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文人學者，不滿統治者的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較普遍地存在反對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這時期的詩文作家，即以抱有這種思想的明遺民為主體。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是這時期最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顯示了嶄新的面貌；他們詩歌的風骨亦高。 重要的遺民詩人，還有歸莊、杜浚、吳嘉紀、閻爾梅、錢澄之、屈大均、陳恭尹等。遺民詩的重要主題，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閻爾梅、錢澄之、吳嘉紀又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在風格上，也各有特色。
以明臣而仕清的錢謙益和吳偉業，也是清初的兩個重要作家。他們的身份不同於遺民，而作品內容卻有相似之處。
錢謙益學問淵博，文章氣概恢宏，在黃、顧、王三家之前，已開始轉變晚明散文的格局，擴大其規模。其詩兼學唐、宋諸大家，入清後的作品，也好寫興亡之感，以自托“不忘故國”。
吳偉業的詩作，多寫明末清初的史事，其七言歌行，辭藻綿麗，感情惻愴，音節諧美，有很強的感染力。 著名的散文作家，還有魏禧、侯方域、汪琬等人。
魏禧是遺民，其文有較濃厚的民族感情和較強的形象性。侯方域文奔放有氣勢。汪琬文流暢簡潔。在錢謙益、顧炎武等人的影響下，清初文人，多博覽群籍，典實豐富，所以也多善於寫作駢文，以陳維崧所寫的才氣橫溢的駢文為最著。
康熙後期，統治鞏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長的，其身世與明遺民不同。這時期的詩歌，就不再以表現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為主，而是致力於藝術技巧的追求，內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寫山水為主。 由於文學本身的演變和城市生活發展、市民階層壯大等原因，元明以來，新興的戲曲、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逐漸超過當時的詩歌、散文。清代文學，也還繼續著這種趨勢，戲曲、小說的成就比較突出。清初的戲曲，如吳偉業的《秣陵春》、李玉的《牛頭山》等，抒寫國家衰亡之痛，是當時民族矛盾的曲折投影。
李玉等人合作的《清忠譜》，揭露宦官當政的黑暗，把市民群眾的鬥爭搬上舞臺；情節人物比較集中，減少明代傳奇戲曲頭緒紛繁的毛病，內容和形式都值得肯定。
朱罐（字素臣）的《十五貫》、葉稚斐（字時章）的《琥珀匙》，內容也有可取。接著出現了洪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兩部傑出的傳奇。
《長生殿》把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放在安史之亂前後的背景上描寫，抨擊了封建政治和李、楊生活的腐朽面,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矛盾；在歌頌真摯愛情方面貫註了作者的理想。雖在對主題思想和主人公性格的處理上有著自相矛盾的缺點，但此劇情節動人，具有濃厚的抒情氣氛，成就還是較高的。
《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離合之情為主線，抒寫南明福王弘光朝覆滅，以至明室300年隳敗的興亡之感，做到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比較成功的結合。它直接寫到清兵入關前後的史事，和現實鬥爭的聯系比《長生殿》密切。全劇結構緊密，表現了身居被侮辱、被壓迫地位而有高貴品格的李香君，塑造了壹個堅守民族氣節的愛國婦女形象。它的主要局限性是對於明末農民起義軍的敵視。 雍正、乾隆時期的文學在康熙後期政治、經濟形勢上升的基礎上,雍正、乾隆時期就進入清朝的“盛世”。被破壞了的明中葉以來萌發的資本主義生產因素，得到恢復和發展，中國的封建經濟呈現最後階段的繁榮。但在清廷誇耀其文治武功都取得勝利的同時，土地集中,官吏貪汙，統治者奢侈腐化和窮兵黷武，又逐漸激化暫時緩和的社會矛盾。
在文化、思想方面，繼續厲行鉗制政策：雍正朝的呂留良遺書，乾隆朝的胡中藻、彭家屏等文字獄，仍然株連廣泛，刑戮殘酷；統治者在提倡程、朱理學之外，又獎勵考據學，實際上起著引導文人學者鉆入脫離現實鬥爭的學術研究中去的作用；乾隆朝利用編修《四庫全書》的機會，大量銷毀、竄改不利於清廷統治的書籍。
這時期，各種文學創作活躍。
這時期的詩文作家，屈服於朝廷的鉗制壓力，迷惑於“盛世”的表面承平，繼續康熙後期的傾向，創作上反映社會矛盾的內容薄弱。但詩說、詩派頗為活躍。
著名詩人有持格調說的沈德潛，持性靈說的袁枚，還有與袁枚齊名和創作主張相近的蔣士銓、趙翼、張問陶；風格以幽秀取勝的厲鶚，以生新取勝的錢載，以奇峭取勝的黎簡，以清迥倜儻取勝的黃景仁；以及描寫人民疾苦的鄭燮（即鄭板橋）等等。詩人眾多，風格多樣化，藝術技巧有不同程度的創新，形成了元明以來所沒有出現過的盛況。
散文方面，產生了以方苞、劉大櫆、姚鼐為代表的桐城派散文。方苞講求義法，姚鼐講究文章的陰陽剛柔。思想上守程、朱理學的正統觀念，風格以清真雅正為宗，適應當時的政治背景。他們的簡淡有風神的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但缺乏宏偉的氣魄和規模。
這時期的駢文作家也不少：接軌六朝唐宋，以才藻富麗取勝的，有胡天遊、袁枚、吳錫麒、孔廣森等人；效法魏晉，以風格高雅取勝的，有汪中、洪亮吉、邵齊燾等人。
詞壇則以浙派的影響為最大，代表作家有厲鶚等。長篇小說在本時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這就是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與曹雪芹的《紅樓夢》兩部巨著的出現。
《儒林外史》對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試制度的摧殘人才，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它雖采用誇張的手法，卻體現“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深刻的現實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樸素的語言藝術，也能做到“戚而能諧，惋而多諷”，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國古代成就最高的長篇諷刺小說。
《紅樓夢》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和賈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節，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現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與傳統意識形態的沖突，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趨勢。它通過對日常生活瑣事和人物內心世界的提煉描寫，塑造了壹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義而又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刻畫細膩，氣氛濃郁，語言優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藝術的偉大成就而成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
短篇文言的筆記小說，有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新齊諧》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齋誌異》。 嘉慶、道光時期的文學。乾隆後期政治上的腐敗,使社會矛盾激化起來。
從嘉慶初年到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之前(1796～1840),社會矛盾繼續發展,更加尖銳。
清朝的“盛世”趨於沒落，中國的封建社會也日益走向衰亡。人民的反抗鬥爭隨著生活的日趨貧困而加強，爆發了白蓮教、天理教等的大規模起義。當時的文人，眼看“盛世”面貌的逐漸幻滅，又掙不脫思想上所受的鉗制，處在暴風雨前夕的沈悶、窒息的空氣中。文壇上有壹些小的變化，但蓬勃的氣象則已不如前壹時期。
在散文方面，有惲敬、張惠言、李兆洛等提倡文章要合漢魏六朝與唐宋之長，合駢、散兩體之長，想以健茂的氣格，救桐城派的薄弱，稱為陽湖派。陽湖派在寫作實踐方面的成就，並不能超過桐城派，其影響也不及桐城派的深廣。桐城派在這時期的代表作家，還有梅曾亮、管同等人。張惠言與稍後的周濟等，宣揚詞的比興意義和社會作用，宣揚詞要寫得深美閎約、質實厚重。在理論上有較大的貢獻，推動了清詞的進展，其影響直接延伸到近代，稱為常州派。但他們的創作，雖想“以國風、《離騷》之旨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實際上受溫庭筠、周邦彥、吳文英的影響較深，頗偏於綺艷，而且缺乏有深廣現實意義和積極精神的內容。比諸浙派和陽羨派，並沒有真正的高下之別。
在常州派風靡詞壇的時候，有不為此派風氣所囿的詞人，如郭麐撰、項鴻祚，其作品寫得清雋哀婉，別有風韻，也為論者所推重。
詩的方面，著名作者有王曇、孫原湘、舒位等，被稱為繼袁枚、蔣士銓、趙翼“乾隆三大家”之後的“後三家”。舒位詩善於剪裁成語，富有奇氣；孫原湘詩寫得清麗，富於巧思，也有精彩的作品。
以上詩、文、詞的作家，雖都在嘉慶時期去世，但有的創作活動，在乾隆後期已開始，所以文學史上，也曾把惲敬、張惠言、王曇、孫原湘等人放在上壹時期的作家之列。
預感暴風雨即將到來，期待迎接新時代的曙光的代表作家是龔自珍。他生活於本時期，但他的帶有啟蒙主義思想、富有瑰奇璀璨色彩的詩詞散文，開創新的風氣，對近代文學的影響更大，所以文學史上又常把他列為近代文學的先鋒。小說、戲曲，在本時期走向低潮。長篇章回小說較著名的是李汝珍的《鏡花緣》。它在婦女問題上有壹些進步見解，體現出民主思想，但也有不少封建說教和庸俗內容，藝術上也有明顯的缺憾。
傳奇在《長生殿》、《桃花扇》之後，內容上已逐漸趨於宣揚封建道德和適應士大夫娛樂的需要；形式上也多冗長、堆砌，趨於僵化，優秀的作品少見。
代之而起的比較有新的生命力的是各種地方戲曲。講唱文學如評書、鼓詞、彈詞等，品種多樣，在城市和農村都相當活躍，顯示了它們的民間色彩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