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詩壇以另壹種形式表現山它的繁榮，這就是派別競起，詩論爭立。
清初，王士禛(1634～1711)首倡“神韻說”，以反禾農艷而倡澄淡為宗。但他在力圖糾正專學盛唐的膚廓、晚唐的縟麗和宋人的議論、學問偏向的同時，又過分強調“色相俱空，無跡可求”，“不著壹寧，盡得風流”，故而往往流為空虛疏淡，進而脫離現實。這也標誌了清初詩風從重現實到重形式的轉變。清巾先有沈德潛(1633～1669)標榜“格調說”。他認為詩歌創作應當“壹歸於溫柔敦厚”與“中正和平”，這實際上適應了統治階級需要的“臺閣體”的老調。稍後厲鶚(1692～1752)編著了《宋詩紀事》，標榜宋詩，把詩歌史上唐宋詩之爭推向壹個新高潮。之後又有袁枚(1716～1797)倡導“性靈說”，特別強調表現自我之“性情”。他說：“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作詩不可以無我”(《隨園詩話》)。這固然在理學和八股桎梏人心的時代有其積極意義，但無形中又滑入了另壹種傾向之中。再後有翁方綱(1733～1818)提出的“肌理說”，強調作詩要講義理學問，代表了乾嘉以來考據學派的傾向。這期間不立宗派的詩人有鄭燮(號板橋，1693～1765)和趙翼(1724～1814)。鄭板橋寫了很多同情人民疾苦、憎恨貪官汙吏的作品，並對神韻派、格調派的某些空疏之論表示不滿。趙翼特別強調發展的觀點，他的《論詩》詩“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閃耀著催人進取求新的思想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