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詩歌的關系總體來說，是壹種私人化的關系。這種關系就是壹種妳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的關系；這種關系就是壹種知道的知道不知道的不知道，但又不足為外人道的關系。
我和詩歌的關系是相互遇見的關系。詩歌是壹種本來存在。無論妳寫與不寫，詩歌就在那裏。詩人與詩歌之間只是壹種遇見。這種遇見帶有某種宗教的性質和意義。或者說，只有具有詩歌慧根的人，才能完成這種遇見。詩歌不是創作，也不是創造，只有詩歌寫作和詩歌文本才是創作和創造，詩歌本身不是，詩歌本身就在那裏，不需要創作、創造。詩歌的相遇是壹種心靈的相遇，在相遇的那壹刻，詩歌就已經完成。詩歌文本和詩歌創作，只是通過文字把那壹刻的相遇記錄下來而已。詩歌文本只是詩歌的畫皮。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因此，作為文本的詩歌，只是我們心靈詩歌的引路人、導航圖，帶領我們去發現詩歌、抵達詩歌，它讓詩歌更近的同時又讓詩歌更加遙遠。詩歌的迷戀之處就在於，妳可以無限接近，卻永遠達不到。而詩歌與詩人相遇，使詩歌得以呈現，得以顯形，得以找到本我，使詩歌得以成為詩歌。
我和詩歌的關系是相互完成的關系。詩歌是另壹種世界觀。詩歌使我之為我，非我之為非我。我寫下詩歌，使詩歌成為了我之詩歌。如果沒有詩歌，我將是另壹個我。如果沒有詩歌，我的人生將是另外壹種人生。詩歌建立了我的價值譜系和精神圖騰。從內部開掘了我，發現了我，拓展了我思維的疆界，確立了我與世界的關系，建立了我與萬物的聯系。如果我不寫詩歌，那些與另壹個人相遇的詩歌，將是另壹種詩歌。如果我不寫詩歌，那些與另壹個人相遇的詩歌，將是另外壹種詩歌文本，將改變詩歌的文本命運。而我使我之詩歌帶上了鮮明的血胎印記，使詩歌有了自己的血肉父母。我笑起來的酒窩，詩歌也有壹個；我身上長痣的地方，詩歌也有壹顆。
我和詩歌的關系是相互救贖的關系。詩歌傷害了我，同時又不聲不響地治愈著我。我害怕詩歌長出白發，就像我害怕自己的妻子長出白發壹樣。我傷害了詩歌，我使詩歌變得粗糙，我把詩歌從詩歌那裏挖掘出來，其實，是讓詩歌離開了詩歌，讓詩歌走出自己成為了文字的分行。詩歌從誕生那壹刻起，就是世間流浪的孤兒，我活著的時候，沒有照看過它們，我死了，也只有紙張養活它們。它的命是它自己的，也是時間和大眾交給它的。我和詩歌相濡以沫，互相傷害，又互相安慰；互相懲罰，又互相救贖。我走在詩歌的道路上，就像山羊走在鋼絲上，深淵迷人，不能回頭，步步驚心，萬劫不復。我和詩歌，互相標定了彼此在宇宙中的坐標。詩歌的蒼穹，遙遠又清晰，危險又美麗。
存在之思的詩化表達
——讀楊犁民的《把我用舊的人》
畢光明?苗族作家楊犁民的散文，偏重於哲學思考，主要是對生命的本體即存在的追問。當這樣的哲思在有限的篇幅裏以精致的語言加以表述時，其文本就兼容了詩與散文的特性，既是高度個性化的自我言說，又具有超越現實生活感受的精神內蘊。《把我用舊的人》就是這樣壹組具有文體創新意義的散文詩。
散文寫作需要在行文中不斷地提起我自己，而詩歌創作是抒情主人公不斷地在吟唱中現身。《把我用舊的人》全部的關切就在於“我”。“我”被關切，正是存在主義的思想取向。沒有被關切的“我”未必存在，只有意識到自我，人才是存在的。也正因為意識對存在具有超越性，所以，存在先於本質。楊犁民的這組散文詩，自然不是有意地去對某壹類存在主義理論加以詩化的闡釋，而是他在生存中感受到了生的困惑。存在主義者提出的問題，並不只是理論家對於人的本質有了發現，而是具有反思能力的人對自我處境的認知與審察。現代詩人更富於內省精神，在他們的內在視境中，自我的現代性處境必然凸顯，“我在哪裏”、“我是不是我”這樣的問題自然而然會被提出來，因為反思乃是現代詩人的思維特性。“把我用舊”是壹種有些奇怪的說法，但在現象學意義上，它正是對人的存在本質的還原，意味著人的主體性並非自己可以確立——它無法單方面確立，而只能在雙邊關系即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關系中確立。《把我用舊的人》的戲劇性就來自這裏，它需要不斷地從自我與他人、身體與靈魂、生與死等等這些矛盾關系中來尋找存在的真義。
對存在的自覺，必然伴隨身份的焦慮。“每個人都在用壹生的時間，努力做好我。而事實是，到頭來，每壹個人最終都活成了別人。”（《身份》）詩人悟到的是壹個普遍性的，但並非人人都意識到的事實，其間壹個隱在的悲劇是：“理論上，每個人心目中都有壹個妳。因此，在妳之外，還存在著無數個妳。”（《身份》）所以，人在這個世界上，被人設所固定，只能按照劇本演出，人的所作所為並非全是出於本意，作為社會人，每個人都逃不脫他人對妳的定義，等於人都得被他人所用（而歸根到底也是為自己所用）。社會就是個體存在的場域：“作為自然的人，我們活在身體裏，作為社會的人，我們活在身份裏；我們用嘴巴吃飯，也用嘴巴說話。”“吃飯支撐我們的身體，說話支撐我們的身份。社會就是各種經緯線組成的坐標，標識出我們每個人的身份和位置。”在這裏，“身體”和“身份”的關系，“身份”和“社會”的關系，得到了充分地揭示，其內在的邏輯性反映的是人與他人及社會的辯證關系，也是存在的實景。它也告訴我們，人的存在基於壹種處境，並產生無可規避的後果：“每壹個我，對於別人來說，都是他人。但事實上，我們從來也沒有活過自我。因為我，是依托他人才得以存在的。是靠他人來指認的，是靠他人來評價的，也是靠他人來命名的。”“沒有他人，‘我’是否存在？這是個問題。”（《愛我的人，都是把我用舊的人》）看上去，這是在說理，但由於它所揭示的是無可克服的沖突，而這種沖突已被習以為常，導致存在的遺忘，因而它通過語言實現的戲劇化出場就產生了很強的詩性。而對存在的原理進行詩化的表述，恰是《把我用舊的人》的藝術價值之所在。
“孤獨”是存在之思的又壹個重要命題。《與天地精神往來》這壹章就是從“每個人，都是孤獨的”這壹判斷出發，對人被拋到世界上的孤獨處境進行了詩性的言說：
從身體意義上來看，每個人都居住在自己的身體裏。
從時間意義上來看，每個人都居住在生和死之間。這是壹段只可以屬於自己的旅途。雖人海茫茫，畢竟沒有人同來同往。妳必須壹條路，走到天黑。
從精神意義上來看，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精神世界。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頭腦中，壹個人並不能完全進入另壹個人的精神空間。
妳來的地方，和去的地方，都是無盡的未知。
……
所以，人的壹生，都在和孤獨作戰。
這樣的表達，代表著楊犁民散文詩寫作的思想和藝術水準，有超越世俗生存的發現和對存在的擔當，也有對語言藝術的自覺和在平淡中求精到的努力。詩人所找到的對抗孤獨的方式，來自文化傳統的深處，說明消極的處世態度從另壹個角度看實乃更為積極。“多數時候，我們寧願守著寂寞。”（《妳走後，院裏的月季開了》）這種選擇可視為藝術賦予生命的力量。
對生與死的探究，也是存在之思的重要壹維。在存在主義者看來，死亡是人生的最後歸宿，是生命的極限，它於個人的存在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趕路》把人生比作趕路，“生和死，構成生命的兩端”。《登臨》更是集中討論這壹話題。“死亡是無法阻止的。”“死亡推動著死，也推動著生。”“個體生命不斷地生死，換來了集體生命的生生不息。由此，人類得以延續。”詩篇勾畫了人類生死相替的壹幅圖景，指出了生命個體置於其間的被動性，同時也預留出了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說與之相關的《伐木》，寫的是地域文化中人對死亡的壹種態度，那麽，《迷霧》和《陽臺》等篇什說的則是，既然生命是個有限的過程，那麽，超越和飛升就是人的精神應有的姿態。《在壹條無名河上》更是用隱喻的手法，暗示出生命在長流不息的文化與價值之河裏洗沐並有望得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