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大師雪萊的壹生如題 謝謝了

雪萊 （P.B.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英國詩人。1792年生於蘇塞克斯郡。這時期英國詩歌的創作，在壹批青年詩人手裏，經歷了壹場革命：抗議代替了因襲，抒情代替了說教，恣肆代替了拘謹。雪萊便是這些贊美革命、抨擊傳統的浪漫派詩人之壹。他出生於鄉村地主家庭。祖父是男爵，父親依附輝格黨當了議員。雪萊6歲學拉丁文,10至12歲在賽恩學館學習算學、拉丁文、法文、地理、天文，聽化學和物理的講演。1804年進入伊頓公學，繼續學習法文和德文。 1809年，他和壹個朋友合寫長詩《流浪的猶太人》(未出版)，他自己寫了傳奇故事《柴斯特羅齊》和《聖安爾溫》，還與他妹妹合寫了壹部詩集。1810年10月進入牛津大學。曾寫了壹篇哲學論文《無神論的必要性》，自費出版。這篇頗具挑戰性的文章，純從理性上探討神的存在問題，分析了信神與不信神的論據，結論是“信神無據”，無神論是必要的。1811年2月,《無神論的必要性》在牛津的書店出現，被壹位教士發現，立即逼著書店老板燒毀壹位教授接到雪萊寄給他的書，急忙趕到學校質詢。3月,雪萊被開除出校。父親要他認錯，他加以拒絕。他見棄於家庭，只好暫住倫敦。這時，壹個同樣也受到家庭壓力的姑娘、雪萊妹妹的朋友海裏靄·威斯布魯克，請求雪萊的保護，並願意和他出走。雪萊出於同情表示同意。1811年8月，在離開牛津以後5個月，雪萊和海裏靄出走，在愛丁堡結婚。 頑固的父親停止對雪萊的接濟，造成他生活的困難。但這沒有挫傷他的革命的銳氣。1812年2月,他和海裏靄渡海到了宗教和民族矛盾交織的愛爾蘭。愛爾蘭長期受英國政府的壓迫，曾在法國革命的影響下發動反叛，遭到鎮壓。總是同情弱小的雪萊，出發前就準備了《告愛爾蘭人民書》,到達都柏林以後,他自費印刷並在街道散發。在這封公開信中，雪萊主張戒酒、濟貧、讀書、討論,做有道德有智慧的人，以博得國際的尊敬和支持,取得民族自由和宗教解放。 1812年 7月，壹個素不相識的出版商因為出版托馬斯·派恩鼓吹人權的著作《人權》而被拘捕，雪萊寫信給起訴檢察官愛倫勃羅勛爵,為出版自由提出申辯。9月，雪萊到北威爾士的特裏馬德克村，為當地修築壹條圍海造田的長堤發起募捐。這表明雪萊忠於理想，並力求以行動去實現理想。 這時，雪萊讀了威廉·葛德文的《社會正義》壹書，這是當時在英國思想界極有影響的壹本鼓動社會改革的著作。它批判現社會，提出了未來社會的設想。中心思想是通過教育改革社會，有教育的人律己從嚴，不損公利己。刑罰制度應該改革；在已經不存在愛情的情況下還硬要維持夫婦關系，這種婚姻制度是不能容忍的枷鎖。雪萊壹生抨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但主張用教育手段改革社會，又主張純潔的自由的愛情，都是受葛德文的影響。 1814年6月,雪萊訪問葛德文，並和他的17歲的女兒瑪麗成為朋友。瑪麗對雪萊產生了愛情。葛德文與海裏靄都表示反對。1814年7月27日,雪萊與瑪麗出奔瑞士。6個星期後又回到英國。雪萊紀念碑塑像。 1815年1月,雪萊的祖父去世。雪萊的父親確定雪萊每年得津貼壹千英鎊，同時償還了雪萊歷年在外的欠債。從這年秋季起,雪萊逐漸進入創作的盛年。1816年5月到瑞士，初識拜倫，兩人住日內瓦湖畔,駕小艇互訪。9月，雪萊回英國。12月，海裏靄溺死在倫敦海德公園河中。1818年3月,雪萊最後離開英國前往意大利，和拜倫同住地中海濱，壹起泛舟，騎馬，射擊，談詩。雪萊佩服拜倫詩才豪放，拜倫愛雪萊純潔無邪。1822年7月8日，雪萊與友人駕帆船從萊格亨港返回萊裏奇港住所，出海後不久，暴風突起，舟沈身死。10天後，屍體在海濱發現。拜倫參與了火化。骨灰葬羅馬新教徒公墓。 長篇論文《詩之辯護》寫於1821年，1840年出版。當時，雪萊在英國的壹位素所敬重的朋友托馬斯·皮科克寫了壹本書，名為《詩的四個時期》，論述詩在古今文學中不同的地位。皮科克認為，詩在原始社會能起教育作用，但是隨著人類文明的進程，詩在理性占上風的社會裏已不適時需。雪萊為此在《詩之辯護》中溫和地批判了皮科克的見解。這篇文章雪萊預備寫三部分，但只寫了第壹部分。 雪萊給詩的定義是：“生命的形象表達在永恒的真理中的是詩。”又說：“詩是最美最善的思想在最善最美的時刻。”“靈感之不可解者，詩人是解釋者；未來之昭示於現時者，詩人是鏡子，顯出其巨大的形象；詩人的詩句，足以表示詩人自己並不理解的意思；詩人吹響進攻的軍號，具有詩人自己所不體會的感召力；詩人的力量，不為他人所左右，而能左右他人。詩人是世界的立法者，雖然無立法者的稱號。”正因為雪萊認為詩和詩人具有這些積極的作用，他不同意詩的作用昔勝於今的觀點。他認為，現在英國文學幾乎可以說經歷了新生。思想不高尚的人，對同時代人心懷妒忌，貶低其成就，但當前是才智俊發的時代，終將為後世所承認。目前的哲學家和文學家將遠勝過英國17世紀中葉的革命結束以後所出現的哲學家和文學家。在這裏，雪萊肯定了詩人的社會作用,肯定了他同時代的詩人的歷史貢獻,肯定了進步的歷史觀點，而這時卻正是法國革命處於低潮，歐洲思想界異常沈悶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