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裏克·詹姆森的兩次中國之行

1985年秋，去北大講學四個月。講座內容後來被整理出版為《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80年代在學術界頗為流行。當時中國的文化思想界，整體上繼承了五四以來的啟蒙，沈浸在現代性的希望中。詹姆遜教授帶來的“後現代”理論壹下子把現代性及其主人推到了思想史的邊緣，福柯、格雷馬斯、哈桑、拉康等壹大批後現代理論家占據了前臺。這時，中國學者才恍然大悟，西方當代文化理論和文學理論今非昔比，都成了“後”世界。詹姆遜因此成為將後現代文化理論引入中國大陸的“啟蒙”人物，備受推崇。

2002年7月28日上午，詹姆遜再次來到中國，意氣風發地登上華東師範大學講臺，為上海學者做了題為《現代性的幽靈》的演講。然而，2002年夏天詹姆遜帶到上海的“現代性幽靈”並沒有產生當年的颶風效應，反而引起了諸多非議。詹姆遜演講後，長期研究後現代文化問題的中國學者王嶽川批評詹姆遜“終於把立場轉向西方中心主義，認為只有第壹世界，即西方世界，才能在無意識領域廣泛傳播他們的殖民話語意識，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無條件地被動接受。”類似王嶽川觀點的文章層出不窮，“為詹姆遜正名”的聲音同樣響亮。尤其是詹姆遜的中國門徒張旭東給社科期刊寫了壹封信，呼籲“參與討論的人以文本為依據，避免不必要的誤讀和空談”，並提醒“這是任何嚴肅討論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