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除脂粉態，活躍鬥筲心。
鬥筲，喻低微、卑賤，地位微賤之人。語出《論語·子路》“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
《儒林外史》的內容，具有非常顯著的特色，不同於《三國演義》之寫帝王將相；不同於《水滸傳》之寫強盜；不同於《西遊記》之寫神魔鬼怪。更不同於它之前的章回小說，千遍壹律地寫才子佳人，到後來，為個男中狀元女誥命，大團圓皆大歡喜。整個《儒林外史》壹部書，寫的是圍繞“功名富貴”截然不同觀點的兩種形形色色的各階層人物，而吳敬梓在全書中所要肯定的，是那些從第壹回就出現的謝除仕途，安於平民生活的王冕，而在書末，刻劃了市井四奇人，他們是社會低下的半筲小民，但在他們身上，卻迸發出高尚的品質，脫俗的情趣，出眾的才能。吳敬梓將這些鬥筲市井小人作為正面人物，作為寄希望於斯的主體來刻劃，就完全打破了之前明末清初大量充塞於世的充滿脂粉態的才子佳人類小說。
吳敬梓筆下的“鬥筲之人”比那些出身名門，追逐富貴，不擇手段去獵取功名之輩高尚得多。
我們知道，吳敬梓出身名門望族，從小也過著公子哥兒的生活，但後來，最終拋棄了仕途科學道路，36歲後，甚至連入會者籍也不要了，最終落入到甚至連飯也吃不上的地步，其社會地位，經濟地位已降低到與市井小民同行的地步。反映在《儒林外史》中，刻劃出壹系列鬥筲之人卻非常有血有肉，有聲有色。這也是郭沫若先生寫下這句詩的緣故。
貶俗前無古，傳真始有今。
詩前壹句，說明《儒林外史》開創了中國諷刺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後壹句講清了《儒林外史》以現實主義手法開創了小說創作了壹系列新思想，新內容，新手法。
早在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初，錢玄同先生就代表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對《儒林外史》的開創意義有過闡述，他在《＜儒林外史＞新敘》中將《儒林外史》譽為中等學校的“模範國語讀本”之壹。並且具體地歸納出《儒林外史》的三層好處，如描寫真切，沒有膚泛語，沒有過火語；如沒有壹句淫穢語；如是國語的文學等。其實，《儒林外史》的開創意義遠不止至此，它在創作方法，語言等多方面的創新，實際上將中國小說的創作推進到了壹個新的高度，限於篇幅，本文不作贅述，郭沫先生的後壹語就包括了這種深層的意思。
有許多專家學者將《儒林外史》視為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豈不問它與西方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異同，但肯定它是壹部現實主義的作品卻是定論。魯迅先生語：“適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這“秉持公心”四字，明確肯定了《儒林外史》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指明了吳敬梓寫《儒林外史》，不以階級私見出發，而是以客觀公正，歷史真實的態度來描繪現實，達到了“傳真”的程度。章培恒先生（中國《儒林外史》學會會長）在他所著《中國文學史》中談到這點時說：“《儒林外史》與《紅樓夢》也是迄今為止最為嚴肅的小說創作，它們極少受社會通行觀念的影響，也未嘗有意迎合世俗閱讀趣味，是作者獨特的人生體驗，深刻的人生思考和傾註心血的藝術創造。”而藝術上，這兩部小說對人生復雜性的理解之深刻、描摹之細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這兒的“貶俗”，應理解為諷刺、評擊、針貶那些沒落的陳腐的人和事，那種圍繞在功名富貴四個字上而在人間舞臺上演出的種種人間醜態，這是整個《儒林外史》的主題。
施羅筆調在，暴政豈能喑。
施羅，指施耐庵和羅貫中。
自《儒林外史》問世，就引起清代人的高度評價，即被視為與《三國演義》、《水滸傳》同樣為最傑出的小說，並且在種種評論中頻頻與兩者相提並論，認為《儒林外史》其價值可以和它們並列。到了民國時期，隨著研究的深入，對《儒林外史》認識的加深，包括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等壹批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更是肯定了《儒林外史》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和價值。他們的評論很多，其中魯迅先生有壹段話就更具有代表性：“偉大的文學是永久的，許多學者們這麽說。對啦，也許是永久的罷。但我自己，卻與其看薄凱契阿，雨果的書，寧可看契訶夫，高爾基的書，因為它更新，和我們的時代更接近。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誌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人懂。”（魯迅《葉紫作＜豐收＞序》）
這壹段話內涵豐富，但這兒需要指出兩點：壹，魯迅先生批判了“文化虛無主義”，並特地將《儒林外史》作為批判這種文化虛無主義的例證舉出，以證中華文化之偉大，足見對《儒林外史》評價之高。二，《儒林外史》較之《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存著“更新，和我們的時代更接近”的現實主義，所以也提醒人們，認為吳敬梓感、的手段有遜於羅貫中的觀點是錯誤的。
壹般認為施耐庵與羅貫中不僅具有師生關系，並且《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均有兩人合作的成分。因此，不僅將此兩部書同列，也常將施羅並提。
郭沫若先生寫下“施羅筆調在”壹句是以魯迅先生的高度評價為依據的。
後壹句“暴政豈能喑”，就必須聯系到清王朝統治時期，特別是在吳敬梓生活時期的社會背景。
清王朝統治時期，對思想文化領域的統治強化非常強烈，為歷朝歷代所少見。首先，確立了以儒學為正統地位的思想體制。倡導理學，推崇朱熹，以加強對讀書人和普通民眾的奴化熏陶。
在文化政策上，采取鎮壓和懷柔的兩手策略。前者通過科舉制度和獨創的“博學鴻詞試”以籠絡漢族知識分子；而後者實行鎮壓殺戮的高壓政策，表現為文學獄空前殘烈。特別是自康熙起至乾隆止，文學獄之厲越演越烈。康熙二年，即發生了駭人聽聞的“莊氏史案”，為《皇明史概》壹書事，無辜株連七十二人被殺，幾百人發死充邊。其後壹發不可收，著名的有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時呂留良等大案，均牽連數百人，死者戮屍，生者淩遲、絞殺，家族親友淪為奴隸，手段殘忍，震駭天下。其他大大小小的文字獄案接連不斷，這種嚴酷的文化鎮壓的歷史。後世往往將其比如秦王朝時期的“焚書坑儒”而有過之無不及，形成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文化暴政時期。
吳敬梓壹生恰恰就處於這個暴政時期。而《儒林外史》以其“指挺時弊”的手法，更體現了壹個偉大作家的膽量和胸懷。郭沫若先生用“暴政豈能喑”壹句，正是讓人們加深了對吳敬梓在暴政下不緘其口的崇敬心情。
綜上所述，郭沫若先生在這首短短的五言題詩中，對《儒林外史》作了客觀、中肯的評價，評價恰如其分，並無溢美之辭。同時體現了壹個大學問家在治學上的嚴謹務實的作風，如沒有對《儒林外史》有深刻的認知，是很難寫出如此言簡意賅的詩句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