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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至宋元中國與高麗有什麽文化交流?

出身於開城海商世家的王建,於公元918年取代弓裔,成為高麗王朝的第壹代君主。新羅於公元935年、後百濟於公元936年先後歸順高麗。從此,後三國分立的局面結束,高麗重新統壹了大同江以南地區。

高麗王朝初創之時,正值中國大陸的五代十國時期(公元907~979年)。五代十國是唐末藩鎮(唐代中期在邊境和重要地區設節度使,掌管當地的軍政,後來其權力逐漸擴大,兼管民政、財政,形成軍人割據,常與朝廷對抗,歷史上叫做藩鎮)割據的繼續和發展,混亂的局勢有利於高麗朝向北擴張。王建派王式廉越過原新羅北界,占領了“蕃人(靺鞨mòhé,中國古代東北方的民族)遊獵其間”的平壤。契丹(古族名。唐末,叠刺部首領阿保機統壹契丹及鄰近各族,建立遼朝、與五代和北宋並立)滅渤海國後,認為高麗實際上就是三韓族國家新羅,不應侵蝕高句麗及渤海故地,因此從公元993年到1018年,曾三次出動大軍,與高麗爭戰,結果,在高麗的積極防禦和頑強反抗面前遭到慘敗。

宋朝建立後,十分重視與高麗朝的友好往來,每壹次的外交文書,都由文人學士精心撰寫,並派學識淵博的人作為使節前往呈遞。在高麗國內,國王壹般都定期到國學去祭孔,以此倡導對孔子的尊崇。當時,上自國王,下自閭巷(1ǘxiàng,小的街道,借指民間)兒童,所受正式教育,皆以儒家經典為主。1134年3月,高麗國王仁宗命以《孝經》、《論語》等儒經分賜給閭巷兒童,以廣教化。高麗朝史家金富軾對仁宗的評價是:“自少多才藝,曉(漢文)音律,善(中國)書畫。”

高麗教育家崔沖招收青年學子,首開私人講學之風,很像中國的孔子,因而贏得了“海東孔子”的美譽。當時,慕名而來的學生很多,崔沖分設“九齋”以容納這些學生。其所授內容為《周禮》等九經及《史記》等三史。除崔沖外,還有侍中鄭培傑等11人相繼在他處開設私學,與國家開辦的國子監並行,為國家培養了不少人材。當時,這12人門下的學生被指稱為“十二徒”。

據文獻記載,自五代後梁(公元907~923年)末帝(名朱友貞,公元913~923年在位)貞明(末帝年號)年間至宋徽宗(名趙佶,公元1100~1125年在位)崇寧(宋徽宗年號)年間,中國曾有許多文人,還有少數武士前往高麗並在那裏做官。1052年、1060年。1061年,先後被高麗朝廷授予秘書省校書郎的張廷、盧寅、陳渭以及後來在高麗官至參知政事的慎修,都是宋朝的進土;武士陳養,在宋已當了郎將,後於1106年投奔高麗。投奔高麗的文武人士,壹般都要經過高麗朝廷的考試,然後才可得到任用。

在高麗王朝做官的壹些中國文士,曾對朝鮮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過貢獻,雙冀就是其中之壹。雙冀是五代後周(公元951~960年)人,公元956年隨冊封使到高麗。高麗國王光宗愛其才,上表請求後周準許他留在高麗。不久,光宗即委他以重任。公元958年,在雙冀的建議下,朝鮮開始設科舉,雙冀被任命為主持會試的大臣。自此以後,朝鮮定期舉行科考,對振興文風,起了推動作用。

高麗到宋朝的文士,不少是青年學子。公元976年,高麗遣金行成至宋,人國子監學習。1099年,宋哲宗(名趙煦,公元1085~1100年在位)下詔允許高麗“舉子賓貢”(賓貢:賓服,歸順)。1115年,高麗遣進士金端、甄惟底、趙奭(shì)、康就正、權適等五人人宋,人太學,並上表日:“非質疑於有識,豈能成法於將來。”就是說,高麗青年學子到宋朝,是要就學術問題向有造詣(zàoyì)的學者請教的。金端等五人,經宋徽宗親試於集英殿,其中四人被賜“上舍及第”;權適更得恩寵,被特授以中國國籍。

宋與高麗之間,書籍的交流也是友好往來的重要內容之壹。據記載,宋朝皇帝常趁使節往來之便,贈送書籍給高麗國王。書籍內容涉及各個領域,如《文苑英華》(詩文集)。《太平禦覽》(工具書)、《神醫補救方》(醫書)以及佛經等。當然,書籍的交流絕不只限於官方,在民間也有不少渠道。1027年,宋江南人李文通等到高麗,獻(賣給官方)書冊多達597卷。1087年,宋商又獻《新註華嚴經》。對宋商帶去的有價值的書籍,高麗朝往往付給高價,以資鼓勵。高麗王朝對書籍的刊印也極為重視,許多書籍都是奉王命印行的。

高麗王朝時期的書法,前期盛行歐(歐陽詢)體,後期盛行趙(趙盂頫fǔ)體。文宗時的柳伸、仁宗時的僧人大鑒國師坦然、高宗時的崔瑀(yǔ)與新羅時期的金生,合稱“神品四賢”。此外,顯宗時的金巨雄、肅宗及睿(ruì)宗時的洪懽(huǎn)、忠宣王時的李嵓(yán)等也都是書法名家。歐體常用於碑文及寫經,在碑刻和寫經過程中,字體自然會產生某種變化,正如人們在高麗版《大藏經》中所見到的那樣,那是典型的“高麗體”。

高麗王朝的繪畫。屬北宋畫風。名畫有李寧的《禮成江》、《天壽寺南門》,李儉的《海東耆老》,樸子雲的《二相歸休》,恭湣(mǐn)王的《普賢騎象》、《魯國公主真》。《天山大獵》等。李寧於高麗仁宗(公元1122~1146年)時來宋遊學,曾遵宋徽宗之命畫《高麗禮成江》,備受贊賞。宋徽宗於是命翰林待詔王可訓等向李寧學畫,足見其畫藝之高。

此外,高麗畫家李齊賢所作《騎馬渡江》也值得壹提。畫面上,五個身著胡服的人,正騎馬走過冰封的江面。江面從畫面的中央婉蜒伸向遠方,並與白雪覆蓋的山嶺形成交叉;在近景的絕壁上,挺立著充分體現南宋院體畫風的虬(qiú)曲老松。以這樣的自然景致為背景,五個人正悠閑自在地騎馬而行。畫面布局嚴整,人物形象生動,特別是馬的畫法,更是不同凡響。1319年(時值中國元代),李齊賢曾隨高麗忠宣王遊歷中國江南的壹些地方,也就是在這時,元代畫家陳鑒如曾為他畫了壹幅肖像。此畫現存於漢城中央博物館,是研究中國元代肖像畫的重要資料。

宋朝與高麗朝在書法與繪畫方面的交流,還留有不少佳話。公元1117年,權適等高麗進士歸國,攜回宋徽宗的親筆書畫和嘉獎權適等人的詔書。高麗睿宗因此下令在王宮之內設置天章閣,以珍藏中國皇帝的詔書和藝術作品。1118年,高麗朝重修安和寺,曾趁使節赴宋之便,在宋求妙筆書寫匾額;宋徽宗聽說此事後,親筆書寫了佛殿匾“能仁之殿”四字,還命太師蔡京書寫了寺門額“靖國安和之寺”,以贈高麗。後來高麗遣使赴宋,上表向徽宗皇帝表示感謝,表文是睿宗親自草擬、親筆書寫的。

高麗朝金屬活字的發明,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結晶。據高麗朝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記載:1234年至1241年間,高麗朝權臣崔瑀命用金屬活字印刷崔允儀所撰《古今詳定禮文》50卷。高麗是在宋人畢A膠泥活字印刷的基礎上發明了金屬活字的,比德國使用金屬活字和中國使用銅活字都要早。金屬活字的使用不僅對朝鮮文化及學術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也是世界印刷史上的重要創舉。

程朱理學在元朝時傳入高麗。1289年,高麗儒學提舉安坰隨忠烈王來元,第壹次見到《朱子全書》,認為是“孔門正脈”,欣喜異常,於是全部謄抄下來,並摹寫孔子、朱子等先哲的畫像,攜帶回國。這被認為是程朱理學傳人高麗之初始。但在理論上為理學在高麗的普及和傳播做出進壹步貢獻的,則是稍後壹些的白頤正、禹悼(zhuō)、李齊賢等。白頤正與李齊賢是師生,兩人都曾在元生活了很長時間,並與中國的壹些名士壹起從事經史方面的研究;禹倬通過自學,對理學也頗有心得。後來,李齊賢門下出了李穡(sè)。鄭夢周、李崇仁、鄭道傳等理學學者,鄭夢周門下又出了吉再等理學學者。理學在高麗的傳播,對高麗的學術及政局發展,都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南北朝時,新羅僧玄光曾來到中國,從南嶽慧思(公元514~577年)修習天臺宗教義,但他回國後卻未能弘布此宗。直到十壹世紀後期,高麗僧義天人宋學習天臺宗,回國後才在高麗廣為傳布。

義天號大覺國師,本是高麗朝王子,俗名王煦(xǔ)。他11歲出家,13歲時即成為僧統。成年後,他上表請求允許人宋求法,但因航海有風險,再加上有人反對,結果未能成行。義天不得已,於1085年初夏,率弟子壽介等二人微服乘宋商船離開高麗,先到達中國山東密州板橋鎮,然後人汴(biàn)京(宋朝都城,即今開封)。得到哲宗皇帝詔敕,義天開始在中國遊方,向各地著名高僧問法。1086年,義天回到高麗,擔任興王寺住持。其間,他培養弟子,並在寺內設教藏都監,刊印從宋、遼和日本購進的佛教經典中有關佛經的章疏,以及在國內搜集到的各種佛經古籍,計有4740余卷。

義天自宋回國後,仍與杭州的慧因教院保持著聯系。義天曾“以青紙金書晉譯《華嚴經》三百部”和籌建經閣的資金,托商船帶給慧因教院。因此,慧因教院又稱“高麗院”。1089年,慧因教院行者顏顯到高麗,訃告晉水法師人寂,井帶去法師的真影及舍利。義天特派其弟子壽介等前往杭州祭奠,並攜帶黃金寶塔二座,借以祈願宋朝皇帝及太皇太後康寧。遺憾的是,由於排佛論在中國擡頭,此舉遭到阻撓,黃金寶塔被退回高麗,義天派來的弟子被驅逐出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