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作為文學史上兩種基本的創作方法，各有特點和長處。它們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社會生活，使得古代文學出現了許多具有不同特色、不同風格和色調的作品，豐富了文學的寶庫，滿足了人們多種多樣的藝術欣賞的需要。
在文學發展的歷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雖是兩種不同的創作方法，但卻經常聯系和結合在壹起，而不是互不相關，更不是互相排斥、各不相容的。
在反動的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時代裏，人民的進步理想和黑暗的社會現實之間是矛盾對立的，許多作家不能在生活中找到實現自己理想的社會力量和正確的道路，因而當他們反映生活的時候，往往不是偏重於暴露現實的黑暗，就是“寧肯棄現實而取幻想與夢想”①。這是形成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種不同的創作方法的社會的和歷史的原因，但是，也應該看到，就歷史發展的總的進程來看，理想和現實是對立統壹的。即使在舊時代，黑暗的現實本身就在激起人民對美好理想的渴望，而理想又反過來引導著、鼓舞著人民參與變革現實的鬥爭，這種鬥爭又在不同程度上實現著人民的理想。沒有理想，就不會有變革現實的鬥爭，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實踐來推動社會前進。所以，現實和理想往往在人民的革命實踐中被統壹起來。這就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常常聯系在壹起的現實根據。在舊社會裏，固然有許多作家是遠離人民的鬥爭的，但也有很多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人民的鬥爭的影響，並且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這種鬥爭，或者不同程度地表達了人民群眾渴望改變現狀的要求與願望。文學史上，反映人民的鬥爭和願望的作品，往往有不少是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不同程度地結合在壹起的。我國《詩經》中的《碩鼠》、樂府民歌《孔雀東南飛》、戲曲《竇娥冤》、《牡丹亭》等，都是如此。有許多民間傳說，像楊家將的故事、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白蛇傳的故事等，都具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精神。特別是在社會革命運動高漲的時代，像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時期和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時期，或像我國“五四”時代，那時的文學，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往往是緊密地聯系在壹起的，而那些被卷入革命的漩渦之中或受到革命浪潮沖擊的作家們的創作，也往往是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起來的。俄國的普希金和後來的革命民主主義的作家們是如此，我國的魯迅、郭沫若也是如此。
就作家的主觀方面來看，沒有壹個進步的作家是沒有理想的。無論是屈原、李白、關漢卿、湯顯祖、吳承恩，還是杜甫、白居易、孔尚任、曹雪芹等，就他們對社會的積極的、嚴肅的態度來看，可說都是現實主義者，從他們對理想的不倦的追求來看，又可說都是理想主義者。在創作方法上，有些作家，如前面所說，或偏重於刻劃實際生活的典型畫面，或著重於對理想的熱情謳歌。但也有些作家，是把現實的典型圖畫和理想的境界熔鑄在同壹部作品之中的。這種結合，可能還不是有機的。但不能否認也有些作品是結合得相當好的，像《竇娥冤》和《牡丹亭》便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得較好的例子。在漫長的文學歷史上，有許多作家和作品確實很難簡單地劃在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的範圍內。正如高爾基所說，歷史上有很多偉大的作家，“我們就很難完全正確他說出，——他們到底是浪漫主義者還是現實主義者？在偉大的藝術家們身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好像永遠是結合在壹起的”①。高爾基還進壹步明確地肯定：“這種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合流的情形是我國優秀的文學突出的特征，它使得我們的文學具有那種日益明顯而深刻地影響著全世界文學的獨創性和力量。”②不僅高爾基的看法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席勒的《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壹文中，也曾提到：只有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緊密結合起來，才能產生符合“真正的審美標準”的作品。①以上的例證說明，在中外的文學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某種程度的結合，不是絕無僅有的。換句話說，歷史上有不少優秀的作品，往往不同程度地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在壹起的。當然，在多數情況下。文學作品所采取的創作方法都是有所側重，如有的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有的是以浪漫主義為主。這種情況，與作家所處的時代、個人的生活經歷、創作個性和風格有密切關系，也同他們所選取的題材與體裁有關，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體分析。
文學史上這種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交錯或有程度不等的結合的情況，我國古代有許多作家和評論家也做過不少的研究與探索。他們關於文學創作中的虛與實等問題的論述，對我們理解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很有啟發。我國古代的評論家常用“虛”與“實”來表述兩種不同的方法與風格，而分別以李白和杜甫作為代表。有不少傑出的作家、評論家，都認識到虛實是可以而且應該結合的，無論是李白還是杜甫，都是能虛能實，虛實結合的。明代的屠隆說：“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乃右實而左虛，而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辨，何與？”②可以說，作者在這裏已經接觸到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種不同的創作方法之間有密切聯系的問題，雖然他並沒有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這樣的詞。關於理想與現實的不可截然分割的關系，近代的王國維也曾提出過壹種說法：“有造境，有與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①
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的傳統之所以特別值得珍視，是因為將二者結合起來，就能更深刻、更充分、更全面地反映時代，在藝術形式上也將更加多樣化，對讀者也往往具有更大的藝術感染力、更強烈的鼓舞力量。關漢卿的《竇娥冤》，真實地反映了元代的黑暗現實，充分地表現了被冤屈的竇娥的滿腔怨憤和正義的最後得到伸張，深深地打動了千百萬讀者。作者在揭示現實的時候充滿了強烈的愛憎，在人物及其與現實關系的描寫中滲透著理想和熱情。竇娥在臨刑前對“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的黑暗社會，發出了激昂的詛咒：“地也，妳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妳錯勘賢愚枉在做天！”這無情的揭露，激起了人們無比的憤怒；這驚天動地的反抗的聲音，更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和巨大的鼓舞。
我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交錯的傳統，是和文學歷史壹樣久遠的。從神話開始，經《詩經》、楚辭壹直發展到近代，這壹傳統不斷地在豐富著和發展著，而它在文學創作中的具體表現又是多種多樣的。這些都還有待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總結。這種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交錯的歷史傳統，發展到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就不能不在新的現實基礎和思想基礎上產生根本的變化。壹九四二年以後，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指引下產生的壹些優秀的作品，像長詩《王貴與李香香》，歌劇《白毛女》，小說《暴風驟雨》等，有的革命的現實主義的傾向顯著，有的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傾向明顯。有的則兼有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特色。這正是說明：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指引之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武裝自己的作家們，已經開始探索適應我國革命的新形勢所要求的創作方法。全國解放之後，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時期。在這新的歷史時期，隨著社會制度的根本改變，人民群眾的社會地位和精神面貌也根本改變了。他們進行勞動和建設。不再是為少數剝削階級，而是為了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實現自己的理想。雖然在前進的道路上還有曲折，甚至會遇到嚴重的挫折，但曲折和挫折教育了人民，使他們更加堅定地為實現革命的理想而努力工作。因為，他們知道，每壹項具體、切實的工作，都是通向偉大理想的壹個階梯。在這樣的社會裏，理想和現實已經不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是可以通過革命實踐求得壹致的。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實現***產主義的理想，在每壹項實際工作中被逐步地實現著，並且成為鼓舞人們前進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在這樣的形勢之下，人民群眾的思想和精神生產力也得到了解放。幾千年的私有制度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正在被逐步地粉碎，勞動群眾由於意識到自己的主人的地位，對自己的力量和革命的前途充滿信心和自豪。因而表現出壹種前所未有的英雄氣概，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發揚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首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