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之所以晦澀並非因為凝煉，而是因為他們拒絕說破。”威廉·燕蔔蓀在壹篇關於代蘭·托馬斯的論文中如是說。燕蔔蓀自己正是壹位偉大而晦澀的詩人，同時也是壹位令人敬畏的批評家，他總是對表達的困難感興趣。
他最著名的書《朦朧的七種類型》出版於1930年，時年24歲。書中的大多數文章是他在劍橋讀書時寫給導師理查茲（IA Richards）的論文。大概還從來沒有哪本書像這本書壹樣改變了英美國家的人閱讀文學的方式。
盡管沒人能記住到底是哪七種朦朧，甚至燕蔔蓀自己也承認他所用的這個詞含義曖昧，但是對於某些詞在詩歌中發揮的微妙作用來說，“朦朧”不失為壹個好詞。
“生活就是在種種無法分析的矛盾中維持自身。”燕蔔蓀在他最著名的詩歌《巴克斯》中這樣寫道，正是在我們有意無意地使用朦朧的詞時，才能夠領會這個為燕蔔蓀所推崇的事實。
文學應該盡可能闡釋，而不是解釋
燕蔔蓀認為我們不應該試圖去解決生活中的種種沖突和矛盾，而應該去“駕馭”它們。在燕蔔蓀看來，生活之道不是去解決矛盾———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而是去盡可能深刻地闡釋它們。他認為這正是偉大的文學所做的，也是其值得我們關註的原因。
哈芬德的這本傳記《威廉·燕蔔蓀：置身名流》豐滿而生動，已出版的第壹冊敘述了燕蔔蓀前半生的經歷。他是約克郡壹位地主鄉紳的幼子，哈芬德指出在他的家庭背景中沒有什麽跡象能夠預示他將來的人生方向。他的父親1919年去世，當時燕蔔蓀10歲。燕蔔蓀認為他7歲就被送進寄宿學校某種程度上是他母親造成的。“事實是，她是基督徒，而我不是，如果我是的話，跟她交談也許會容易些。”他壹生都對基督教抱有強烈的敵意，“基督教對我來說就像噩夢……從這種折磨人的崇拜中解脫出來無疑是件好事”，年少時，他是壹個優秀的數學家，壹個溫徹斯特的學者，而在劍橋大學，他始修數學，而後轉向了文學。
為了語言的邏輯，必須放棄數學的邏輯
在描寫燕蔔蓀如何古怪、如何特立獨行方面哈芬德很在行，理查德·格雷斯曼，燕蔔蓀在溫徹斯特的同輩人，說他是個“快活的天才”，但好像總是對他正在做的事情有壹種無法擺脫的疑惑。他的中學校長說“他很有進取心，很有創意，但我希望他能學會如何約束自己的異想天開”。然而，他的進取心和創意正是從異想天開中來的。
他為了語言的邏輯放棄了數學的邏輯，在語言的邏輯中，在為燕蔔蓀所改變並躋身其中的英語文學中，要的正是矛盾。像哈芬德所說的那樣，燕蔔蓀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自尋煩惱。
由於在他的房間裏發現了避孕套，燕蔔蓀被劍橋開除，並從學校檔案中除名。這件突如其來的、荒謬的醜聞促使燕蔔蓀發奮寫完《朦朧的七種類型》，並尋求工作。如此離譜的錯誤沒有嚇倒他反而成就了他，他曖昧的性取向（傾向於同性戀而非異性戀）也更加無所顧忌，這很符合年輕的燕蔔蓀的特點。
對燕蔔蓀智力上的活動，特別是與其良師益友理查茲之間中規中矩的交往，哈芬德作了詳盡的、令人信服的記錄，而對燕蔔蓀的性生活則保持了得體的沈默。燕蔔蓀在私生活中有壹種奇特的、愉快的、發自內心的冷漠超然的氣質，還有英國式的淡然，以從不抱怨為尊嚴，哈芬德說他“不願意對自己的境遇大驚小怪”。
只有對困難毫不介意，而對舒適了無興趣的人才能夠忍受燕蔔蓀在離開劍橋之後過的“流放生活”，他先是在日本，後來又到戰亂的中國教書。
“在專家和外行之間必須有自由交流”
1931年至1939年在東方這幾年，燕蔔蓀很大程度上是憑記憶教文學。1937年，他在中國西南聯大文學院講授“莎士比亞”和“英國詩歌”，從戰火中搶出的圖書還沒有運到。他硬是憑記憶，把《奧賽羅》整段整段地默寫在黑板上，或把喬叟和斯賓塞的詩篇壹字不錯地背誦出來，然後邊講解邊評論。他還是“基礎英語”教學的先驅，並且引發了對佛教的狂熱。在這期間，他開始寫作後來成為他最偉大著作的論文集《復雜詞的結構》。在諸多學界精英中，他致力於溝通和理解，“在專家和外行之間必須有自由交流，而外行也可能是別的方面的專家，”他寫道，“否則就不會有進壹步的發展和民主。”他認為過度專業化是對公民自由的威脅。最好的科學就像最好的文學壹樣，本質上應是能為大家所***享的知識。作為壹個批評家，他想要讓大家知道語言要想變得簡單有多麽難。他是現代詩人中惟壹提出詩人應該給自己的詩作註以助於讀者理解的人。
1939年1月，燕蔔蓀從中國返回英國，正趕上另壹場戰爭。由於近視，他未能入伍。很快，他在BBC找到壹份工作，為中國作了很多宣傳。哈芬德傳記的第壹冊到此為止。在下壹冊裏我們將會看到燕蔔蓀另壹段在中國的更加非同尋常的歷險。這是壹段漫長的旅途，而我們的導遊很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