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謝文玉的《哥尼斯堡的中國人》(序言)(曼弗雷德·庫恩著，黃天勝譯)“特別是隨著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人的形象壹落千丈。接下來，歐洲思想界開始反思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文化有深刻的缺陷；悠久的歷史和文明停滯不前；倫理道德未能塑造完美人格等等。尼采就是在這種氛圍中認識了中國。從尼采的著作來看，尼采對康德的著作和中國的古籍相當熟悉，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對中國輝煌的過去和悲哀的現實印象深刻。在尼采看來，康德的道德哲學要求人從善良的意誌出發，遵循自我的規律，最終創造出壹個像中國人壹樣遵守規則的奴隸，閹割他的超人品質。考慮到康德無法解決“心變”的問題，我覺得尼采的見解非常深刻。.....面對康德思想的深遠影響，尼采看到了康德的道德哲學與中國思想的相似之處，認為康德的思想最終帶給我們的除了中國的人格之外壹無是處。他擔心未來的歐洲人會像中國壹樣。當時歐洲的“中國人”這幾個字，指的就是那些“機械應聲蟲”、“牽線木偶”或者“工蟻”，都是侮辱性的詞語。對於當時的讀者來說，說康德是中國是貶義的。但是，對於尼采來說，康德用德國人的觀念表達中國思想，這是在毒害德國人。.....尼采的擔心不無道理。康德心目中的理想是理想人格。他說:“我們的責任不是做書，而是做人格。我們要贏的不是戰役和地盤，而是我們行動之間的秩序與和平。真正的傑作是恰當的生活方式。“顯然，這種理想不就是中國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養性嗎？其實我們不難在康德的思想中找到儒家思想的影子。比如儒家的核心概念“誠”，康德用“善心”指代；修養的根本原則“要自發而動”，在康德的《自法》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達。我認為康德思想中的儒家成分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討；但有壹點可以肯定，康德消化吸收了中國的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