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學·唐詩的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
究竟應該怎樣來估量唐詩的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並非簡單的三言兩語所能講清楚的。有壹種意見，把唐詩的模式奉為萬世不變的矩矱，要求後世的詩歌創作壹律向它看齊，而壹旦越出這個模式，便會被指摘得壹無是處。像這樣來看待唐詩的地位和作用，顯然是不恰當的。我們說，作為古典詩歌史上輝煌宏達的壹代新風，唐詩的產生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正因為這樣，隨著歷史條件的遷化與轉換，唐詩本身也必然要經歷內部質素的交替以至整個質性的蛻變，並不能做到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青春永葆，生命長存。宋詩承唐詩之余緒，而已然別開生面，變化出新，形成了與唐人詩風相對峙的另壹種詩歌傳統。明清時期壹部分作者力求回歸唐音，卻徒然襲得其體貌，遺落其精神。歷史的實踐有力地作出證明：唐詩的時代確實壹去不復回返，任何想要“復制”或“重現”唐詩的企圖，只能歸之於 “可憐無補費精神”!
那末，唐詩的生命就真的煙消雲散，不留下壹點痕跡了嗎?則又大謬而不然。詩歌史上這座聳然屹立的高峰，不是隨意能繞過去的。它那巍峨的身影，遠遠投射於千載之下，旁及於各個領域之間，可以說，後世文學的進程中，無時無刻不感受到其深刻的影響。宋人力破俗套，務去陳言，算是最關心詩歌的創新價值了，但避熟而就生，舍大道而趨小徑，恰恰反襯出唐詩輻射的威力，更不用說他們那些“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小玩意裏塞滿了從唐詩襲取來的成分。下而及於元人多學晚唐，明人多學盛唐，雖然效果不佳，也不能不承認他們多少摸到了唐詩的壹肢壹節。有清壹代宗唐與宗宋兩股思潮代興，尊唐者貶宋，尊宋者並不貶唐，而是力圖會通唐宋，祧唐祖宋。直到辛亥革命前後的南社詩人中，還有復倡唐音之舉，均可見出唐詩聲望之隆。至於詞、曲、小說、戲劇、散文、說唱中借用唐詩的題材、意境、技巧、風格、文辭、聲律，大而及於整個民族心靈受唐詩之浸染，更難縷述。唐詩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遠意義，大概除了標示著我國文學發端的詩、騷傳統之外，稱得上無與倫比。
然而，自從“五四”新文學運動興起之後，唐詩似乎減退了昔日的光輝。“五四”以後的新詩采用白話體，且多自由詩，唐人那種格律整嚴的五七言古近體式便不再有用武之地。“五四”以後的詩人面臨著新的時代生活，需要新的主題、新的 *** 、新的歌唱方式和新的表現風格，也跟唐詩的傳統有很大的距離。當時的詩壇上學惠特曼、學泰戈爾、學歌德、學拜倫、學普希金、學馬雅可夫斯基，乃至學波德萊爾、學魏爾倫蔚然成風，卻很少有人問津於唐詩宋詞，實出於歷史的必然，不能單純歸咎於人們的數典忘祖、追新逐異。在這種情勢之下，唐詩的影響漸趨縮小，它雖然還得到壹部分文學愛好者的誦讀與研討，甚且為少數嗜古成癖者所奉習與仿作，而就總體上看，已不再被視作新時代詩歌創作的範本或主流，則是很自然的事。
盡管如此，唐詩的重大意義並沒有也不會完全消失，它在當前和日後仍將引起人們活生生的關註，給人以多方面的啟示。作為民族詩歌傳統的精華，它凝聚著民族審美的經驗，昭示著民族心理的氣質，展現了民族生活的剪影。而這壹切都並不至於隨著產生它的時代環境那樣轉瞬消逝，卻是深深積澱在民族歷史之中，成為全民族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由過去通向現在，還要通向未來，綿綿不絕，與民族的生存相終始。從這個角度上看，唐詩沒有死去，也不會死去，它是我們民族自我觀照、自我認識的壹面鏡子，也是我們民族自我創造、自我發展的重要機制。
且以剛才提到的“五四”以後新詩的創作道路為例。我們說過，新詩由於表現新的時代生活的需要，更多地借重外來詩歌的形態，這是不錯的，但不等於說它已經斷絕了和民族詩歌傳統的聯系。新詩人從小生長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呼吸著民族文化的氛圍，不可能不在他們的詩歌創作中得到感應。像郭沫若的酷愛李白，聞壹多的傾心孟浩然，李金發的偏嗜李賀，戴望舒、卞之琳的接近李商隱，以及冰心、宗白華從唐人絕句中攝取營養，其跡象皆斑斑可尋。就新詩人在文化心理上接受唐詩的影響作壹番考索，借以探究古典詩歌在新文學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總結新文學創作過程中古為今用、中西合璧的經驗，應該是壹個饒有興味的課題。
推開壹層看，不拘泥於唐代詩歌對新文學創作的直接掛鉤，我們或許能夠在更廣泛的基點上領會研究唐詩的現實意義。再拿新詩的演進為例：我們可以看到，“五四”以來的新詩運動中，壹直存在著壹種矛盾的現象。壹方面，新詩的革命從壹開始就是朝著突破古典詩歌的狹小境界和謹嚴格律的方向前進的，它之走向容涵的擴大、作風的放暢、語言的散文化和形體的自由化，恰是這壹革命精神的具體體現。可是，新詩作品的內容過於龐雜，意境過於實在，語言太白，韻律太散的毛病，也常為人指摘，並試圖加以改良。從聞壹多、朱湘等人的倡導“現代格律詩”，李金發、戴望舒的引進象征派手法，抗戰之初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論爭，延安時期運用民歌體的實踐，建國以後提出“在民歌與古典詩歌基礎上發展新詩”的號召，以至近年來有關“朦朧詩”和“現代派”的種種探討，盡管趨向不壹，卻***同反映出那種期望詩歌藝術講求含蓄、凝煉、富於韻律感的審美情趣，這正是我們民族心理氣質與審美經驗的結晶，也正是唐詩為代表的我國古典詩歌傳統的主導風格。因此，新詩運動中貫串著的這兩種對立的傾向，實際上可以歸結為壹個問題，即：文學的變革應如何將時代的需要與民族的傳統統壹起來，既能在時代精神的指引下推陳出新，又能使新的作品仍充分保持其民族氣派與民族風格，便於在人民大眾的心靈深處紮根。“五四”以來的新詩創作，經過幾十年的摸索與多方面的嘗試，看來在這個問題上至今尚未找到理想的範型，這恐怕也是新詩的讀者較少於小說、戲劇等其他文學品種的壹個重要原因。為解決這個問題，我以為，我們的新詩人在敞開心靈的窗扉盡情吸取外來文化養料的同時，如能對包括唐詩在內的民族詩歌傳統給予更多的重視與鉆研 (不是仿其格律形式，而是領略其神味，借鑒其方法)，或許不無裨益。而科學地總結這壹傳統，結合新的形勢以剔除其糟粕，發揚其精華，促進民族新詩歌、新文學、新文化的建設，則是唐詩研究乃至整個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的義不容辭的職責。
當然，唐詩學的全面展開，其內涵還要豐富得多。諸如歷史變革與文學創新的內在關系，社會思潮、文人生活、文學傳統以及各種文化、藝術形態與詩歌創作的交互作用，文學作品內容與形式各要素之間的對立統壹，不同詩歌流派、風格、體式間的相互競賽、相互滲透、此消彼長與新陳代謝，以至於壹千多年來唐詩學演進過程中所顯示出來的審美接受點的轉移與審美體驗的深化，其中包含著大量可供研究的素材與課題、經驗與教訓，值得我們認真總結探討。而這壹系列問題的研究和解決，又不僅僅具有歷史的價值而已。因為從如此紛繁而生動的文學現象中作出的理論概括，必將涉及文學自身的某些本質特征和運行規律，從而帶有壹定的普遍性、深刻性與持久性，也就有可能為發展、繁榮新時代的文學事業、指導當前的創作實踐和理論批評提供參考。這樣壹種方法論上的啟示，同樣構成了歷史研究服務於現實人生的不可忽略的方面。
記得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有壹句名言：“每壹種真正的歷史都是現代史。”(《歷史學的理論和實踐》)這對於文學史的認識也完全適合。且莫說唐人的唐詩批評本身就是壹種當代評論，即便宋、元、明、清各個時期的唐詩研究，亦無非替自己時代的詩歌創作確立規範。“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的傳統起了質的變化，以唐詩為代表的古典詩歌，不再具有那種直接的垂範作用，但也正由於此，反倒打開了研究工作者的眼界。他們可以以客觀、冷靜的態度來探索唐代詩歌現象中蘊含著的民族心理、審美經驗、文化傳統、歷史法則，從更廣闊的背景和多樣化的角度上尋求與把握古典詩學與當代詩學的結合點。新時代的唐詩學之所以能超越以往，壹步步創造出嶄新的局面來，原因就在這裏。
壹時代有壹時代之文學，壹時代也有壹時代之學術。立足於當前的時代需要，學習和運用科學的理論、方法，努力推進唐詩學的全面建設與改革出新，即是我們的奮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