味著歷代經學家從卦爻辭中發揮出來的微言大意都是毫無根據之談。“辨明《易十翼》的不合於《易》上下經”,則無疑於宣布,二千多年來經學家所遵循的“以傳解經”的研究模式從壹開始就是誤入了歧途。可見,古史辨派的研究,使傳統易學中本來都有定論的成說均成為不足憑信的東西,也使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都成了問題。對於傳統易學而言,這種“破壞”無疑是毀滅性的。

綜觀古史辨派的易學研究,他們涉及的問題雖然很多,但歸結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周易》經傳的成書年代和作者,《周易》經傳的性質及關系,孔子與《周易》經傳的關系,《周易》壹書的結構等。

史辨派的易學研究,目的是要“打破漢人的經說”,“破壞其伏羲神農的聖經的地位而建設其蔔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於《易》上下經”。壹句話,就是“從聖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籍”。應該說,他們的研究基本上實現了自己的目的。對《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的梳理,對《周易》筮辭與甲骨蔔辭的比較,對《周易》壹書的編纂過程的研究,揭示了其蔔筮的本來面目;對《經》、《傳》性質的探討,對《經》、《傳》兩種古史觀的比較,辯明了《易傳》的不合於上下經;對“聖人觀象系辭”說的考證,破壞了伏羲神農的聖經的地位;對於《易傳》成書年代的考證,剝奪了孔子的《易傳》著作權。總之壹句話,在古史辨派看來,《周易》經傳與傳統所謂的三位聖人沒有什麽關系。真可謂是“從聖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籍”。

古史辨派對傳統易學的這種無與倫比的“破壞”,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二十世紀的中國易學,基本上是在消化他們提出的問題。同意也好,反對也好,這些問題都不能繞過。就此而言,古史辨派提出的問題也可以說是擊中了傳統易學的要害。然而,這裏所謂的“要害”,與其說是傳統易學本身,不如說是傳統易學賴以存在的觀念信仰。換句話說,古史辨派所擊中的,是聖經的地位、聖經的信仰,而並非“經”之本身。所以,在本世紀的易學研究中,不管哪壹流派,都可以而且都必須把古史辨派提出的問題當作問題來研究。即或妳不同意他們的考證結果,但妳必須認同他們的考證精神。這種精神及與之俱有的思想解放就是古史辨派留給本世紀易學研究的最大財富。

古史辨派的易學研究,其結論大有可商量之余地。前面提及的四方面問題,除《易經》的成書年代和《周易》經傳性質的討論尚能部分地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外,其它幾項則很難說有令人心悅誠服的證據。如孔子與《周易》經傳的關系問題,古史辨派的考證顯然有失偏頗。如他們依據《魯論》 ,釋《述而》的“五十以學易”中的“易”字為“亦”,就很值得懷疑。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指出:“‘易’‘亦’音近而訛,從古音上來看,只能是兩漢之際以後的事。《史記》既然作‘易’,作‘亦’的異文是沒有多少價值的。”這樣看來,古史辨派懷疑孔子與《周易》的關系,這條證據是失效了。

然而,對古史辨派的“辨明”的“辨明”,絲毫也不影響該派易學研究在本世紀易學研究史中的思想意義。我們毋寧說,這種對於“辨明”的“辨明”,恰恰是對古史辨派的求真精神和實證方法的認同和發展。而古史辨派易學研究的價值也正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