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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評價詩人顧城?顧城自己的世界是壹個怎樣的世界?是贊成?是恐懼?還是同情?

顧城,朦朧詩主要代表人物,顧城被稱為當代的唯靈浪漫主義詩人,早期的詩歌有孩子般的純稚風格、夢幻情緒,用直覺和印象式的語句來詠唱童話般的少年生活。其《壹代人》中的壹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成為中國新詩的經典名句。後期隱居激流島,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蘭寓所因婚變殺死妻子謝燁後自殺。留下大量詩、文、書法、繪畫等作品。作品譯成英、法、德、西班牙、瑞典等十多種文字。

顧城是朦朧詩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詩集《白晝的月亮》、《舒婷、顧城抒情詩選》、《北方的孤獨者之歌》、《鐵鈴》、《黑眼睛》、《北島、顧城詩選》、《顧城的詩》、《顧城童話寓言詩選》、《顧城新詩自選集》。逝世後由父親顧工編輯出版《顧城詩全編》。另與謝燁合著長篇小說《英兒》。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顧城的詩》。詩集《白晝的月亮》。

顧城是新時期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被稱為以壹顆童心看世界的“童話詩人”。與舒婷的典雅端麗、委婉綽約、美麗憂傷相比,顧城的詩則顯得純真無瑕、撲朔迷離。但是,在顧城充滿夢幻和童稚的詩中,卻充溢著壹股成年人的憂傷。這憂傷雖淡淡的,但又象鉛壹樣沈重。因為這不僅是詩人個人的憂傷,而是壹代人覺醒後的憂傷,是覺醒的壹代人看到眼前現實而產生的憂傷。“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經歷過“文革”的壹代青年,對著名朦朧詩人顧城(1956年9月~1993年10月)的這兩句詩是再熟悉不過的了。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朧詩,是當時激動人心的思想、文學“解放”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當代新詩革新的起點。在顧城冥壽50周歲的前壹年,四卷本的“顧城文學系列”首卷―――《顧城文選?別有天地》近日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

顧城1962年開始寫詩,1987年5月應邀赴德國參加明斯特“國際詩歌節”,隨後開始周遊西歐和北歐諸國,後定居新西蘭,1993年10月8日,他與妻子謝燁雙雙死在新西蘭激流島上。

然而,也有不少當年的詩友,如今卻不願再重新“面對顧城”。“關於他的事兒,我不想發表任何意見”,壹位當年頗有影響力的朦朧派詩人以此拒絕受訪。另壹位當年和未出國前的顧城“有過比較多的交往”的詩人,則宣稱正忙著寫壹部文化散文書稿而無暇評說舊友。“朦朧詩”陣地《今天》的編輯徐曉在今年年初出版的著作《半生為人》中,對北島、芒克等詩人有濃墨重彩的回憶,但談起顧城卻沒有太多的印象,“當時編他的詩主要是北島,我也只是在公開場合見過他幾次而已。”多數詩友的不願置評,或許有眾多不同的復雜原因。但顧城真的就是這樣給人壹種“活在自己壹個人的城堡裏”的感覺。姐姐顧鄉比顧城大兩歲兩個月零三天,顧城在她印象中的最大特點就是“不愛湊熱鬧”。顧城不到壹歲時就會走路,“他那時幹得最多的事,是走到離地不高的大穿衣鏡前,對著鏡子看自己”。上了幼兒園的顧城還是“不愛湊熱鬧”,每次顧鄉去接他時,“也就不在玩鬧壹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熱衷躲在壹邊看樹或者看螞蟻。”顧鄉回憶,從小博覽群書的顧城,壹次為了安慰受欺負的同學居然給人家講起了《三國演義》的故事,並得到了“故事”的雅號。但同學們圍攏著想聽他講時,“還是不容易聽到他講故事,因為他不習慣被圍在中間”。“但是他又是想講的,也很想有人聽。”在渴望與外界交流和退回內心的“心理拉鋸”中,顧城只好尋求姐姐當他“壹個人的聽眾”,姐姐沒空聽時,“無奈之下他就進了別的屋子,隔著床壹個人對著墻講起來”。及至“文革”的風浪裹挾壹切,顧城還是“獨自在烈日下、在落葉中、在寒風裏走,在古城墻上拾壹枚舊幣,在荒草中間找螞蚱、蜣螂”,“高音喇叭、滾滾人流、漫天傳單,對他如無壹般。他嘲笑我(顧鄉),痛恨我,不許我去參加集體、社會活動,認定那些事情都很無聊,而我的同學都很庸俗。”這個活在自己“壹個人的城堡”裏的顧城,給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見的裝束,是戴壹頂高高的帽子。1992年6月在荷蘭演講時是這樣,1992年12月在德國演講時也是這樣。壹頂高高的帽子,在詩人的國度裏,又何嘗不是壹頂想像中的王冠呢?他又何嘗不是他自己的“王”呢?顧城後來和妻子謝燁在新西蘭激流島上養雞種菜的生活也頗有獨立王國、自給自足的意味。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眼裏,“顧城是個比較膽小的人,不是壹個愛說話的人,是壹個比較退卻、喜歡‘坐在後面’的人。”崔衛平教授肯定顧城在朦朧詩派中“貢獻是相當大的”,但對“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進行了質疑―――“聲稱環境黑暗而自己光明這種表述是壹個任性的表達。壹個人不能意識到自己身上陰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觀照社會時,也要反思自己”。《今天》雜誌的重要成員劉自立,對“白話是否能寫詩”表示了根本性的質疑,因此對“朦朧詩”的整體評價都不太高,他覺得,顧城“只是其中壹員,也不比別人高明。”劉自立是在不認識顧城的時候看過顧城的詩,“覺得他像個小孩兒在寫詩,又有老小孩兒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寫詩。”劉自立認為,顧城的創作,壹是比較註重寓意和象征,較少考慮詩歌的音樂性;二是帶有某種童話色彩,有所謂“頑童”性格―――是對“文革”僵硬的思維模式的反撥,但這種“反抗”方式,是以壹種孩子的方式完成的。因此,“頑童”到最後也容易失控,這和他的詩歌的不足、人格缺陷以及與社會溝通的中斷,都有聯系。劉自立認為,顧城試圖用散文體語言賦予他的詩歌以神秘感和宗教主義,但事實上,“尋找光明”和“相信未來”,並不新鮮。

作為個人,顧城,壹個詩人,天才的詩人,敏感多疑脆弱,活在自己“壹個人的城堡”裏的詩人,這樣的詩世界,給藝術殿堂添加了多元的因子,無所謂贊成或者恐懼或者同情,不能以世俗的標準衡量他,包括在激流島殺害相濡以沫的妻子後自戕。就是壹個詩人,壹流的詩人而已,上帝派到凡間的有錯的天使,我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