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傷與理智》成“天鵝之歌”
布羅茨基是以美國公民身份獲取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但他在大多數場合卻壹直被冠以“俄語詩人”之稱謂。他在1972年自蘇聯到西方後始終堅持用俄語寫詩，並被視為20世紀後半期最重要的俄語詩人，甚至是“第壹俄語詩人”。可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文學界，布羅茨基傳播最廣、更受推崇的卻是他的英語散文，他甚至被稱作“偉大的英語散文家之壹”(見企鵝社英文版《悲傷與理智》封底)。作為高傲的“彼得堡詩歌傳統”的繼承人，布羅茨基向來有些瞧不起散文，似乎是壹位詩歌至上主義者，可散文卻顯然給他帶來了更大聲譽，至少是在西方世界。作為“英文範文”的布羅茨基散文如今已獲得廣泛的閱讀，而作為其散文創作的集大成者，他生前出版的最後壹部散文集《悲傷與理智》更是贏得了世界範圍的贊譽。
《悲傷與理智》***收散文21篇，它們大致有這麽幾種類型，即回憶錄和旅行記，演說和講稿，公開信和悼文等。具體說來，其中的《戰利品》和《壹件收藏》是具有自傳色彩的回憶錄;《壹個和其他地方壹樣好的地方》《旅行之後，或曰獻給脊椎》和《向馬可·奧勒留致敬》近乎旅行隨筆;《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或曰浮起的橡實》《表情獨特的臉龐》《受獎演說》《第二自我》《怎樣閱讀壹本書》《頌揚苦悶》《克利俄剪影》《體育場演講》《壹個不溫和的建議》和《貓的“喵嗚”》均為布羅茨基在研討會、受獎儀式、書展、畢業典禮等場合發表的演講;《致總統書》《致賀拉斯書》為書信體散文;《悲傷與理智》《關愛無生命者》是在大學課堂上關於弗羅斯特和哈代詩歌的詳細解讀;《九十年之後》則是對裏爾克《俄耳甫斯·歐律狄刻·赫爾墨斯》壹詩的深度分析;最後壹篇《悼斯蒂芬·斯彭德》是為詩友所做的悼文。文集中的文章大致以發表時間為序排列，此書最後壹頁上標明了《悼斯蒂芬·斯彭德》壹文的完稿時間，即“1995年8月10日”，而在這個日期之後不到半年，布羅茨基離開了人世，《悲傷與理智》因此也就成了布羅茨基生前出版的最後壹部散文集，是布羅茨基散文寫作、乃至其整個創作的“天鵝之歌”。
“詩和詩人”是《悲傷與理智》的主題
在英文版《悲傷與理智》出版20年後再來讀此書的漢譯，我們發現其內容和形式對我們而言依然具有濃郁的魅力。
就內容而言，《悲傷與理智》是布羅茨基的世界觀和美學觀的集中體現。書中的散文形式多樣，長短不壹，但它們訴諸的卻是壹個***同的主題，即“詩和詩人”。通讀《悲傷與理智》並略加歸納，我們不難獲得壹個關於布羅茨基詩歌觀和美學觀、乃至他的倫理觀和世界觀的整體印象。在藝術與現實的關系問題上，布羅茨基斷言：“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於、並時而大於現實”(《戰利品》)。他認為，不是藝術在模仿現實，而是現實在模仿藝術。因為藝術自身便構成壹種更真實、更理想、更完美的現實。“另壹方面，藝術並不模仿生活，卻能影響生活。”(《悲傷與理智》)“因為文學就是壹部字典，就是壹本解釋各種人類命運、各種體驗之含義的手冊。”(《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他在作為美國桂冠詩人而作的壹次演講中聲稱：“詩歌不是壹種娛樂方式，就某種意義而言甚至不是壹種藝術形式，而是我們的人類學和遺傳學目的，是我們的語言學和進化論燈塔。”(《壹個不溫和的建議》)閱讀詩歌，也就是接受文學的熏陶和感化作用，這能使人遠離俗套走向創造，遠離同壹走向個性，遠離惡走向善。因此，詩就是人類保存個性的最佳手段，“是社會所具有的唯壹的道德保險形式;它是壹種針對狗咬狗原則的解毒劑;它提供壹種最好的論據，可以用來質疑恐嚇民眾的各種說詞，這僅僅是因為，人的豐富多樣就是文學的全部內容，也是它的存在意義”(《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與壹個沒讀過狄更斯的人相比，壹個讀過狄更斯的人就更難因為任何壹種思想學說而向自己的同類開槍”(《表情獨特的臉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羅茨基在本書中不止壹次地引用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命題，即“美將拯救世界”，也不止壹次地重申了他自己的壹個著名命題，即“美學為倫理學之母”。被收入此書的布羅茨基的諾貝爾獎受獎演說《表情獨特的臉龐》更是其美學立場的集中表述。演說中的這段話又集中地體現了他的關於藝術及其實質和功能的看法：“就人類學的意義而言，我再重復壹遍，人首先是壹種美學的生物，其次才是倫理的生物。因此，藝術，其中包括文學，並非人類發展的副產品，而恰恰相反，人類才是藝術的副產品。如果說有什麽東西使我們有別於動物王國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語言，也就是文學，其中包括詩歌，詩歌作為語言的最高形式，說句唐突壹點的話，它就是我們整個人類的目標。”
《悲傷與理智》追求詩的散文性和散文的詩性
就形式而言，我們也可以把《悲傷與理智》當成壹個具有獨特體裁意義的文學文本來閱讀。《悲傷與理智》中的散文不僅是關於詩的散文，它們也是用詩的方式寫成的散文。《悲傷與理智》中的散文都具有顯見的情感色彩，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將布羅茨基的詩歌和散文作比，我們不無驚訝地發現，布羅茨基在散文中似乎比在詩歌中表現出了更多的溫情和抒情。在他冷靜、矜持的散文敘述中，常常會突然出現感傷的插筆。布羅茨基以《悲傷與理智》為題分析弗羅斯特的詩，又將這個題目用作此書的書名。他在說明“悲傷與理智”就是弗羅斯特詩歌、乃至壹切詩歌的永恒主題的同時，似乎也在暗示我們，“悲傷”和“理智”作為兩種相互對立的情感元素，無論在詩歌還是散文中都有可能相互***存。他的散文寫法甚至會使我們產生這樣壹種感覺，即壹般說來，詩是“悲傷的”，而散文則是“理智的”。可布羅茨基又似乎在將兩者的位置進行互換，在刻意地寫作“理智的”詩和“悲傷的”散文。換句話說，他有意無意之間似乎在追求詩的散文性和散文的詩性。這種獨特的敘述性使得他的散文別具壹格，它們與其說是客觀的敘述，不如說是主觀的感受;與其說是具體的描寫，不如說是抒情的獨白。《悲傷與理智》壹書以及書中每篇散文的結構方式和敘述節奏都是典型的詩歌手法，有研究者稱其為“鏡子原則”、“地毯原則”或“音樂原則”。與這壹結構原則相呼應的，是布羅茨基散文獨特的章法、句法乃至詞法，再加上貫穿全書的“蒙太奇”場景和“組合隱喻”，更使得人們很難將《悲傷與理智》中的文字等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散文。其實，各種文學體裁之間原本就無太多嚴格清晰的界線，詩歌和散文之間的過渡體裁被人們稱為“散文詩”(prose poem)。我們或許可以將《悲傷與理智》壹書的文體定義為“詩散文”(poem prose)。布羅茨基在評說茨維塔耶娃的散文時指出，茨維塔耶娃的散文就是“她的詩歌之繼續”。同樣，布羅茨基自己的散文也是他的詩歌之繼續，甚至是他的詩歌之發展，發展到了具有獨立體裁意義的地步。
《悲傷與理智》中的智性文字是耐讀的，其中的詩性也是能給人以愉悅的。更何況，布羅茨基在《悲傷與理智》中直面的、或提出的諸多問題，如帝國與文化的關系、同壹和個性的關系、自由和權力的關系等等，對於我們而言無疑還具有十分強烈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