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江南有許多少數民族。陶家遷居的廬江郡是盤瓠蠻即溪族雜居的地方。溪族因雜處五溪之內，又稱溪族。陶侃的相貌與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罵為“溪狗”，史書上也說他“俗異諸華”。可見，他是少數民族。
陶侃的先輩，史書上記載不詳。其父陶丹，是吳國的邊將，官至揚武將軍。揚武，系雜，地位不高。陶侃先世無顯赫仕宦可以溯記，年輕時又當過尋陽的“魚梁吏”，說明其家屬於“寒門”這類社會地位很低的階層。晉滅吳後，中原人稱江南人為“亡國之余”，江東士族在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這樣“望非世族、俗異諸華”的人，處境就更為艱難了。
陶侃少年時喪父，家境清貧，與母親湛氏相依為命。湛氏是位很堅強的女性。她立誌要使兒子出人頭地。在這種環境下，陶侃“少長勤整，自強不息”(《初學記》卷壹註引王隱《晉書》)。湛氏對陶侃管教很嚴，並通過自己紡織資助兒子去結交朋友。後來，陶侃在縣功曹周訪的薦引下當上縣主簿，才開始擺脫充當賤役的地位。
壹次，鄱陽郡孝廉範逵途經陶侃家。時值冰雪積日，倉促間陶侃無以待客。湛氏截發換得酒肴，陶侃“斫諸屋柱”為薪柴，終於備得壹桌“精食”，讓客人喝得特別高興，即使是跟隨範逵而來的奴仆也覺得大過所望。
等範逵離開時，陶侃又追送百余裏。範逵很感動，臨別時問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趕忙回答：“欲之，困於無津耳”(《晉書陶侃傳》)。範逵遂向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晉書陶侃傳》)。這時恰逢州部從事來到郡裏，他想借視察之名勒索賂賄，陶侃便讓手下諸吏安心辦公，自己出面對從事說：“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 。”從事聽了便退了出去。陶侃也未忘報答張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裏。時正寒雪”(《晉書陶侃傳》)，眾僚屬皆面有難色。唯陶侃說：“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晉書陶侃傳》)！於是請行，眾鹹服其義。後長沙太守萬嗣路過廬江，見到陶侃，陶侃對他特別虛心謙恭，使得太守大為驚訝，臨別時對他說“君終當有大名”(《晉書陶侃傳》)。令其子和他結交朋友，而後才離去。
有了這樣的關系，陶侃即被張夔舉為孝廉。靠這種身分，陶侃可以進入洛陽與上層名流結識，去實現他的大誌。
元康元年(年)，惠帝後賈南風發動，獨掌大權。這是“八王之亂”的開始。由於執政的賈模、張華盡心盡力，此後的七、八年間朝野安靜，沒有什麽大的。
大約在元康六年(年)，陶侃到了洛陽。當時的洛陽，經過幾十年 的修復、重建，又變得十分繁華、熱鬧起來。但是，京城的繁華卻沒有給陶侃帶來什麽錦繡前程。實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晉在選官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世族子弟憑借自己的父、祖余蔭即可身居要津，並不為今後升遷而費神。自惠帝即位後，更是“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淩物。忠賢絕路，讒邪得誌，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晉書惠帝紀》)。
陶侃也深知像他這種身分的人，沒有權門當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陽官場上站住腳的。因此，他去求見“性好人物”的司空張華。但張華卻“初以遠人，不甚接遇”(《晉書陶侃傳》)。陶侃對張華的輕視並不灰心。多次求見，“每往，神無忤色”(《晉書陶侃傳》)。張華在和陶侃談話時，大吃壹驚，認為他不同常人，陶侃很快便在張華的推薦下作了郎中。郎中有資格入選各類官職，但像陶侃這樣的窮賤之士是根本擠不進那些顯要的官位。
後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晉書陶侃傳》)。陶侃雖然得到壹介官職，他的出身，以及與不同的相貌，依然為洛陽的達官貴人所輕視。
當時預章國郎中令楊晫與陶侃同在壹州，聲望很高，陶侃便去求見他，楊晫稱贊他說：“《易 》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晉書陶侃傳》)。於是和陶侃同車去見中書郎顧榮，顧榮非常奇怪，吏部郎溫雅也對楊踔說：“奈何與小人同載？”楊晫說：“此人非凡器也”(《晉書陶侃傳》)。
尚書樂廣想要召集荊、揚壹帶的士人，武庫令黃慶向樂廣進薦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議。黃慶則說：“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晉書陶侃傳》)。
陶侃在洛陽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這期間，西晉的內亂愈演愈烈。永康元年(年)，趙王倫廢賈後。第二年又廢惠帝自己稱帝。就由宮廷內發展到宮廷外。洛陽內外已成為諸王軍隊沖突、爭奪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寓居洛陽的江東士族紛紛返家避亂。此時陶侃已經認識到，在洛陽的這種門閥下，他是難於出人頭地的。又因受到江東士族紛紛返回家鄉氣氛的影響，他也準備南下了。
時黃慶已經作了吏部令吏，舉薦陶侃補任武岡縣令。武岡是荊州南部的壹個縣。這時的陶侃已經四十多歲。 陶侃到任後，與太守呂嶽的關系很緊張。他遂棄官回家。以後又當過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晉末江南的給他以儕身戎旅的機會，恐怕他終生也只能當個縣令之類的小官。
八王之亂引起江南動蕩不安的局勢，為陶侃施展才幹提供了機遇。
西晉末年，秦、雍壹帶的因天災和戰亂，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區就食。永寧元年(年)流民因不堪當地官吏欺壓，聚眾起義。西晉朝廷忙調集荊州武勇開赴益州進行。被調發的荊州武勇，都不願遠征，而又受到當地官吏驅迫，遂轉而屯聚起事。
太安二年(年)五月，晉延征荊州(治今湖北江陵)各地壯勇赴益州李流起義軍，引起民眾怨恨，紛紛聚結反抗(參見西晉末年流民起義)。義陽(今河南信陽西北)蠻族首領張昌乘機領導民眾在安陸(今湖北雲夢)石巖山起義，流落到荊州地區的巴蜀流民和逃避兵役者紛紛參加，聲勢浩大。晉江夏太守弓欽遣兵進剿，不能取勝。張昌遂進攻江夏郡治安陸，弓欽兵敗逃奔武昌(今湖北鄂州)。晉新野王司馬歆遣騎督靳滿率部進討，又被張昌擊敗。張昌進占江夏郡，立丘沈(改名劉尼，偽稱系漢後裔)為天子，建立，自任相國，旬月之間，兵力達到3萬人。
張昌勢力的發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晉廷應新野王司馬歆請求發兵進攻張昌，命豫州刺史劉喬屯汝南(今河南息縣)，荊州刺史劉弘據宛(今河南南陽)。劉弘任陶侃為南蠻長史，命他為先鋒開赴襄陽，張昌。張昌利用晉廷皇室諸王爭奪朝權，兵力難於集中之機，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先遣部將黃林率兵2萬進攻豫州，被劉喬擊退。張昌親率壹路北攻樊城(今湖北襄樊東北)。司馬歆統兵出城迎戰，全軍潰敗，司馬歆被殺。
六月，張昌集中兵力北上攻宛，殺守將羊伊，又擊敗晉前將軍趙驤。劉弘退守梁縣(今河南臨汝西南)，留陶侃等人守襄陽(今屬湖北)，張昌轉攻襄陽，不克。七月，東路義軍在石冰率領下攻破江、揚二州。短短幾個月，義軍勢力擴大到荊、江、徐、揚、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區。
劉弘陶侃的調精銳部隊出襄陽向竟陵(今湖北潛江西北)反擊張昌義軍，劉喬遣部將李楊進攻江夏。陶侃與張昌多次激戰，連連獲勝，殺義軍數萬人。張昌逃奔下俊山(今湖北通城西北)，其眾盡降。直到太安三年(年)八月，張昌被晉荊州軍俘殺，起義被下去。
在作戰中，陶侃在軍事上顯示的才幹使劉弘十分感嘆。他對陶侃說：“吾昔為羊公(羊祜)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晉書陶侃傳》)。劉弘自以年老難繼羊祜功業，因此希望陶侃在荊州有所作為。以後陶侃果然當上荊州刺史。劉弘的話對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勵作用。
張昌起義被後，陶侃等因軍功得到賞賜，被封為東鄉侯，食邑千戶。荊、揚等州出現了壹個暫時安定的局面。
這時北方的戰亂已愈演愈烈，西晉朝廷名存實亡。石冰起義軍有功的陳敏被封廣陵相，自謂勇略無敵，漸有割據江東之心。永興二年(年)，東海王司馬越為在諸王爭權戰爭中打敗對手，起用陳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陳敏見晉廷衰亂，遂於十二月據歷陽(今安徽和縣)起兵反晉(參見陳敏反晉之戰)，命其弟陳恢及部將錢端南攻江州(治今南昌)，弟陳斌東攻各郡。晉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曠、江州刺史應邈皆棄城而逃。陳敏占據江東，自稱大司馬、都督江東諸軍事，任命當地豪強、名士顧榮、周圯等40余人為將軍、太守。並假稱奉詔自長江入沔、漢迎接晉惠帝。時執掌朝權的河間王司馬颙以張光為順陽太守，率步騎向荊州增援。劉弘命陶侃和武陵太守苗光屯兵夏口(今武漢)，南平太守應詹領水軍為後援。
此時，陶侃已被劉弘命為江夏太守，另封應揚將軍，率軍抵禦陳恢。陶侃備設儀仗，把母親迎人官舍，鄉裏人都認為他很光榮。但陶侃與陳敏為同郡，又同歲舉吏。因此有人對陶侃居大郡，統強兵頗有猜疑。隨郡內史扈環便到劉弘處挑拔他和陶侃的關系，他對劉弘說：“侃與敏有鄉裏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誌，則荊州無東門矣 。”劉弘則說：“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晉書陶侃傳》)！陶侃暗中聞知此事，立即派兒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去見劉弘，陳說情況，以解開劉弘的疑點。劉弘用人不疑，任他們為參軍，給了他們許多賞賜把他們打發回去。時陳敏令陳恢軍直逼武昌(今湖北鄂州)，劉弘讓陶侃兼任前鋒督護，率軍抵禦。
陶侃把運輸船改作戰艦，有人說這樣作不妥，陶侃說：“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晉書陶侃傳》)。於是攻打陳恢，連敗其軍。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各軍於長岐(湖北黃陂西南)迎擊錢端。晉軍以皮初率步軍誘敵深入，張光、陶侃率步騎伏於岸上，苗光領水軍藏舟於沔水之中，待皮初部誘錢端主力進入伏擊圈後，水陸伏兵齊出，發動猛攻，大敗錢端軍。陶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晉書陶侃傳》)。
陶侃這兩次戰績，奠定了他在荊州地區軍事上的地位，成為當時頗有才能的地方將領。光熙元年()，劉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職。
陶侃在家守喪期間，江南的形勢又發生了變化。永嘉元年(年)西晉宗室瑯邪王司馬睿和大士族王導渡江進駐建鄴。司馬睿是“八王之亂”中最後壹個權臣東海王司馬越的死黨。他看到西晉洛陽已處在崩解之勢，就利用司馬越派他鎮守建鄴之機割據江東。當時司馬睿占據的只是下遊揚州壹帶。上遊的廣大地區有流民勢力在活動，也有洛陽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沒有穩固的上遊，下遊建鄴就無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年)，司馬睿以王敦為都督征討諸軍事，統甘卓、周訪等沿江西上。至江州，與華軼的勢力相遇。
華軼也是東海王越的親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晉書華軼傳》)。華軼如此有勢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晉書華軼傳》)。盡管同屬壹個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們勢同水火。
陶侃喪期滿後，也與東海王越拉上關系。司馬越以他為參軍，督護江州諸軍事。有了這層關系，再加上陶侃的聲望，華軼表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當了華軼的參軍。華軼與司馬睿矛盾越來越尖銳，陶臻左右為難，便說自己有病，對陶侃說：“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誌，而才能不足，且與瑯邪不平，恐怕事難辦成”(《晉書陶侃傳》)。陶侃覺得背棄華軼，有違忠義，因此大怒，派陶臻回到華軼處。陶臻卻偷偷跑到建康，這使司馬睿非常高興，“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晉書陶侃傳》)。
陶侃的“告絕”，使華軼元氣大傷。華軼兵敗被殺，陶侃也官升龍驤將軍、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資於事父以事君”，但關鍵時刻仍背棄華軼。對陶侃的這種行為，當時人無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詬病。這說明，兩晉時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門第利益為歸依的風氣之盛。
當時天下饑荒，山中賊眾常常在江上打劫。陶侃令手下眾將領裝扮成商船行在江上來引誘劫賊，果然山賊來到，被抓獲十幾人，回來後經過審問，才知道這些人原來是西陽王司馬漾的左右部下，陶侃十分不滿，即刻派人去到司馬漾處，逼他把以前的劫賊都交出來，陶侃在釣臺整陣作後繼。司馬漾只得捆送帳下二十人，陶侃把他們全部斬殺。從此以後，水陸肅清，流亡的人都紛紛歸投他，陶侃把自己當時所有資財全部分發給他們。又在郡東設立夷，大收其利。
永嘉年間，巴蜀流民分布在荊、湘之間，屢為官吏、土民所侵害。永嘉五年(年)春，晉湘州刺史荀眺欲以罪殺盡流民，流民四、五萬家被迫起義反晉，***推蜀中才子，時任晉醴陵令的杜弢為首領(參見杜弢起義)。杜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四月，杜弢起義軍攻長沙(今屬湖南)。五月，荀眺棄城逃奔廣州，被起義軍擒獲。後偽降於征南將軍山簡，任廣漢太守，擊斃率眾來攻的湘州郭察，南破零陵(今屬湖南)、桂陽(今湖南郴州)，東攻武昌(今湖北鄂州)，殺晉官吏甚眾。
永嘉六年(年)，晉荊州刺史王澄屢攻杜弢，均被起義軍擊敗。晉瑯琊王司馬睿遣周顗接任荊州刺史。建平流民傅密等投奔杜弢。杜弢別將王真(壹說王貢)襲沔陽(今湖北沔陽西南)，周顗狼狽失守。晉庭只得遣陶侃率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諸軍***同杜弢起義軍，征討都督王敦進屯豫章(今江西南昌)為諸軍後援。
建興元年(年)八月，杜弢圍周顗於潯水城(今湖北黃梅縣西南)，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援，杜弢退保冷口(今湖北蘄春縣西南蘄州鎮東南)。陶侃對諸將說：“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認能饑鬥邪？”部將吳寄說：“要欲十日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晉書陶侃傳》)。陶侃率軍抄近路連續行軍三晝夜，在武昌周圍埋伏下來。義軍果然增兵來攻，陶侃又遣朱伺率伏兵迎擊杜弢，大破義軍，獲其輜重，殺傷甚重，杜弢撤歸長沙。
陶侃派參軍王貢去到王敦處報捷，王敦說：“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王貢回答說：“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晉書陶侃傳》)。王敦認為他說得有理，即表陶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於沌口，又屯沔江(今湖北武漢漢陽西南)。十月，陶侃又率周訪等進擊杜弢，再破義軍。
陶侃派朱伺討江夏，大獲全勝，王沖自稱荊州刺史，占據江陵。建興二年(年)三月，王貢回來後，背叛陶侃，假作陶侃命令，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進軍斬殺了王沖，把他的手下眾人全部俘虜。陶侃召見杜曾不到，王貢害怕自己假造命令被陶侃降罪，於是和杜曾舉兵反叛，在沌陽大敗陶侃的督護鄭攀，又在沔口大敗朱伺。陶侃想撤往灄中(今湖北孝感、黃陂二縣以南)，部將張奕想反叛陶侃，於是對陶侃說：“賊至而動，眾必不可”(《晉書陶侃傳》)。陶侃於是猶豫不決沒有前進，不久之後，義軍到來，果然陶侃軍隊戰敗。再戰，陶侃的坐船被叛軍鉤住，陶侃驚慌失策，幸虧他跳上壹只小船，朱伺拼力戰敵，加上周訪救援陶侃，擊敗杜弢軍，才得以逃脫。張奕也趁機投降敵軍。
這次慘敗使陶侃被降罪免官，但王敦感到，要消滅流民的起義，還是非得陶侃不可。於是，他讓陶侃“白衣領職”。
建興三年(年)二月，王敦命陶侃、甘卓等進攻杜弢。陶侃率周訪等進軍入湘，派都尉楊舉為先鋒，大敗杜弢，屯兵於城西。因此戰有功，陶侃的佐史辭對王敦說：“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克，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壹州星馳，其余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眾，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厄，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誌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懾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即回軍溯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湣此荊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余，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莋，以避其沖。賊輕易先至，大眾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並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眾參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壹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豪厘之差，將致千裏，使荊蠻乖離，西嵎不守，唇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晉書陶侃傳》)。於是陶侃被恢復官職。
陶侃率軍與義軍前後數十戰，起義軍傷亡甚大，杜弢最後向司馬睿請降，司馬睿任命其為巴東監軍。但晉軍諸將依舊不斷進攻，杜弢不勝憤怒，殺晉前南海太守王運，重新起義。遣部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史謝擒，攻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張彥，斬之，杜弘奔臨賀(今廣西賀縣東南賀街)。八月，杜弢的將領王貢帶三千精兵劫斷官運，直向武昌。陶侃派伏波將軍陶延夜中趕往巴陵，掩其不備，大敗敵軍，斬殺千余人，俘虜萬余人。王貢逃還湘城，整軍再戰，陶侃遠遠地對他說：“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晉書陶侃傳》)！王貢聽了，面顯慚色，陶侃心裏明白他心有所動，於是繼續寫信勸降，還剪斷自己的頭發作為信物，王貢終於投降陶侃。起義軍潰散，杜弢逃走，死於途中。陶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占長沙。歷時四年的杜弢流民起義終於被陶侃等。
這時，長江上遊的荊、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馬睿割據江南的形勢已成。在這個過程中，陶侃無疑是起了重要作用。
但王敦此時對陶侃屢立戰功感到特別不安，於是產生了很深的嫉妒之心。陶侃“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晉書陶侃傳》)。王敦不欲陶侃掌荊州，是怕其功高難制。另壹方面主要是因荊州處上流，王敦正欲專制朝權，當然不願荊州假手他人。王敦以其從弟王廙為荊州。陶侃都將以王敦處事不公，起兵，並拒絕去南方。王敦認為這是陶侃指使，王敦大怒，披甲執矛，想要殺陶侃，出而復回，如此往返三四次，陶侃正色說：“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晉書陶侃傳》)！於是起身去廁所。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對王敦說：“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晉書陶侃傳》)！王敦才改變主意，設宴歡送。陶侃見得以成行，連夜便發。途經豫章，見周訪，不禁淚流滿面：“非卿外援，我殆不免”(《晉書陶侃傳》)！
兩晉之際，門閥士族的統治秩序受到破壞。壹些上受壓抑的寒門企圖利用這個機會在上樹立勢力。然而，由於門閥士族勢力依然強大以及他們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難逃失敗厄運。陳敏即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他們要想謀求上的出路，只有依附於某壹士族勢力。這樣，他們就仍處在被驅使、受擺布的地位。陶侃的這壹經歷正反映了當時寒門在上的處境。
陶侃將入廣州，逢杜弢余部杜弘與溫劭等占據廣州。聞陶侃將至，杜弘企圖利用詐降偷襲。陶侃識破其詐，布兵設陣，壹舉將杜弘擊潰。諸將都請求乘勝攻打溫邵，陶侃笑著說：“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壹函紙自足耳”(《晉書陶侃傳》)。竟壹封信將溫劭嚇跑，被陶侃軍在始興抓獲，陶侃遂進據廣州。陶侃因功被封為柴桑侯，食邑四千戶。
廣州當時受戰亂影響較小，境內較為安定。陶侃自從軍十余年間，已功名卓著。雖然受王敦排擠，但他並不甘心於在邊州當刺史。陶侃在州無事，便早晨起來把壹百塊磚從齋裏搬運到院中，晚又再把這些磚壹塊塊地搬回屋裏。有人問其中的原故，陶侃說：“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晉書陶侃傳》)。人們都十分佩服，他勤力勵誌竟達至此。就這樣，他在廣州壹直呆了十年。
太興初年，陶侃進平南將軍，加都督交州軍事。永昌元年(年)正月，王敦起兵反晉。三月，陶侃領江州刺史，但並未直接參加平叛。
太寧三年()，王敦之亂平定後，明帝即用陶侃為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元、明兩朝，王敦兩次興兵，陶侃雖表示支持朝廷，並未實際介入，更未在滅王敦對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鎮，實際是明帝的壹種精心安排。
東晉建立後，吳人在上受到僑人的排擠。永昌元年()王敦兵進建康的過程中，江東士族多持觀望態度，並不介入這場僑人間的內哄。王敦專權後，委任親信，排斥異己，誅除不從。其中，也牽連了不少江東士族。僑姓士族和江東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損害。故明帝能收僑、吳士族之力平王敦。
王敦之亂被平定，瑯邪王氏幾傾晉祚的教訓對司馬氏來說十分深刻。王氏在長江上遊的勢力基本喪失，但王導仍居中樞。為避免重蹈覆轍，明帝決心改變元帝以來的“王與馬，***天下”的格局。因此，他壹方面重用庾亮、郗鑒等人，制約王導的權力，同時拔擢江東士族，在僑、吳士族間搞平衡。另壹方面，“改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晉書明帝紀》)，使方鎮互相牽制，收相維相抗之效。陶侃刺荊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陶侃入主荊州，“楚郢士女莫不相慶”(《晉書陶侃傳》)。
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晉書陶侃傳》)。終日危襟正坐，無論遇到什麽事，他都處理得滴水不漏，各種文件，全用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接待來訪門無停滯。他常對人講：“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晉書陶侃傳》)。
時東晉政風仍承西晉之弊。“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晉書熊遠傳》)。大概與陶侃經歷有關，他對這種風氣深惡痛絕，聲言：“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晉書陶侃傳》)！參佐僚屬有以談戲荒廢職事，不但嚴加訓斥或鞭打，還“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這種作風在東晉官吏中實屬少見。
陶侃不但對部下如此，對自己也是嚴格要求。平時有贈送東西的，他必要問明來源，如是力作所得，則歡喜地收下，還要加倍回贈；如是貪汙官家所得，則立即退還，而且還要當面批評。壹次出遊，見有壹人拿著壹把未熟稻子，陶侃問他：“用此何為？”那人回答說：“行道所見，聊取之耳 。”陶侃大怒，說：“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晉書陶侃傳》)！讓人抓住他打了壹頓鞭子。每宴會飲酒，他有定限。常歡有余而限已竭。眾人勸更少進，但他決不再飲。
陶侃治荊州，還很重視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王敦平後，荊州大饑，百姓多餓死。陶侃“至秋熟輒糴，至饑復減價糶之。士庶歡悅，鹹蒙濟賴”。《藝文類聚》卷五○引王隱《晉書》)羊祜、劉弘在荊州勸課農耕使生產發展，頗得民心，這對陶侃影響不小。此外，基於自己鞏固地盤和發展勢力的需要，這也是必須采取的措施。在他治理下，“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裏中，路不拾遺”(《晉書陶侃傳》)。這種說法顯然有誇大成份。但當時荊州社會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當是事實。
陶侃行事，小到竹頭木屑，大到設城駐兵，考慮頗為慎密細致。他曾主持造船，他下令把木屑和竹頭都收藏起來，眾人不知為什麽。後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聽事前余雪泥濘，木屑正好用來布地，方便大家進出。幾十年後，桓溫為荊州刺史。伐蜀(參見晉滅成漢之戰)造船時，又以陶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陶侃時刻不忘為公事著想，受到人們的壹致稱贊。
陶侃駐武昌時，不少人主張在江北的邾城駐兵鎮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晉書陶侃傳》)，與諸將佐察看形勢。陶侃為之說，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敵寇。即便派兵駐守，也無益江南。長江才是禦寇的天險。眾將才恍然大悟。後荊州刺史庾亮卻對此不察。他派精兵萬人駐守邾城。鹹康五年()後趙遣兵來攻。邾城孤立無援，終於兵敗城陷，損失慘重。
陶侃“性纖密好問”，勤於調查訪問，人比之趙廣漢(西，曾任京兆尹)。他精於吏職，善察訪，發奸擿伏如神。在這方面陶侃也並不遜色。陶侃曾令諸軍營植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晉書陶侃傳》)。
陶侃的才幹頗為當時人所稱道。壹個叫梅陶的人說：“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晉書陶侃傳》)。將陶侃比之曹操、諸葛亮，這確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別是當時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風氣下，他能勤於吏職，在東晉官吏中是極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