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方面表現在字數的齊整上，另壹方面表現在壓韻和平仄相對上。
從楚辭到唐詩、宋詞、元曲，古詩有著較為固定的語言形式和比較嚴格的韻律要求。這讓各種形式的古詩讀起來瑯瑯上口，鏗鏘有致。從總體上來說，各種形式的古體詩體現了較強的節奏感和韻律感。這種節奏感和韻律感與人的思想感情結合在壹起，就形成了壹種特定的語言氛圍。
至於現代詩，它的妙處主要體現在意象的新奇上，並且更符合大部分現代讀者的閱讀習慣，更容易創造壹種氣氛。另外，我國的現代詩起源於“五四”時期的白話文前後，跟隨白話文壹同成長起來。現代詩打破格律限制之後的自由形式始終是它創作的基礎。
古體詩，除楚辭外的各種詩歌體裁。也稱古詩、古風。古體詩格律自由，不拘對仗、平仄，押韻較寬，篇幅長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體和雜言體。
四言詩，在近體詩中已經不存在了，雖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體詩。《詩經》中收集的上古詩歌以四言詩為主。兩漢、魏、晉仍有人寫四言詩，曹操的《觀滄海》、陶淵明的《停雲》都是四言詩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體詩作較多，簡稱五古、七古。五古最早產生於漢代。《古詩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詩。漢代以後，寫五言古詩的人很多。南北朝時的詩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後的古體詩中五言的也較多。而七古的產生可能早於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見。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現，唐人又稱七古為長句。
雜言詩也是古體詩所獨有的。詩句長短不齊，有壹字至十字以上，壹般為三、四、五、七言相雜，而以七言為主，故習慣上歸入七古壹類。《詩經》和漢樂府民歌中雜言詩較多。漢魏以來樂府詩配合音樂，有歌、行、曲、辭等。唐人樂府詩多不合樂。唐宋時代的雜言詩形式多種多樣：有七言中雜五言的，如張籍的《行路難》；有七言中雜三言的，如張耒的《牧牛兒》；有七言中雜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將進酒》；有七言中雜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為主雜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難》。
此外，古絕句在唐時也有作者；都屬古體詩範圍。古體詩在發展過程中與近體詩有交互關系，南北朝後期出現了講求聲律、對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體、近體之間的新體詩。唐代壹部分古詩有律化傾向，乃至古體作品中常融入近體句式。但也有些古詩作者有意識與近體相區別，多用拗句，間或散文化來避律。
而近體詩是指從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開始，到1919年五四運動興起前為止,將近100年左右的詩歌。它代表了壹個歷史時期即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詩歌，也是從傳統的古典詩歌到現代意義的新詩的過渡，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這壹時期,詩歌相當繁榮,作家和作品數量眾多。陳衍《近代詩鈔》僅就見聞所及，采錄鹹豐以來詩人360余人。孫殿起《販書偶記》及其《續編》著錄道光以來刊刻的別集不下1500余種，其中不少是詩集或詩文合集。
由於近代中國在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下發生了巨變，由壹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產生了新的階級成分、社會思潮和社會矛盾，因此，近代詩也開始沖破清代傳統詩歌的樊籬，出現新潮流。近代進步詩人往往是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他們以詩歌為武器，緊密圍繞近代各個時期的重大鬥爭，深刻地反映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歷程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內容。
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裏，近代啟蒙思想家龔自珍以其特有的敏感和蹊徑獨辟的詩歌，揭示清王朝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危機,呼號變革,期望能對腐朽現實實行“勁改革”的人才的興起，揭開了近代進步詩歌潮流的序幕，也為近代詩歌與現實政治密切結合奠定了基礎。接著，魏源、林則徐、張維屏、張際亮、朱琦、貝青喬、金和等壹批經歷了鴉片戰爭的詩人，懷抱愛國深憂和民族義憤，突出地反映了鴉片戰爭這壹重大歷史事件。他們的詩歌抨擊侵略者，痛斥投降派，謳歌抗敵英烈，為中華民族反帝鬥爭留下了光輝形象和歷史畫卷。稍後，太平天國人民革命政權提出“棄偽從真”的反封建的文化綱領，革命領袖們的詩歌，以抒寫吊民伐罪的理想、改天換地的氣魄、百折不撓的英雄主義精神，傳達出廣大人民的心聲。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隨著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並開展起改良主義政治運動，近代詩歌也被推進到壹個新階段。黃遵憲努力創作“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新派詩”，梁啟超響亮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推譽黃遵憲為“詩界革命”的旗幟。黃遵憲的詩，“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具體、鮮明、生動地反映了從鹹豐以來到“庚子事變”前後的歷史面貌，貫串著救亡圖存、變法趨新和對賣國投降與頑固守舊勢力所進行的鬥爭，充分體現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時期的時代精神。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林紓、蔣智由、丘逢甲等，也都各有所側重，以不同風格的詩歌，表現了呼號變法圖強的***同主題和追求進步救國的誌士激情。
1900年“庚子事變”之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開始在詩壇上嶄露頭角，以詩歌為革命號角，將近代詩歌進壹步推向新領域。秋瑾的詩激昂慷慨，洋溢著革命英雄主義和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富有巾幗英雄的氣概。稍後，革命文學團體南社，在辛亥革命前不到兩年的時間裏，社員發展至200余人,辛亥革命後，更劇增至1000多人，聚集了壹大批傾向革命的文化人。其代表詩人柳亞子的詩是民主革命鬥爭的回響，他伴隨革命歷程，圍繞主要矛盾和重大事件,抒發壯懷與激情,充滿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精神。南社其他重要詩人陳去病、高旭、周實、寧調元、馬君武、蘇曼殊等也都表現了反帝反封建反清革命的思想和對自由、民主、國家富強的理想的熱烈追求。
近代是西學東漸、資本主義文明傳入時期。先進科學技術創造出的奇跡般的新事物以及與封建思想體系截然對立的資產階級社會學說,開闊了人們的眼界,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梁啟超即曾表示：“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夏威夷遊記》)歌詠新事物、新學理，成為近代詩歌又壹嶄新的內容。黃遵憲的《今別離》，抒寫在有了輪船、火車、電報、照相以及已知東西兩半球晝夜相反的條件下，別離的新滋味；《以蓮菊桃雜供壹瓶作歌》雜取佛理和植物學、化學、生理學等新學理以入藝術構思，都是前人所沒有的。同時,隨著近代與外國的交往,壹些詩人得以涉足國外,親自接觸資本主義新世界，他們“足遍五洲多異想”，“吟到中華以外天”，將詩筆展拓到海外。在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馬君武、蘇曼殊等人的詩作中，可以看到日本的櫻花、倫敦的大霧、巴黎的鐵塔、錫蘭島的臥佛等各國奇異的風光，也可以看到日本的明治維新、美國的總統大選、英國的日漸衰朽的資產階級社會等政治狀況。所有這些都大大開拓了近代詩歌表現的領域，所以康有為說：“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意境幾於無李杜，目中何處著元明”。
近代進步詩歌雖然基本上還是采取古典詩歌舊體，但是隨著表現領域的擴大和內容的更新，形式上也不能不顯示出壹定的變化。長篇詩歌增多,如朱琦的《感事》、姚燮的《雙鴆篇》、黃遵憲的《錫蘭島臥佛》等，黃詩被梁啟超譽為“空前之奇構”，中國“有詩以來所未有”。出現大規模組詩,如龔自珍的《己亥雜詩》315首，反映了詩人壹生主要經歷、遭遇和思想；貝青喬《咄咄吟》120首,系統地反映了浙東抗英軍事的內幕。此外,龔自珍、梁啟超的壹些詩明顯地突破了舊的格調聲律的束縛，同時還出現了詩歌通俗化的趨勢。黃遵憲早期即提出“我手寫我口”，主張以“流俗語”入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適應通俗宣傳的需要,興起壹個歌詞創作運動,其形式逐漸向白話詩靠近，梁啟超稱贊黃遵憲的《軍歌》，以為“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他還推崇《江蘇》雜誌上發表的歌詞為“中國文學復興之先河”，表現了詩歌形式變革的強有力的趨向。
政治性強，鬥爭性強，題材新，思想新，形式逐漸發生變化，為向新詩過渡準備條件，是近代進步詩歌潮流的主要特點，代表了近代詩歌的主要成就。近代進步詩人各有其歷史的階級的局限，又由於近代政治風雲變化急遽，在壹個時期表現為進步的詩人，至下壹時期則趨於保守，但他們都在壹定時期內唱出過無愧於時代的歌聲。
與近代進步詩歌潮流並行，傳統詩壇上各種保守傾向的詩派仍在發展，並且擁有相當廣泛的影響。鴉片戰爭前後,有宋詩派的崛起。程恩澤是這個詩派的先驅,重要作家有祁□藻、 何紹基、 鄭珍、莫友芝、曾國藩等。他們的學詩趨向由前此的宗尚盛唐轉而為宗宋。但所謂宗宋,也不僅僅限於宋人,還包括唐人而開啟宋人詩風者，大體在唐之杜甫、韓愈和宋之蘇軾、黃庭堅之間。這個詩派的興起，與乾嘉以來漢學考據學風的盛行密切相關，主要作家都是有漢學根柢或糅合漢學與宋學的，基本創作傾向是“合學人、詩人之詩二而壹之”。宋詩派學古並不主張機械地擬古，他們也吸收了宋人學唐而“力破余地”的藝術創造精神，追求詩歌的獨創性。成就較為突出的鄭珍以刻煉之筆出以平易面目，確有獨自風格。不過由於他們缺乏新思想，又或為達官貴人，或為貧寒學者，生活面狹窄，盡管尖銳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也曾在他們的詩歌中激起壹點回響，但總體說來，詩歌的現實內容是較為貧乏的。
宋詩派至光緒年間衍為“同光體”。主要作家有陳三立、沈曾植、 陳衍、鄭孝胥、 範當世等。他們“不墨守盛唐”，學詩趨向是宋詩派的繼承與發展。同光體詩人正當洋務運動與改良主義運動代興時期，他們壹般傾向於辦洋務，所以能同情改良派某些不涉及改變政體的變法維新活動。其中成就較高的陳三立曾於戊戌變法前夕在湖南協助推行新政，也寫下壹些傷時感事的作品。但是同光體詩人更多是註重藝術趣味,或者生澀奧衍,或者清蒼幽峭，喜歡咀嚼壹種枯瘠瘦硬、拗澀曲折的清味。大量詩作缺乏時代的內容與氣息。辛亥革命後，同光體詩人大都以遺老自居，詩也充滿遺老情調，與革命派的南社詩歌形成顯明的對抗。
除宋詩派與同光體這壹主要流派之外，還有以王□運為代表的漢魏六朝詩派，他們刻意擬古，使句法、腔調、風格都神似漢魏六朝，成為假古董。又有以樊增祥、易順鼎為代表的晚唐詩派，學詩主要傾向於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韓□，兼及中唐的元稹、白居易等人的風華綺靡的歌行。詩風綺艷，著意講求對仗的工巧，隸事的精切，用詞的鮮新。這些詩派都延續至辛亥革命以後，雖然都遭到民主革命派詩人的批判，但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才受到有力的掃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