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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明上河圖》中可以看到哪些中國文化?

《清明上河圖》可能是中國最受歡迎的壹幅畫,但它對中國普通人的深遠影響是以前從未意識到的。直到今年年初參觀上海博物館舉辦的金、唐、宋、元書畫千年傳承展,看到偌大的展廳裏只有這幅畫前面排起了長隊,等候的人群將博二樓圍了壹周再順著扶梯延伸到三樓,我才開始真正驚訝於它對國人的魅力。另外,在這幅畫卷前,有專門的警衛維持秩序,提醒觀眾不要停留太久。在如此壯觀的場面面前,《簪花仕女圖》、《韓熙載夜宴圖》等名作也相形失色。

《清明上河圖》展覽能在市民中產生如此轟動的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特別關註作品與觀眾之間隱藏的身份對應。從壹般的藝術普及書籍中我們都可以知道,《清明上河圖》是北宋畫家張擇端的作品,它生動地描繪了當時東京汴梁城的繁華都市景象。畫面中各行各業的人不下千人,街道、房屋、野趣、市容更是無從談起。1000年前的都市人的生活映入眼前。壹件很有意思的事情:65438年2月3日上午,臺灣藝術家蔣勛在上海博物館參觀《清明上河圖》時,身後的壹位老太太指著畫驚訝地說:這裏有壹位老太太在洗廁所!蔣勛也感慨地說:在汴梁(北京)刷馬桶的北宋老太太,今天遇到了上海老太太,後者仿佛看到了自己。古今,藝術與生活在這壹刻密不可分。關鍵是這部作品直觀展現的是壹個整個社會,而不是某個特定階層的價值判斷和精神理想,而這個社會群體主要是由公民組成的,所以今天的普通觀眾在參觀之前會形成比其他作品更多的了解和比較的預設,在欣賞作品的時候也會引起更大的興趣。

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大多只能隨意看熱鬧,很難說出名作的更多原因。日後,筆者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偶然讀到了阿米卡·楊(Amica O. Yeung)所著的《清明上河圖:壹個兩性互動得當的紅顏知己社會》中的壹個皇帝宋徽宗的理想,讀後很有啟發,因為它為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這部傳世巨著提供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和觀察角度。真的,在這幅眾所周知的長卷面前,還有很多細節值得我們進壹步觀察,也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進壹步調查。

北宋遺民張著在後記中指出,《清明上河圖》的可能作者是北宋畫家張擇端,這是最早的關於該卷作者的文獻記載。但時至今日,藏家對作者的身份、創作的時間地點、創作的意圖,包括手卷是否是按照作者的想法創作的,仍然持有不同的意見。

分歧的出現是有起點的。假設作者確實是張擇端,關鍵問題是這幅長卷是張擇端自己創作的還是宋徽宗創作的。據記載,張擇端是北宋翰林畫院的宮廷畫家。這些畫家必須經過嚴格的專業訓練,忠誠地為宮廷服務。在惠宗時期,畫家甚至被要求根據惠宗的意圖準確地畫出壹些委托的任務,否則他們將被解雇或永遠不動。因此,如果《清明上河圖》的創作真的是受朝廷委托,那麽畫面的主題和風格無疑會受到當時統治者宋徽宗的強烈影響。

在爭論中,有學者(如瓦萊麗·漢森)認為《清明上河圖》是壹部相對獨立的作品,只是張擇端個人意圖的隨意表達,是對城市的理想描述。而更多的學者(如庫克·約翰遜、朱麗亞·默裏)認為這幅卷軸真實地描繪了北宋被金滅於1125年之前東京的景象。約翰遜將東京夢圓中國、北宋古地圖和《清明上河圖》進行了詳細的對比,指出該地圖準確地畫出了那個時代所有重要的城市標誌,如城門、橋梁和運河系統。默裏的研究進壹步強調,《清明上河圖》的主題選擇實際上顯示了宋徽宗作為藝術贊助人的巨大影響力。

在中國歷史上,惠宗以擅長繪畫而聞名。從他傳世的眾多作品和宋代的繪畫理論中可以看出,他偏愛精細的寫實風格,強調對自然的深入觀察。但容易被忽略的是,惠宗的畫中也有這樣的作品,他們對物體的描寫往往是真實細致的,但其意圖卻是詩意的、虛構的。壹個特別明顯的例子是《瑞和圖》(遼寧省博物館收藏),也在這次國寶展中展出。卷後跋雲此圖記錄了鄭和二年正月十五夜,開封府上空祥雲飄過的吉祥景象,以及瑞和齊飛的吉祥景象。但若對應史料記載,則無法找到相關記載(關於這部作品的分析,可參考斯圖曼、彼得·c的《開封上空的鶴》。發表於ARS東方IS 20 [1992]: 33-68)。像這種帶有明顯吉祥標誌,歌頌和平與繁榮的作品史稱瑞英圖,不需要以客觀事實為依據。

那麽,瑞英圖對惠宗意味著什麽呢?惠宗是北宋的最後壹個皇帝。哲宗死後沒有繼承人,推測是哲宗的弟弟繼位。但皇太後堅持讓惠宗執政,理由是“端王(惠宗登基前名端王)長壽,仁孝,與其他國王不同”。在掌權之後,並不特別正直的惠宗當然要表現出許多吉祥的跡象來表明他是上天註定的真命天子。而且他在位期間,王朝常年遭受持續的外敵入侵,被迫做出壹系列屈辱的政治妥協。為了維護皇權的尊嚴和威嚴,惠宗頒布了許多公共節日,以營造歡樂祥和的繁榮氣氛,並特別註重繪畫,委托數千幅瑞影畫來營造吉祥平安的視覺假象。由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麽這些作品大多形象非常寫實,內在意圖非常理想。

像朱莉婭·默裏這樣的學者認為《清明上河圖》實際上屬於這些瑞影中的壹幅。表面上看,這是對首都東京的真實描述,但實際上這是壹個吉祥的標誌,大聲贊美惠宗的英明統治。而且《清明上河圖》卷軸的結尾很突然,讓很多專家認為原作不見了。此外,明清抄本中還有宮殿,因此丟失的部分很可能包括宋代宮殿的殘片。如果是這樣的話,《清明上河圖》將更清晰地反映宋徽宗的影響。那麽,從具體的圖片中我們能看出什麽呢?

不知道遊客有沒有這種體驗。同壹個展廳,看《清明上河圖》和韓熙載《夜宴圖》時的內心活動是不壹樣的。這裏有壹個不太引人註意的問題,那就是空間和視角。韓熙載的夜宴展示了家中的私人空間。觀者就像壹個不速之客,躲在隱蔽的地方窺視。如果大家都在看,會越來越難受。《清明上河圖》展現的是繁華都市中的公共空間,所有的私人空間都被巧妙遮掩,適可而止,讓觀者如同壹個俯瞰眾生的評論者,各種景象盡收眼底,心中難免有掌控全局的力量。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宋徽宗壹直認為窺視別人的隱私是不優雅的。他對《韓熙載夜宴圖》的態度也是“看完就棄”(當然不是他說的那樣),而張擇端則盡量避免在畫卷中描繪私生活,以市井場景為主,從而描繪了壹個理想的商業城市場景。

《清明上河圖》中有500多個主要人物,但其中只有20個是女性,而且大部分都被排除在公共空間之外,這無疑暗示了藝術家和贊助人的觀念以及那個時代的傳統。宋朝實行男女隔離政策,特別是對理想的上流社會女性,要留在家裏,就留在家裏。他們很少與家庭成員以外的男性接觸,纏足的習俗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盛行的。另壹方面,清明上河圖中的女性大多與孩子或家務密切相關。在儒家思想中,母子關系是家庭和諧安寧的基礎,尊母教子是壹種值得尊重的禮儀。只是因為孩子的需要,女性與陌生人接觸才被認為是合理的。

另外,女性雖然在社會關系中處於從屬地位,但反過來又是男性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歷代帝王的畫作中,他們往往被大批隨從簇擁著(比如這次也展出的《行圖》),而在《清明上河圖》中卻沒有壹個人是由女性單獨陪伴的。除了說不應該在公共場合看到女性,還要考慮到這部作品的潛在讀者。張擇端是翰林畫院的畫家,交往的主要是高層官員。如果宋徽宗傳播他的繪畫和卷軸,黎巴嫩的所有生物沒有理由不向至高者展示他們的謙卑。如果朝廷大臣有幸觀看,他們將永遠沒有機會看到他的妻子和女兒與這張照片。

清明上河圖的街道上擠滿了各行各業的人——達官貴人、工匠商販、普通百姓——但他們都在儒家的社交禮儀下和諧相處。孔子在1500年前就指出,地位不同的人要各得其所,不可越雷池壹步,混淆等級。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被視為和平繁榮,和平安寧。但張擇端在繪畫中很好地貫徹了這壹思想,使作品中的人物各司其職,和諧有序地生活,也使當時或後來的觀者對這個盛世背後的最高統治者宋徽宗產生了敬佩。

通過以上,我們感受到了另壹種欣賞藝術作品的方式,它不是從構圖、筆墨、神韻等形式的角度去分析,也不是簡單地去贊美壹件作品有多麽偉大、多麽深刻,而是通過細節的對比來激發現代讀者的比較和聯想,從而讓我們接觸到更多歷史上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