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劉勰如是評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在同也。"(1)由此看來，"慷慨""任氣"乃建安文人普遍***有的風格特征。而鐘嶸《詩品》評曹植的詩"骨氣奇高"，主要是指曹植的詩中尤其突出地表現著這股"慷慨"、"骨氣"。其詩作的"慷慨"、"骨氣"具體體現在：
(壹)感時傷亂、悲憫民生的"憂生之嗟"。建安作家生逢亂世，飽經流離，他們或半生戎馬，或歷經憂患，對生活感觸多，體驗深，因而，感時傷亂同情人民疾苦成為建安詩作"慷慨之音"的***同內容。曹植"生乎亂，長乎軍"，也曾隨父南征北戰，直至建安九年，曹操消滅了最大的敵人袁紹，占據鄴城為根據地，曹植才過上了安定優裕的生活。可以說，曹植對當時喪亂現實有所了解。《送應氏》就是詩人筆下感時傷亂的力作。詩中描繪了戰亂給社會給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表達了詩人深切的悲憫之情。
"憂生之嗟"表現為對生命的憂懼和對內心苦悲的嗟嘆："人生壹世間，忽若風吹塵"(《薤露行》)，"人生處壹世，去若朝露日希"(《贈白馬王彪》)。像大多數建安詩人壹樣，曹植希望通過建功立業實現人生價值，而"譬如朝露"般短促的生命，尤其是理想與現實的強烈反差，時時折磨著詩人敏感的心靈，更加激發了詩人對功名的追求；歷經生活的磨難，詩人陷入深深的苦悶、悲哀、憂懼、憤懣之中。特別是建安25年曹操死後，曹植壹直受到曹丕父子的打擊和迫害，曹植時刻感到"身輕於鴻毛，謗重於泰山"(《黃初六年令》)，終日提心吊膽，憂懼生命。生活境遇的巨變直接影響了詩人的創作風格。曹植詩也從前期的樂觀開朗、豪放俊逸變為後期的隱曲深沈、哀怨憂憤，然而那種"慷慨""任氣"的風骨卻始終充溢侵人。
曹植後期詩作更多地運用比興手法，間接形象地抒寫內心的苦悶悲憤，因而顯得隱曲深沈。如《籲嗟篇》以飛篷比喻自己遷徙飄蕩的生活，《七步詩》用豆箕煎比喻骨肉相殘；《種葛南山下》、《攬衣出中閨》等，以怨女思婦的口吻托物諷喻，表達自己懷才不遇的幽怨、憤激、無奈。"孤魂翔故城，靈樞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歿身自衰"(《贈白馬王彪》)，面對骨肉相殘，生離死別，詩人則悲懼憂憤，感情的激流似噴泉直湧而上。"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倉猝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贈白馬王彪》)艱險的經歷、復雜的心態，更加重了詩作的沈郁之氣。故而曹植後期詩作更多"憂生之嗟"和憤激不平之氣。
(二)建功立業、執著追求的"慷慨之音"。連年的戰亂帶來社會亂極思治的普遍要求，"建不世之業，留金石之功"成為"那個時代文人夢寐以求的人生目標"(3)，而曹植對功名的追求尤甚。曹植壹生忠愛君父，憂國憂民，胸懷大誌--"戮力上國，流惠下民"(《與楊德祖書》)；又因曹植從小受父親曹操雄才大略的影響，早年就發下"皇佐揚天惠，四海交無兵"(《贈丁儀王粲》)的宏願。曹植雖然文學才能卓越，但卻不甘心僅做壹位文學家。"他的第壹誌願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樹，立'經國之大業'。其次是在學說上有所貢獻，'成壹家之言'，最後才是做壹個文學家，'以翰墨為功績，辭賦為君子'"(4)。因而，傾吐詩人建功立業的遠大理想和昂揚奮發的豪情，成為曹植前期詩作的重要內容。《白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詩中塑造了壹位英姿颯爽、武藝精湛、視死如歸的遊俠少年形象。在這個理想的人物形象身上，傾註了詩人"立功立事，盡力為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三)的素誌，詩中洋溢著任情使氣的豪俠之氣。讀完全詩，掩卷凝思，妳是否直覺壹股浩然之氣撲面盈懷，令人振奮?妳是否感覺到壹股強烈的愛國激情蕩氣回腸，催人奮發向上?"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曹丕《典論·論文》)，曹植早期詩作中湧動著的"氣"就是這種陽剛之氣、浩然正氣，他的"慷慨"是積極的、煥發的、昂揚的，這也正是構成曹植詩的"骨氣"。後人推重的"建安風骨"指的就是這種精神。
"曹植後期的詩是他痛苦生活培育出來的，因此更多慷慨之音。"(5)雖屢遭迫害，曹植並未頹喪，"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名"(《與楊德祖書》)的遠大理想始終未變；雖憂讒畏譏，然"更多慷慨之音"，而"骨氣奇高。"最能代表其平生誌業理想的詩篇，當是他作於明帝太和年間的樂府詩《薤露篇》："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孔氏刪詩書，王業璨已分。騁我逕寸翰，流藻垂華芬。"當時曹植已屆中年，經歷了種種人生變故，從翩翩佳公子變為了郁郁不得誌的待罪藩王，因此，詩中表現的思想追求，尤能反映詩人終身堅持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人生哲學；同時，更充分表現了曹植願輔佐明君，建立功業，以實現"三不朽"境界的才誌抱負。雖處憂患之中，曹植對於功業、榮名的追求卻是執著的。他繼承了屈原堅持理想、繾綣忠懷、至死不渝的執著精神。"......惟陳王處骨肉之變，發忠愛之忱，既憫漢亡，又傷魏亂，感物指事，欲語復咽，其本原已與《騷》合"(6)正是說明這壹點。
曹植後期的詩作在隱曲地傾訴壯誌難酬的苦悶、郁憤之時，亦貫穿著"慷慨不群"憤激不平之氣。"願欲壹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誌，甘心赴國難。"(《雜詩》)在隱曲的表白心跡的同時透著壹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涼氣韻，創造了壹種淒涼、悲壯的"骨氣"。正如人所評，"(植)在壓迫之下並不頹廢，不放棄英雄事業的理想，始終意氣慷慨，所以他的詩感情強烈，精神煥發，骨氣奇高。"(7)
二、以情緯文辭采華茂
曹植有很深的古典文學修養，又有進步的文學觀念，"街談巷說必有可樂，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與楊德祖書》)。是曹植，將質樸無華的樂府民歌發展成為"辭采華茂"的文人五言詩。主要表現在：
(壹)由敘事轉而抒情，拓展了五言詩的題材。樂府民歌，以敘事見長。建安詩人在繼承了其敘事為主的特點的同時，兼而抒情，這種特色在曹植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首先，曹植詩有鮮明的個性和強烈的抒情性。不論寫什麽內容，讀者都能從中看到詩人獨特的形象--抒情主人公"我"。他早期抒發豪情壯誌的《白馬篇》、《薤露篇》，使人感到他的振奮、開朗、自信；其描寫怨女、棄婦的《七哀詩》《美女篇》，讓人領略了他內心的苦悶、憂怨；而揭露現實、反抗迫害的《贈白馬王彪》、《泰山梁甫行》等，則使人感覺到他的積郁、憂懼、怨艾、憤懣。他的後期詩作感情尤為強烈，有的哀怨纏綿，有的悲憤激昂，正因為他是"有意為文"，有意識地進行詩歌創作，從而大大增強了文人五言詩的感人力量。
其次，曹植拓展了五言詩的題材範圍，更充分地展示詩人復雜的愛憎感情。如：同是拈取征夫思婦這壹題材，《雜詩》(微陰翳陽景)因物起興，喚起了詩人對役夫長年不歸、男女曠怨的聯想，便直抒惻愴之情；《雜詩》(西北有織女)塑造了煩惱總萃的思婦形象，從細膩的雕鏤中，曲折地傳達思婦婉孌的柔情、紛亂的愁思和無盡的寂寞哀怨；《門有萬裏客》則用粗放的線條，勾勒仆仆風塵不得寧居的征夫情態。因作者長期遷播，生活困苦，與征夫感受統壹，情感滲透融合，故詩人不再借助隱喻比擬，而直接使用精煉而性格化的語言，表達征夫憤怨的情緒，從而顯示了詩人潛藏於心的反抗力量。
(二)"由質樸而華美"，使五言詩詞采並茂，文質相稱。漢樂府民歌語言古樸質直，建安詩人的作品也大多如此。曹植的詩則在保持其樸素自然特點的基礎上，對語言進行了加工、提煉，使其詩表現出語言洗煉、詞采華美的特色。
曹植詩講究詞采和對仗，註意煉字和聲色，"以最洗練最精彩的語言，表達復雜的思想感情"。"飛觀百余尺，臨牖禦木需軒，遠望周千裏，朝夕見平原。"(《雜詩》)。激昂豪邁的語言，表現著詩人悲壯淩厲之氣慨。"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為女蘿，依人如浮萍。"(《閨情》)，惻愴委婉的細語，傾吐著內心的哀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阪，朱華冒綠地。"(《公宴詩》)。綺麗的語言，繪出西園絢爛的秋色，而"被"字與"冒"字把茂密的物象形容到極致，且對偶精工，置之於唐人律體也並不遜色。
曹植詩還非常講究韻律，增進了詩歌語言的和諧。比如："朝遊北海岸，夕宿瀟湘氵止"(《雜詩》)，"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贈白馬王彪》)等詩句，平仄協調，音調鏗鏘，讀來適口，聽之忘倦，為五言詩聲律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外，曹植詩中還常常使用雙聲疊韻的復音調，如"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美女篇》)、"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七哀》)等詩句，正是"冉冉"、"翩翩"、"徘徊"等疊韻詞語的使用，使曹植詩音調諧和、"文才富艷"(8)，由此亦見曹植詩在"修詞"、"煉字"方面的功夫。
(三)講究寫作技巧，豐富了五言詩的藝術表現力。"陳思極工起調"(9)。曹植詩善於托物起興，往往在壹首詩的起首兩句，便突出和渲染氣氛，使讀者壹開始便感覺到詩人的感情基調。這當歸於曹植鍛煉警句的功夫。如：《野田黃雀行》起句用"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來渲染環境的險惡；"八方有異氣，千裏殊風雨"，《泰山梁甫行》起句描述各地氣候不同，烘托濱海人民生活的痛苦，造成壹種先聲奪人的效果。
曹植詩還大量運用比喻、誇張、象征、襯托等寫作技巧，大大增強了文人五言詩的藝術表現力。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鐘嶸評價曹植的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是相當中肯的、恰切的。也正因為此，曹植才無愧於"建安之傑"的稱譽。換句話說，正是因為曹植，樂府五言詩才真正走上雅化的道路，並呈現出日後詩歌鼎盛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