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對詩文的重視
南懷瑾先生說:儒家何以對詩的教育看得那麽重要?因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會工作的人,經常人與人之間有接觸、有痛苦、有煩惱。尤其是中國人,拼命講究道德修養,修養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經常告訴同學們,英雄與聖賢的分別:“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聖賢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將自己的煩惱交給別人去挑起來,聖人自己挑盡了天下人的煩惱。”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希望每個人能完成聖賢的責任,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
南先生在這裏,說的是壹個從事政治的人,在面臨事業和人生等種種問題時,難免痛苦,而痛苦如何解決?沒人能夠幫得上忙,唯有靠自己。靠自己什麽?靠自己內心的力量。內心的力量表現何在?主要是指壹個人內心世界的豐富和能量,彈性和張力,而這個,其實就是壹個人面對外在世界的修養問題了。而修養靠什麽?光有知識當然不行,最主要是生活的磨礪,在體驗基礎上的用心感悟,在感悟之中思想、智慧和力量的生發。
儒家所謂“明心見性”,道家所謂“抱樸歸壹”,堅守“真元”,佛家所謂“修心養性”,都是說,壹個人修養自我,保持“本性”和“真我”,在紛紛擾擾的世俗中,在為生存,為名利地位而忙碌的生命中,不能隨波逐流,失去自我,而是要刻意地為自己的內心留出壹片幹凈無塵的綠地,並守護好自己的這片精神家園,以做到“以不變應萬變”,出入、進退和取舍皆能達到智慧而自如,在不可自主的世間,保持壹份獨立和寧靜,保持壹份超脫和自由,這樣,才能遠離世間的假惡醜的侵蝕和禍患,減少那些無謂的“執著”之苦,減少個人局限性和人生的無奈帶給自己的無盡煩惱和痛苦,讓人生在灑脫中多壹份快樂和不羈的自由。
而所有這些,知識本身是給不了的,功名富貴也是不能解決的。即使是修身養性本身,似乎也是十分枯燥痛苦的。而詩,作為“言誌”和“言情”之載體,卻能給人的精神以極大的滿足、輕松和愉悅。為什麽呢?詩不僅言情言誌,有抒情作用,可釋放壹個人的心誌,還原壹個人的真實情懷,讓人有回歸天然本性的暢 *** ,同時,詩富有音樂韻律感,讓人生出樂陶陶之愉悅,還能生出富有空間美的畫意來,此所謂“詩情畫意”也。人生因為詩而多些詩情畫意,變得快樂增多,意義增多。在壹個心中有詩的人眼裏,世界和現實的醜陋也會淡化許多——因為他只看到了其中的美、真和善,看到了那份回歸天然的簡單和淳樸。
古代的從政的官員,本來都是通過讀書而入仕的,當時的科考制度,本來就是以做詩文為主的,他們自小就與詩書文章結下不解之緣,所以,入仕後,也把這份詩情帶入日常的工作和仕途經濟中。作詩作文,是他們壹種重要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們在忙碌之暇的壹種休息。從上古時的《詩經》開始,到後來的《離騷》,辭賦以及後來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理學詩學,等等,都說明了我國自古就是壹個尊重天性,追求詩情畫意,崇尚詩歌的國度,詩歌對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和文明起到巨大作用。而那些作詩的作者們,也多是走入仕途,有壹定社會地位的官員,而並非後來與政治關系不大的職業詩人和寫手們。
由此可見,詩歌在古代,不僅是壹種修養自己,娛樂性情,陶冶情操,提高審美的文藝愛好,更是壹種安身立命,修養自己,步入仕途,求取功名的重要途徑,任何壹個讀書人,都要會作詩。所以我們看到,古代的蒙學教育中,早早就讓幼兒背誦《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培養作詩作文的語感,到後來的《詩經》《離騷》以及四書五經等的必讀,詩歌滲透在讀書人的整個讀書生涯和人生之中。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人在五六歲、七八歲時,就能作詩賦文了。與此同時,情誌的培養,做人的修養也從小樹立,這是十分了不起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們看到儒家,十分重視詩歌教育,從中也可體現出其重文尚德之風。
從小沒離開過,影響壹生,長大入仕後,當然也離不開它。這就是詩歌對於古代知識分子和官員的價值。從現實的角度來說,詩文確實對壹個人的修養起著重要的作用。正如南先生所說,從政的成天忙於公務,可謂身心疲憊,面對現實的種種壓力、紛爭和傾軋,內心的痛苦自不待言,此時,如果以詩文娛樂,可減卻不少人生之累。無論司馬相如,還是屈原,無論是曹操,還是李白,無論是蘇軾,還是乾隆皇帝……無論男女老幼,無論地位尊卑,不要說讀書人,上自皇帝,下至草民,都能隨意唱和壹下詩文,是壹種社會之風氣了。
而現在的人呢?詩文傳統早已離我們遠去。不要說從小能作詩作文,就是長大成人後,讓他寫壹篇文章也成為抓耳撓腮的難上加難之事。如今通訊發達,電腦工具化,知識滿天飛,忙碌而聰明的現代人,就更不必像先人那樣,費盡心思的“壹句三年得,壹語雙淚流”地苦吟了。心情浮躁著呢,生存壓力太大,忙著賺錢呢,哪裏有心情“犯酸”作詩作文呢!不如復制、粘貼過來,省時又省力!從政的官大爺們呢?詩文更是離我遠去,哪裏有閑心弄那個?還不如沒事“搬磚”,或者去歌舞廳瀟灑壹番,更加爽快盡興呢。當然,也有不少喜歡舞文弄墨的官員,比如在公眾場合寫寫書法,題題字,就已經算是文化不淺的大人了。真是今非昔比,社會人心已然大變。讓人不能不感嘆。究竟是哪種活法好呢?
所以,南先生說:碰到人生的煩惱,西方人就付諸宗教;中國過去不專談宗教,人人有詩的修養,詩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麽無法化解的煩惱,自己作兩句詩,就發泄了,把情感發揮了。同時詩的修養就是藝術的修養,壹個為政的人,必須具備詩人的情感、詩人的修養。我們看歷史就知道,過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將,退朝以後回到家中,拿起筆,字壹寫,書壹讀,詩壹誦,把胸中所有的煩悶都解決了。不像現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將或跳舞去了。這種修養和以前的修養不同了,也差遠了。
儒家為什麽如此重視詩歌教育?當然與其積極實踐人生,追求人生“立功、立言、立名”的“三不朽”事業有關。人生態度很嚴肅,也對自己有較高的期望,重名節,為此可以忍受人生的諸多苦痛,做到“安貧樂道”,他們得遇時,則努力實踐人生理想,實現抱負,不遇時則“潛居抱道”,以待其時。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就是多數儒生的人生理想。而為官有位時,為了追求個性與社會***性的相融合,追求“內聖外王”,平時走中庸中正之道,以求達到內外的和諧發展。
當仕途坎坷不遇時,他們以詩文抒發心中的塊壘;當意氣風發,懷抱得展時,也以詩文表達心中的快意。詩文對他們不僅是壹種生活方式,更是壹生須臾不可離的親密朋友。當不遇時,他們以詩文自娛自樂,修養自己,他們為什麽能忍受生活的困苦,是因為他們內心中還有那份功利情結——如果沒有入仕之機會,至少可以詩文遺世留名。司馬遷屈辱中著《史記》,曹雪芹衣食無著中十年增刪,堅持寫作《紅樓夢》,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嗎?雖然大部分文人不可能成為司馬遷,成為曹雪芹,但這並不妨礙仍有千千萬萬的讀書人做著這個千古流芳的美夢!可見詩文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巨大感召力量。
南先生在感嘆今天從政者修養的同時,建議他們不妨增加些詩文或人文方面的修養。他說:由此我們已了解,孔子說《為政》的“詩三百,壹言以蔽之,日思無邪”,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人,除了領導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對於自己的修養,更要有詩人的情操,才能溫柔敦厚,才能輕松愉快地為政。十分有道理,只是不知道,今天的從政者,是否真正能聽進去,或者真正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