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對詩文的重視
南懷瑾先生說：儒家何以對詩的教育看得那麽重要？因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會工作的人，經常人與人之間有接觸、有痛苦、有煩惱。尤其是中國人，拼命講究道德修養，修養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經常告訴同學們，英雄與聖賢的分別：“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聖賢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將自己的煩惱交給別人去挑起來，聖人自己挑盡了天下人的煩惱。”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希望每個人能完成聖賢的責任，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
南先生在這裏，說的是壹個從事政治的人，在面臨事業和人生等種種問題時，難免痛苦，而痛苦如何解決？沒人能夠幫得上忙，唯有靠自己。靠自己什麽？靠自己內心的力量。內心的力量表現何在？主要是指壹個人內心世界的豐富和能量，彈性和張力，而這個，其實就是壹個人面對外在世界的修養問題了。而修養靠什麽？光有知識當然不行，最主要是生活的磨礪，在體驗基礎上的用心感悟，在感悟之中思想、智慧和力量的生發。
儒家所謂“明心見性”，道家所謂“抱樸歸壹”，堅守“真元”，佛家所謂“修心養性”，都是說，壹個人修養自我，保持“本性”和“真我”，在紛紛擾擾的世俗中，在為生存，為名利地位而忙碌的生命中，不能隨波逐流，失去自我，而是要刻意地為自己的內心留出壹片幹凈無塵的綠地，並守護好自己的這片精神家園，以做到“以不變應萬變”，出入、進退和取舍皆能達到智慧而自如，在不可自主的世間，保持壹份獨立和寧靜，保持壹份超脫和自由，這樣，才能遠離世間的假惡醜的侵蝕和禍患，減少那些無謂的“執著”之苦，減少個人局限性和人生的無奈帶給自己的無盡煩惱和痛苦，讓人生在灑脫中多壹份快樂和不羈的自由。
而所有這些，知識本身是給不了的，功名富貴也是不能解決的。即使是修身養性本身，似乎也是十分枯燥痛苦的。而詩，作為“言誌”和“言情”之載體，卻能給人的精神以極大的滿足、輕松和愉悅。為什麽呢？詩不僅言情言誌，有抒情作用，可釋放壹個人的心誌，還原壹個人的真實情懷，讓人有回歸天然本性的暢 *** ，同時，詩富有音樂韻律感，讓人生出樂陶陶之愉悅，還能生出富有空間美的畫意來，此所謂“詩情畫意”也。人生因為詩而多些詩情畫意，變得快樂增多，意義增多。在壹個心中有詩的人眼裏，世界和現實的醜陋也會淡化許多——因為他只看到了其中的美、真和善，看到了那份回歸天然的簡單和淳樸。
古代的從政的官員，本來都是通過讀書而入仕的，當時的科考制度，本來就是以做詩文為主的，他們自小就與詩書文章結下不解之緣，所以，入仕後，也把這份詩情帶入日常的工作和仕途經濟中。作詩作文，是他們壹種重要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們在忙碌之暇的壹種休息。從上古時的《詩經》開始，到後來的《離騷》，辭賦以及後來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理學詩學，等等，都說明了我國自古就是壹個尊重天性，追求詩情畫意，崇尚詩歌的國度，詩歌對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和文明起到巨大作用。而那些作詩的作者們，也多是走入仕途，有壹定社會地位的官員，而並非後來與政治關系不大的職業詩人和寫手們。
由此可見，詩歌在古代，不僅是壹種修養自己，娛樂性情，陶冶情操，提高審美的文藝愛好，更是壹種安身立命，修養自己，步入仕途，求取功名的重要途徑，任何壹個讀書人，都要會作詩。所以我們看到，古代的蒙學教育中，早早就讓幼兒背誦《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培養作詩作文的語感，到後來的《詩經》《離騷》以及四書五經等的必讀，詩歌滲透在讀書人的整個讀書生涯和人生之中。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人在五六歲、七八歲時，就能作詩賦文了。與此同時，情誌的培養，做人的修養也從小樹立，這是十分了不起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們看到儒家，十分重視詩歌教育，從中也可體現出其重文尚德之風。
從小沒離開過，影響壹生，長大入仕後，當然也離不開它。這就是詩歌對於古代知識分子和官員的價值。從現實的角度來說，詩文確實對壹個人的修養起著重要的作用。正如南先生所說，從政的成天忙於公務，可謂身心疲憊，面對現實的種種壓力、紛爭和傾軋，內心的痛苦自不待言，此時，如果以詩文娛樂，可減卻不少人生之累。無論司馬相如，還是屈原，無論是曹操，還是李白，無論是蘇軾，還是乾隆皇帝……無論男女老幼，無論地位尊卑，不要說讀書人，上自皇帝，下至草民，都能隨意唱和壹下詩文，是壹種社會之風氣了。
而現在的人呢？詩文傳統早已離我們遠去。不要說從小能作詩作文，就是長大成人後，讓他寫壹篇文章也成為抓耳撓腮的難上加難之事。如今通訊發達，電腦工具化，知識滿天飛，忙碌而聰明的現代人，就更不必像先人那樣，費盡心思的“壹句三年得，壹語雙淚流”地苦吟了。心情浮躁著呢，生存壓力太大，忙著賺錢呢，哪裏有心情“犯酸”作詩作文呢！不如復制、粘貼過來，省時又省力！從政的官大爺們呢？詩文更是離我遠去，哪裏有閑心弄那個？還不如沒事“搬磚”，或者去歌舞廳瀟灑壹番，更加爽快盡興呢。當然，也有不少喜歡舞文弄墨的官員，比如在公眾場合寫寫書法，題題字，就已經算是文化不淺的大人了。真是今非昔比，社會人心已然大變。讓人不能不感嘆。究竟是哪種活法好呢？
所以，南先生說：碰到人生的煩惱，西方人就付諸宗教；中國過去不專談宗教，人人有詩的修養，詩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麽無法化解的煩惱，自己作兩句詩，就發泄了，把情感發揮了。同時詩的修養就是藝術的修養，壹個為政的人，必須具備詩人的情感、詩人的修養。我們看歷史就知道，過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將，退朝以後回到家中，拿起筆，字壹寫，書壹讀，詩壹誦，把胸中所有的煩悶都解決了。不像現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將或跳舞去了。這種修養和以前的修養不同了，也差遠了。
儒家為什麽如此重視詩歌教育？當然與其積極實踐人生，追求人生“立功、立言、立名”的“三不朽”事業有關。人生態度很嚴肅，也對自己有較高的期望，重名節，為此可以忍受人生的諸多苦痛，做到“安貧樂道”，他們得遇時，則努力實踐人生理想，實現抱負，不遇時則“潛居抱道”，以待其時。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就是多數儒生的人生理想。而為官有位時，為了追求個性與社會***性的相融合，追求“內聖外王”，平時走中庸中正之道，以求達到內外的和諧發展。
當仕途坎坷不遇時，他們以詩文抒發心中的塊壘；當意氣風發，懷抱得展時，也以詩文表達心中的快意。詩文對他們不僅是壹種生活方式，更是壹生須臾不可離的親密朋友。當不遇時，他們以詩文自娛自樂，修養自己，他們為什麽能忍受生活的困苦，是因為他們內心中還有那份功利情結——如果沒有入仕之機會，至少可以詩文遺世留名。司馬遷屈辱中著《史記》，曹雪芹衣食無著中十年增刪，堅持寫作《紅樓夢》，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嗎？雖然大部分文人不可能成為司馬遷，成為曹雪芹，但這並不妨礙仍有千千萬萬的讀書人做著這個千古流芳的美夢！可見詩文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巨大感召力量。
南先生在感嘆今天從政者修養的同時，建議他們不妨增加些詩文或人文方面的修養。他說：由此我們已了解，孔子說《為政》的“詩三百，壹言以蔽之，日思無邪”，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人，除了領導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對於自己的修養，更要有詩人的情操，才能溫柔敦厚，才能輕松愉快地為政。十分有道理，只是不知道，今天的從政者，是否真正能聽進去，或者真正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