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
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②，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
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③，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④。金重於羽者，豈謂壹鉤金與壹輿羽之謂哉⑤?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⑥? 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⑦，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逾東家墻而摟其處子⑧，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註釋〕 ①任：周初諸侯國名，故地在今山東省濟寧市。屋廬子：孟子的弟子，名連。②親迎：古代婚姻制度“六禮”之壹，新郎必須親迎新娘。③揣：衡量。④岑樓：尖頂的高樓。⑤壹鉤金：意謂壹丁點金子。⑥翅：同“啻”，僅，只。⑦紾(zhěn)：扭轉。⑧處子：處女。
12·2 曹交問曰①：“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孟子曰：“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曰：“奚有於是? 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壹匹雛②，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③，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④，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⑤，願留而受業於門。”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余師。”
〔註釋〕 ①曹交：曹國國君的弟弟，名交。②雛：小雞。③ 百鈞：壹鈞為三十斤，百鈞為三千斤。④烏獲：古時候的大力士，能舉千鈞。⑤假館：借住處。假，借。館，住處。
12·3 公孫醜問曰：“高子曰①：‘《小弁》②，小人之詩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③。《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④?”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⑤。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註釋〕 ①高子：與孟子的弟子高子不是同壹人，從孟子稱其為“高叟”來看，應該年長於孟子。②《小弁(pán)》：《詩經·小雅》篇名，《毛詩》認為是諷刺周幽王，《三家詩》認為是周宣王名臣尹吉甫之子伯奇由於遭受後母的讒言而被流放，怨恨而作。這裏應該是指後面壹說。③戚：親近。④《凱風》：《詩經·邶風》篇名，朱熹註：“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⑤磯：激怒。
12·4 宋牼①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②，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③。說之將何如?”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誌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④。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註釋〕 ①宋牼(kēng)：宋國人，又叫宋钘、宋榮，是戰國時著名的學者。 ②構兵：交戰。③指：同“旨”，大意，意旨。④號：名義，說法。
12·5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①，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②，儲子為相③，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曰：“非也。《書》曰⑤：‘享多儀⑥，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誌於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註釋〕 ①季任：任國國君的弟弟，任國國君去鄰國朝會，季任替他居守任國。②平陸：平陸為古厥國，即魯之中都，在今山東汶上縣，與鄒相近。③儲子：齊國宰相。④連：屋廬子的名。間：差錯。⑤“《書》曰”以下三句：出自《尚書·周書·洛誥》。⑥享：諸侯朝見天子的禮儀。
12·6 淳於髡曰：“先名實者①，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②，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壹也。壹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③，子柳、子思為臣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曰：“虞不用百裏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⑤，而河西善謳⑥;綿駒處於高唐⑦，而齊右善歌⑧;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⑨，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睹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曰：“孔子為魯司寇⑩，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11)，不稅冕而行(12)。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13)，不欲為茍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註釋〕 ①名實：名，名譽;實，事功。②三卿：指上卿、亞卿、下卿，《禮記》說：“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孟子在齊國時，曾位列三卿之中。③公儀子：即公儀休。他做魯相時，奉法循禮地治理魯國。④子柳：即泄柳。⑤王豹：衛國人，擅長歌唱。⑥河西：這裏指衛國，因為衛國在黃河西岸。⑦綿駒：齊國人，擅長歌唱。高唐：地名，在齊國的西部，今山東禹城西南。⑧齊右：齊國西部，古時以西方為右。⑨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華周、杞梁都是齊國的臣子，後來攻打莒的時候戰死，他們的妻子十分悲傷，對著城墻哭泣，將城墻都哭倒了，據說後來齊國的風俗就變得擅長哭泣。⑩司寇：主掌司法。孔子曾任魯國的“大司寇”，位與“三卿”並列。(11)燔肉：也寫作“膰肉”，即祭肉。按禮節，祭祀結束後要將祭肉分給參加祭祀的人。(12)稅(tuō)：同“脫”。冕：祭祀時戴的禮帽。(13)微罪：小罪。
12·7 孟子曰：“五霸者①，三王之罪人也②;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③，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④，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⑤，則有讓⑥。壹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⑦。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⑧，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⑨，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⑩。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11)，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12)，取士必得(13)，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14)，無遏糴(15)，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16)。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註釋〕 ①五霸：即“春秋五霸”，指春秋時先後稱霸的五個諸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壹說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吳王夫差、越王勾踐。②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③省：考察。④慶：獎賞。⑤掊克：聚斂。這裏代指聚斂民財的人。⑥讓：責罰。⑦六師：指天子的軍隊。周朝規定天子設六軍，大國諸侯設三軍。⑧摟：牽引，帶領。⑨葵丘：春秋時宋國地名。前651年，齊桓公曾在此會盟諸侯，並從而確立其霸主地位。⑩束牲：古代定盟多用犧牲，如果不宰殺犧牲的，就叫做束牲。載書：指將盟約放在犧牲上。歃(shà)血：古代盟誓時飲犧牲的血表示信守盟誓。(11)樹子：已立的太子。樹，立。(12)攝：兼任。(13)得：得賢。(14)曲防：遍設堤防。曲，遍。防，沿河堤防。當時諸侯若修築沿河堤防，以鄰國為壑，將使鄰國遭災，所以盟約禁止遍設堤防。(15)遏糴(dí)：禁止鄰國來購買糧食。糴，購買糧食。(16)逢：逢迎。這裏指為君主的惡行辯護。
12·8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①。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壹戰勝齊，遂有南陽②，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裏;不千裏，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裏;不百裏，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裏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裏③。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裏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裏。今魯方百裏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 在所益乎?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誌於仁而已。”
〔註釋〕 ①慎子：魯國的大臣，名滑釐，擅長用兵。②南陽：即汶陽，在今泰山西南，汶水之北，是當時齊國和魯國爭奪的要地。③儉：少於。
12·9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①，不誌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誌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壹朝居也。”
〔註釋〕 ①鄉：同“向”。
12·10 白圭曰①：“吾欲二十而取壹，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②。萬室之國，壹人陶，則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③，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壹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④，無君子⑤，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註釋〕 ①白圭：先秦商業經營思想家，名丹，字圭，周國人。梁(魏)惠王時在魏國為官，曾築堤治水，發展生產，主張減輕田稅。②貉(mò)：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國家。③饔飧(yōng sūn)：用飲食來招待客人的禮節。④去人倫：指沒有各種禮節禮儀。⑤無君子：指沒有大小官吏。
12·11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①，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註釋〕 ①洚(jiàng)水：大水泛濫。
12·12 孟子曰：“君子不亮①，惡乎執?”
〔註釋〕 ①亮：同“諒”，誠信。
12·13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①。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醜曰：“樂正子強乎?”
曰：“否。”
“有知慮乎?”
曰：“否。”
“多聞識乎?”
曰：“否。”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②。”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③，而況魯國乎?夫茍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裏而來告之以善。夫茍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④，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裏之外⑤。士止於千裏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註釋〕 ①樂正子：復姓“樂正”，名克，為孟子的弟子。②好善：根據下文判斷，應為樂聞善言。③優：有余。④訑訑(yí)：壹種自以為是、不願聽取他人善言的聲音。⑤距：同“拒”，拒絕。
12·14 陳子曰①：“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②，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註釋〕 ①陳子：即陳臻，孟子的弟子。②禮貌：禮節、態度。
12·15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①，膠鬲舉於魚鹽之中②，管夷吾舉於士③，孫叔敖舉於海④，百裏奚舉於市⑤。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⑥，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⑦。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⑧，而後作;征於色⑨，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⑩，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註釋〕 ①傅說(yuè)：商王武丁的國相。相傳曾為刑徒，在傅巖做版築工匠，後被武丁舉為國相。版築：古人築墻時，用兩版相夾，實土其中，以杵築之。②膠鬲：殷紂時的賢人。曾因遭亂而以販賣魚鹽為生，被周文王舉薦於紂。③管夷吾：即管仲。春秋時，齊國小白與公子糾爭位，管仲擁戴公子糾，公子糾失敗後，管仲被齊桓公囚禁。後由於鮑叔牙的推薦，被齊桓公舉用為相，輔助齊桓公稱霸。士：獄官。管仲曾被囚禁，受獄官管制，所以稱其“舉於士”。④孫叔敖：楚國人，曾隱居在海邊，後被楚莊王舉為令尹。⑤百裏奚：虞國人，後從虞國逃至楚國，以五張羊皮的價格，自賣為奴。後被秦穆公舉為國相。⑥拂：拂戾，違背。⑦曾：同“增”。⑧衡：同“橫”，不順。⑨征：征驗，表現。⑩拂(bì)士：同“弼士”，輔弼的賢士。
12·16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鑒賞 《告子下》篇看似內容龐雜，實際是從學習和生活實踐的角度，對上篇“性善”理論的深入剖析，其中心線索就是“信”。
孟子在本篇中講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就是信。孟子把信規定為君子的為人準則，認為做人處事不講誠信，隨隨便便，沒有原則，是什麽也把握不住的。信，是儒家的道德標準之壹，《論語·為政》講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學》言曰：“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孟子在繼承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把誠信觀應用到個人修養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在對待歷史上，孟子提出失信亂國的觀點。他與儒家前人壹樣，厚古薄今，認為社會的發展是禮崩樂壞、王道式微，將變革的原因片面地歸結為人心不誠。他對春秋戰國的歷史這樣評價道：“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在孟子看來，先王的禮法制度符合仁善之道，是治世的最高準繩，只有人人盡職盡責，遵守自己應守的禮法，天下才能和諧安寧。而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是諸侯僭行天子之禮;“今之諸侯”違背五霸時的束牲誓盟，是不守君子的為人之道;諫君之惡、導君正道是大夫輔佐君王的本分，而“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是沒有恪守自己的職責，這三種做法都是不講誠信，是導致天下大亂的原因。誠信，《中庸》篇又稱作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儒家把誠視為聖人的品格，是秉天執善，所以孟子對“不亮”的做法深惡痛絕。憎惡戰亂、渴望和平、懷戀先王治世，是當時人的普遍情感，孟子希望通過“王道”、“仁政”的政治主張，挽救日益頹下的世風，找回往日的安寧，這當然有儒家知識分子的幻想成分，但他由人性分析人手，強調誠信的做人原則，敢於批判當時的諸侯、大夫，提出順乎民意的主張，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他註意到大道的崩壞是從上到下逐步蔓衍的，要糾正這股歪風，也就必須自上而下逐步實行，也就是要從個人修身開始。
其次，孟子強調君子要保持壹定的操守，無論何種情況，都要堅信自己的信念，恪守自己的道德準則，這就是誠信的表現。
本篇是從順不驕和敗不餒兩方面加以說明的。如當陳子詢問“君子何如則仕”時，孟子回答說“就三去三”，即敬以禮，行其言則就之，雖有禮而言弗行則去之;其下，言未果但迎之致敬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再下，國君雖不用不敬，但能周濟天下、善待臣民的，也可以接受。這三種情況盡管境界高低不同，但都有壹定的基礎，基礎壹旦不存在就須離去，而行善道是最基本的條件，這就是君子的操守和界限所在。孟子認為，君子人仕不是為了謀取個人功名和利益，而是要實施仁政以兼濟天下，造福百姓，這是君子應當信守的使命。
宣揚仁善，兼濟天下，是儒家士人的宏偉誌向，可謂任重道遠。曾子曾說：“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見《論語·泰伯》)。孟子深知承擔這壹使命的艱辛，因此他格外強調君子要在逆境中接受磨練和考驗。他如數家珍，列舉了六位古代先賢艱苦的成功經歷，以“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來激勵自己在逆境中奮起，而他“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經典性論述，成為無數後人經常引用的至理名言。孟子磨練意誌的主張，與他“至大至剛”的“大丈夫”個性有關，這也是肇始於《周易》的中國人“憂患意識”的體現。
第三，在社會實踐中，孟子的誠信觀又表現為動機與實效的統壹。
政治上孟子主張仁政、王道，對為君辟土謀富、約國強戰的臣子，他貶斥為“民賊”，稱不仁不道而求富求強的國君為“富桀”、“輔桀”，而以用兵為能的慎子，被他激烈地譴責為“殃民”。得知魯國將重用樂正子的消息，竟然興奮得“喜不能寐”，不是因為樂正子能力超群、善於思考、博學多聞，而是由於“好善”。他認為這表明統治者有了好善的意向，會吸引許多有能力、有德行的賢人前來輔佐，於是仁政思想就有了實施的希望。
在具體事物上，孟子格外強調動機的純正性。本篇第四章講了宋牼要去楚國調解秦楚構兵的矛盾，當宋牼告訴孟子將“以利說之”時，孟子對其止兵之誌給予了肯定，而對其手段提出了批評，認為臣以仁義事君，當言以仁義，不當言利。同樣的實際效果，可能有不同的出發點，孟子重視純正的動機，是強調仁義思想的內在性，是壹種對自己信念的誠信。對此，朱熹特別強調：“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集註·告子下》)然而君子做事的動機，有時是壹般人不能察識的。如“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壹段，對“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茍去”的深層原因作了剖析，表明君子做事的得體和智慧。針對屋廬子關於“見季子而不見儲子”的詢問，孟子解釋了自己為禮不為勢的深層原因。孟子重視善的動機，也強調善的效果，當魏國大臣白圭欲以二十取壹的稅法取代什壹稅時，孟子認為不符合國情，什壹稅是恰當的，過高會損傷百姓利益，過低國家就無法具備應有的禮儀。動機正確但不利於國家禮治建設，孟子是不贊成的，但是有利於本國而危害他國，孟子也堅決反對。白圭自誇治水之功，孟子對其不順水道，以鄰國為壑的惡劣行為給予了揭露。據《漢書·溝洫誌》介紹，當時齊、趙、魏等國均沿黃河，趙、魏地勢高而齊地勢低，故這些國家競相築堤護衛本國，致使“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這雖然有利於本國，但對別國卻造成災害。由此可見，孟子倡導性善，是兼善天下的博愛思想，他的動機論，體現的是性善理論的內化，對效果的追求，是性善理論的外化，認為只有做到內外統壹，才真正是對性善信念的誠信。
最後，孟子對其理論的闡釋也體現出誠信原則。世人把禮之輕與食色之重進行比較，懷疑禮的重要性。孟子批評這種理解方式是舍本逐末，認為禮與飲食、性欲各自內部都有輕重大小之別，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因為不恰當的比較而懷疑禮的重要性。曹交局限於文辭的表面意義，對“人皆可為堯舜”的著名論題產生疑問。孟子認為其思維過於死板，理解這句話不能死摳字眼，而是要從言外之意的角度，把它看作壹種修養境界，因為能否達到這個境界，關鍵不在於能不能，而在於有沒有決心去做，為善為惡都是自己的所作所為。淳於髡覺得孟子在齊國任職無益於國政，對賢人的作用提出質疑。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為例，消除了他的疑慮，進而指出對仁、賢的界定，不能只拘於名實的表面，而要從本質上看是否符合仁義之道。通過與弟子討論《小弁》和《凱風》的思想感情，強調學《詩》應當結合詩的具體創作背景，這是他“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誌”(《萬章上》)的治《詩》方法的具體例證，雖然他是借評價詩歌的思想感情闡發其道德觀點，但這種領悟詩歌的方法對中國古代文論影響深遠。
孟子解讀經典的辯證性，不僅豐富了他的理論，增加了說服力，而且在復雜的現實生活面前，也具有了靈活性和普遍意義，從而成為傳統文化思想中獨樹壹幟的奇葩。
此外，本篇還反映了孟子教育方法的多樣性，既有不厭其煩的理論解說，又重視現實生活中的身教和啟發，還特別提出不誨之誨的方法，體現了中國傳統教育重視個人悟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