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後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的時事政治詩，不管是陳述政見,如《洗兵馬》,在梓州寫的《有感》；或是揭發統治者的荒淫殘暴，如《麗人行》、《憶昔二首》之壹、在雲安寫的《三絕句》；或是寓言諷興，如《鳳
凰臺》、《病桔》、《枯棕》、《客從》；或是對窮苦人民的同情關懷，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都是個人的情感與事實相結合的。還有不少長篇，有的記載國家十幾年來的大事，如《夔府書懷》、《往在》;有的敘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憶往事，如《壯遊》、《遣懷》；更是象浦起龍所說的“慨世還是慨身”(《讀杜心解·讀杜提綱》)，都含有濃厚的抒情成分。
戰爭題材在杜詩中占有相當大的數量。杜甫對不同性質的戰爭持不同的態度。他對於朝廷窮兵黷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對的，如《兵車行》、在夔州寫的《遣懷》、《又上後園山腳》；對於平息叛亂,抵禦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亂前期寫的《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以及吐蕃入侵時寫的《歲暮》。這些詩譴責什麽，歌頌什麽，都很鮮明。也有些關於戰爭的詩，既有歌頌，也有譴責。著名的《前出塞》、《後出塞》兩組組詩，曲折反復地敘述戰士在從軍過程中的心情變化，實際上是反映詩人從不同的角度對於戰爭的不同看法。這兩組詩都歌頌了戰場上的壯烈場面，戰士如何善於戰鬥，勇於犧牲，取得勝利；又譴責了君王無止境的開拓邊疆，主將驕橫奢侈，使戰績失去積極的意義。這兩組詩都是通過壹個戰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又如“三吏”、“三別”則更為具體地表達了作者的內心沖突。杜甫在洛陽路上，看見橫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強征入伍。他替這些人提出控訴，對差吏給以譴責，但是壹想到壯丁缺乏，而又大敵當前，便轉變了口氣，盡可能對被征調的人說幾句慰解或鼓勵的話。元代鮮於樞書杜甫《兵車行》 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系自己，也聯系時事。歷代的詩話、詩評對於杜詩裏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論述。但是杜甫的詩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幹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如困居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蜀時寫的《劍門》，是最有代表性的。這類詩，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漢》，七律《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都是情景與時事交融的膾炙人口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