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王夫稱劉禹錫為“小詩之聖”。
劉禹錫的稱號：劉禹錫，中唐偉大詩人，並且在該時期詩歌的創作地位和其遭遇和盛唐之時的杜甫極為相似，剛正直言，文辭著稱於世。
和杜甫、杜牧壹樣，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憂國憂民，但估計是因為已經有了“李杜”和“小李杜”之稱，其文辭又專長於民歌形式，而非格式工整的絕句、律詩，故稱其為“小詩之聖”。
劉禹錫和柳宗元並稱“劉柳”、和白居易並稱“劉白”，白居易稱劉禹錫為“劉二十八”，因為劉禹錫在家族的同輩人中以長幼排序是第二十八位，因此白居易稱呼他為“劉二十八”，另外，白居易還稱他為“詩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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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成就——唯物主義傾向
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著作是《天論》三篇。在宇宙論方面，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關於自然與人的關系，劉禹錫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
他認為，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系的。“法大行”的時候，社會上“是為公是，非為公非”，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顛倒，人不能勝天，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了宣揚的條件。
“法小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不清，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是在認識論方面的壹個重大貢獻。這也是劉禹錫對有神論社會根源的看法。
他認為，在法大行的社會裏，是為公是，非為公非，蹈道必賞，違善必罰，人們就會說，禍福決定於人的行為，與天沒有關系。在法大弛的社會裏，是非顛倒過來，賞恒在佞，罰恒在直，人們對不合理的現象找不到解釋，就不得不把壹切歸之於天。
他又認為，當“理明”時，人們就不會講“天命”；當“理昧”時，就不會不講天命。劉禹錫從法弛和理昧來解釋有神論產生的根源，可謂見解獨到，他指出神是人在壹定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他在所寫的《天論》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與韓愈的論戰深入下去，進壹步探索天人關系問題。他認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天與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點，“交相勝”，“還相用”。人雖不能幹預自然界的職能和規律，但卻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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