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萬歷皇帝有壹天突然要奏，說有幾個西人要來朝貢，其中有壹個鐘，壹個西秦。他渴望看到鐘，所以他命令利瑪竇去北京...就這樣，早期的西學通過傳教士的手進入中國，中國的學術和文化也開始通過他們為西方所知。今天，當我們閱讀馬可波羅的遊記和利瑪竇中國筆記時，我們會註意到，遊記由壹系列故事和誇張的修辭組成，而筆記則基於真實的歷史事件，對中國社會進行了深入的觀察。也許人們更喜歡讀遊記，因為它很放松，筆記記錄了壹段灰暗的歷史，從那以後，現代中國開始衰落...
崇禎十二年(1639)，利瑪竇(意大利)和吉尼吉(比利時)合著了《利瑪竇中國筆記》拉丁文原版的第壹次印刷本。這本書世界罕見，是澳門中央圖書館的瑰寶，中國國家圖書館沒有這本書的實物收藏。拉丁文名為“Regni Chinensis Descriptio”，扉頁上豎印著“平沙大雁”四字楷書，扉頁下藏著壹幅中國地圖(長城、長江入海口可見)。本書是尼古拉·特裏戈(1577—1628)在回國途中對利瑪竇日記的翻譯和整理，以及在中國的所見所聞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