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般說來，我國古代的倫理學傳統的特點是：道德與政治緊密結合，為宗法等級制度服務；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註重醫德和醫術的統壹、醫德規範與醫德實踐相結合；強調主體的道德修養；強調天人合壹，人際關系和諧，講究中庸之道；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儒家倫理道德對中國古代醫德起著支配作用。
具體來說，我國古代醫德有以下主要內容：
1、尊重和珍視生命的“貴人”思想
我國第壹部醫學典籍《黃帝內經》中說：“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內經·素向》中的《疏五過論》和《征四失論》篇也提到醫生應避免五種過錯、四種過失，告誡醫生要從病理、心理等方面分析病因，這樣才能為病人解除疾病。唐代孫思邈的“人命至重，有貴千金，壹方濟之，德逾於此”的名言更說明了重視生命的珍貴和醫德的重要性。
2、“醫乃仁術”的行醫宗旨
“醫乃仁術”意為醫學是施行仁道主義的術業，它是儒家的仁義與醫學本質的完美結合。我國儒家文化壹直強調要“先知儒理”，“方知醫理”。“儒醫”代表了壹般倫理學與醫學密切結合的結果，仁既是壹般倫理學的核心，也是醫學倫理學的核心。《孟子·梁惠王上》稱：“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歷代醫家皆以“醫乃仁術”為行醫宗旨、為醫德的基本原則。唐代名醫孫思邈強調醫生必須“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明代龔廷賢在《萬病回春》中的“醫家十要”篇中說：“壹存仁心，……二通儒道，……三通脈理，……四識病原，……十勿重利”。明代陳實功《外科正宗》中的“醫家五戒十要”篇中，提出第壹“要”為：先知儒理，然後方知醫理。“醫乃仁術”的命題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它提示醫學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以人為本，要做到“仁”與“醫”相結合，醫患相互合作。
3、“普同壹等”的行醫原則
古代醫家從“仁愛救人”、“醫乃仁術”的道德觀念出發，強調對病人壹視同仁，“普同壹等”，“壹心赴救”。孫思邈提出：作為壹個醫生要做到“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壹等，皆如至親之想。”明代醫生閔自成仁而好施，丐者盈門壹壹應之不厭。醫生趙夢弼赴人之急百裏之外，中夜叩門，無不應者，七八十歲時“猶救以往”。朱丹溪是金元時代四大醫家之壹。他行醫時，“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為止”。仆人告痛，先生諭之曰：“病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窶人求藥無不與，不求其償，其困厄無告者，不待其招，註藥往起之，雖百裏之遠，弗憚也。”宋代醫生張柄，治病救人“無問貴賤，有謁必往視之。”元末明初的名醫劉勉曾任太醫，在他壹生的醫療實踐中，把“不分貴賤，壹視同仁”作為自己的信條。他常說，“富者我不貪其財，貧者我不厭其求”。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人的道德地位是分等級的。我國古代醫家這種崇尚把患者當作親人式的醫患關系的優良醫風是十分可貴的。
4、重義輕利的道德觀
傳說“三國”時期江西名醫董奉隱居廬山，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壹株，如此數載，得十萬余株，郁然成林，並以每年所收之杏，資助求醫的窮人。至今醫界仍流傳著“杏林春暖”的佳話，以贊揚醫生的美德。明代醫生潘文元醫術高明，行醫施藥從不計報酬。他雖行醫30年，但仍貧得幾乎沒有土地。他死後，當地百姓萬人空巷為他送葬，以表示哀悼和永遠懷念。“杏林春暖”的佳話和“萬人空巷”的傳說代表了我國古代典型的重義輕利的道德觀。
5、清廉正派的行醫作風
我國古代醫家清廉正派的事例不勝枚舉。如《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的醫書中，就強調醫生要品行端正，醫風正派。明代陳實功在《醫家五戒十要》的“五戒”的二戒中規定：凡視婦女及孀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後入房診視，倘旁無伴，不可自看。張杲在《醫說》中記載：“北宋宣和年間的醫家何澄，有壹次為壹患病纏年而百醫不愈的士人診治，其妻因丈夫抱病日久典賣殆盡，無以供醫藥，願以身相酬。何澄當即正色說：娘子何為此言！但放心，當為調治取效，切勿以此相汙！”這士人在何澄的精心治療下終於獲得痊愈。何澄的這種高尚的道德情操，壹直為世代傳頌。
6、尊重同道的謙虛品德
孫思邈在其名著《大醫精誠》篇中論述了醫生與同行之間的關系：“夫為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人物。炫耀聲名，訾毀諸醫，自矜己德。”陳實功所著《醫家五戒十要》中倡議：“凡鄉井同道之士，……年尊者恭敬之，有學者師事之，驕傲者遜讓之，不及者薦拔之。”他的同行範風翼在《外科正宗》序中寫道：“我的同行陳實功君從來胸懷坦蕩，仁愛不矜，表現了同業之間互相敬重，虛心好學的品德。”金元四大家中的養陰派首創人朱震亨（又名朱丹溪）曾為壹患結核病的女子治病，病將愈，但其頰上有兩個紅點不消。朱丹溪實無他法可醫，於是他親筆寫信讓病人家人請江蘇省的葛可久治療，果然患者得以徹底痊愈。這些事例，感人至深，發人深省。
7、註重道德的自律和修養
《黃帝內經》作為我國第壹部醫學典籍，它標誌著祖國醫學理論體系的初步形成，是我國醫學和醫德教育方面的早期重要論著。孫思邈作為壹個被歷代醫家所推崇的“精誠大醫”，他十分重視道德的自律和修養。他少年時代因病而學醫，以畢生精力致力於醫藥學研究。隋唐兩帝曾多次召其做官，他拒而不受，終身為民除疾治病。他為解除麻瘋病人痛苦，竟帶600余名患者同住深山老林，不怕傳染，親自看護，精心醫治，詳細記錄病情變化和治療過程，對病人“莫不壹壹親自扶養”，***治愈了60多人。他德高望重，被人稱為“孫真人”和“藥王”。晉代的楊泉在《物理論》中說：“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諄良，不可信也。”即古代任用醫生，壹定要選品德好的人。北宋林逋在他的《省心靈·論醫》中與此相關的另壹句名言是“夫恒德者，不可以作醫”。“醫生乃人命生死之所系……”此名言至今仍廣為傳誦。清代名醫喻昌在其名著《醫門法律》中，除了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傳統醫德的醫德評價理論外，他對醫德的另壹重要貢獻，是他在醫德修養上首倡醫生的自我反省，他希望世界上有“自訟之醫”。
8、忠於醫業的獻身精神
許多古代醫家具有不畏權勢，不圖名利，不計較個人得失，為醫學事業和人民大眾獻身的精神。在封建社會，我國醫家地位很低，常被列入“三教九流”之列，和算命看風水的同屬壹等，稱做“醫蔔星相”。但他們為了救人，卻棄絕官職，甘當人民醫家。宋代範仲淹有“不為良相，願為良醫”之說。東漢名醫華佗醫技高明，卻淡於名利，壹生三次棄官，堅持民間行醫。明代李時珍寫的《本草綱目》是我國藥物學的空前巨著，該書***190萬字，52卷，載藥1892種，收錄藥方11096個。他前後花了27年，閱書800余種，采訪四方，三易其稿，系統總結了我國16世紀以前醫藥學的豐富經驗，對我國的醫藥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晉代的皇甫謐，家中貧苦，自幼務農，20歲發憤讀書，42歲因得風痹病半身不遂，耳聾。54歲因治病服寒石散又大病壹場，險些喪生，但他並沒有因為身體不佳而棄學，反而壹心撲在針灸學的研究上。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終於寫成了《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的針灸學巨著。該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針灸學專著，較系統地闡述了針灸學的理論知識，為針灸學發展奠定了深厚基礎。他被後人稱為針灸學之祖。
作為世界上壹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我國古代醫德學的內容極為豐富，以上介紹的只是其主要的內容或傳統。這些優秀的內容或傳統今天仍值得我們繼承並結合時代的特點不斷發展。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古代醫德學也有其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壹，是受封建宗法思想和等級觀念及某些封建迷信思想的影響。例如：“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封建道德觀念，就使婦女看病受到壹些清規戒律的限制。如明代李 木延 的《醫學入門·習醫規格》中說：“如診婦女，須托其至親先問證色與舌，及所飲食，然後隨其所便，或證重而就床隔帳診之，或證輕而就門隔幃診之，亦必以薄紗罩手。貧家不便，醫者自袖薄紗。”①另外，封建統治階級的“忠”、“孝”、“仁”、“義”、“禮”等倫理觀念，對醫德也帶來消極影響。如“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把屍體解剖視為不孝、不仁、不義行為而被禁止，嚴重阻礙了我國屍體解剖研究的進展。我國古代醫德規範要求中，還有不少儒家學說中封建宗法等級的表現。如《禮記·曲禮》中記載：“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這是封建的“君、臣、父、子”的宗法等級觀念的表現。第二，是我國古代醫學道德雖有較完善的醫德規範論述，但缺少較系統的倫理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