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對多難社會的深重描繪
杜甫出身於世代“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儒學世家，培養了關註社會關註人生的優良品質，他懷著悲憤沈重的心情，描繪那個“萬方多難”的社會。
杜甫困守長安時期，曾陷入“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的困境，於是他從玄宗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的開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中感覺到唐代帝國表面繁榮下隱藏的重重危機。他的《兵車行》以“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裏正與裹頭，歸來頭邊還戍邊”的無奈沈重地嘆息中傳達了人民對無休止的戰爭的厭惡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梨，禾生隴畝無東西”的血淚控訴，揭示了開邊戰爭給後方經濟帶來的巨大破壞，字裏行間，傳達出作者對深受戰爭之苦的廣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對戰爭價值的深深疑慮。“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那悲壯的聲情和巨大慘烈的的場面便令人震撼。特別是對家屬們奔走攔道，牽衣頓足而哭的情景稍作幾分速寫，以大筆渲染出漫天黃塵，讀之便覺車聲，馬嘶，人喊，在耳邊匯成壹片紛亂雜沓的巨響。詩歌通過提煉少量最典型的細節概括統治者多少次征丁造成的百姓妻離子散的悲慘場面，充溢著沈痛憂憤的激情。他的《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直接以自己在塔上觀望所見預想了“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壹氣，焉能辯皇州”的殘局，似乎唐王朝山河破碎，風雨飄搖的日子就在眼前，給人壹種沈重之感。
“安史之亂”爆發，給社會和人民生活都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詩人為他的國家和人民痛心！他時刻關註著社會的變化，並沈重記錄了這壹社會災難。
《悲陳陶》是壹首記錄唐軍與安史叛軍交鋒而遭慘敗的詩作。詩歌開頭概括成場上的慘況：“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水中”，指出在戰場上為國家英勇奮戰，浴血犧牲的是良民、百姓，他們血染陳陶澤，全軍覆沒，致使原野因而顯得格外空曠，世界因而顯得格外寂寞，“野曠天清無成聲”，不是因為和平寧靜的生活，而是因為“四萬義軍同日死”的慘烈結局。這首詩，在天地同悲的氛圍裏，再現了唐王朝在平判中遇到的重大挫折，既有極強的概括力，又有悲壯的藝術審美感染力。
“三吏”，“三別”是壹組有代表性的反映唐代內亂真實情況的樂府詩。史載，乾元二年，唐軍九節度使在鄴城圍攻安史叛軍，由於肅宗對郭子儀統兵心懷疑慮，未設統壹指揮，致使鄴城之戰以唐兵大敗結束，“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軍南奔襄鄧，諸節度使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但真實情況不止與此。事實上。由於鄴城兵敗，唐軍兵力銳減，必須迫速補充兵員，於是，肅宗朝便開始了毫無節制和章法地征兵。士卒和官吏到處抓丁提人，無論男女老幼，但有可用之處，便成征調對象，壹時之間，人心惶惶，擾民害民現象十分嚴重。此時的詩人，正由洛陽回華州住所，耳聞目睹了鄴城慘敗後人民罹難的痛苦情狀，因而以高度地提煉和概括反映了殘酷的現實。這組詩或寫官吏喧呼點征中男（《新安吏》）、或寫婦人深夜被抓（《石壕吏》）、或寫新婚男子被抓（《新婚別》）、或寫老者投林從軍又無奈又激昂的情懷（《垂老別》）、或寫二次被征入伍的士卒可別的悲涼身世（《無家別》），全方位地反映了戰爭的災難，樸實而悲痛的語言中傳達著那個時代精心動魄的悲劇，“實錄”的筆墨滲透出史詩般的力量。杜甫此類詩往往能讓讀者真正領路別壹個憂道不憂貧的沈重儒者的高尚情懷。
杜詩的主要風格特征是沈郁頓挫，帶有悲慨的感情基調。他的詩歌有壹種深沈的憂思，無論是寫生民疾苦，還是寫自己的窮困潦倒，感情都是深沈闊大的。他的詩，蘊涵著壹種厚積薄發的力量，使詩歌變得緩慢深沈，變得低回起伏。其次，杜詩風格是多樣性的，這與他不同時期不同經歷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