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關於唐詩興盛的原因，卻沒有壹致的見解，雖爭論不斷，然難歸於統壹，其觀點主要有下列數種。
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原因：
壹、 詩人地位的轉移。認為唐詩的內容之所以豐富，涉及到各個方面，壹方面是因為詩人的地位有了變化。唐以前的詩壇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貴族手中，而唐代詩人大多出自民間，他們都有豐富的生活經歷並對現實社會有深切的體驗。譬如高適、岑參、王昌齡、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孟郊、張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從窮困或是從流浪中奮鬥出來的。“唐代用科舉考試，打破了過去幾百年的門閥制度，使得中下層知識分子，通過考試，可以登上政治舞臺。這不僅在政治上反映出進步性，同時在文學上也反映出進步性，這是壹個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時代。從此被壓迫的中下層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於是文學的創作，就沖破了六朝貴族文學的束縛，深刻廣泛地反映了人們的生活與感情，豐富和提高了文學的內容與形式。從君主貴族掌握的詩壇，轉移到中下層知識分子的手裏，實在是使唐詩發達起來光輝起來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統治階級的提倡。劉大傑先生舉太宗、高宗、武後、中宗及玄宗為例，說明唐統治者無不愛好文藝音樂，提倡風雅，尤其是在科舉中，把詩歌的創作作為壹項考試的內容，使詩歌壹門成為“文人得官幹祿的終南捷徑”和“青年的必修科目”。這種大力的提倡，使詩歌的興盛發達與普及成為“必然的現象”。
三、 詩體進化的規律所致。六朝開始形成七言古詩和律、絕新體詩，在形式、音律和詞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唐代詩人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大顯身手，“來完成詩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從而造成光輝燦爛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風的融合與民族的創造力量也是唐詩繁榮的不可忽視的因素。在南北朝時，兩個政權雖然相互對立，但文化與血液交流的激蕩，壹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統壹，南北文風，得到進壹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風格，表現出民族強大的創造力量。
北京大學中文系專業1955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從多方面分析了唐詩興盛的原因，然最為強調的是唐代的經濟繁榮與階級鬥爭。書中說：
如前所述，國家的富強昌盛，社會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樂，不僅使詩人們能夠“仗劍去國，辭親遠遊”，豐富了生活經歷，擴大了眼界，而且培養了詩人樂觀的精神以及為祖國建立功業的理想，激發了對祖國山河的熱愛。而階級社會不可避免的內在矛盾，以及詩人個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間接地使詩人接觸現實，正視現實，從而孕育了他們對現實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現實的精神。
這種分析問題的“視角”顯然帶著時代的政治特點，但不無道理。北京大學1955級的《中國文學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約略同於劉大傑先生的。
吉林大學中文系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稿》更加重視從社會政治經濟基礎上尋找原因，他們認為的原因主要有：壹、統治者吸取歷史教訓，對農民采取壹些讓步政策，階級矛盾有所緩和，使生產力得以恢復和發展，封建經濟相對繁榮，文化藝術亦隨之欣欣向榮；二、唐王朝不斷鞏固邊防，並擴張疆土，促進了中外貿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業城市的興起和市民階層的形成；四、由於實行科舉制度，中小地主階層的知識分子成為統治的基本依靠力量。這四個方面都對唐代文學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壹個原因是之前學術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書中說：
就整個唐代來說，是封建社會中的繁榮上升時期，統治者對自己的統治力量還具有壹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較松弛，不像以後的宋、元、明、清的統治者那樣在文禁上壹代比壹代更加嚴密而殘酷。
該書認為，這壹個原因對於文學的發展相當的重要。
遊國恩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與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處有兩點：壹是說唐代詩人對文學遺產采取批判繼承、推陳出新的態度，他們既不拜倒在古人腳下，又能虛心地向古人學習。二是詩歌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這固然是唐詩繁榮的結果，但反過來又促進了詩歌創作的發展。
馬茂元在《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討了唐詩繁榮的原因，他主要講了三點：壹是唐代詩人繼承和發揚了過去詩歌的優秀傳統，二是對民間文學高度重視，從民間文學中吸取營養，三是“詩不言法”，“他們沒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所束縛，被嵌在壹個模子裏，而是每個詩人，都能以自己獨有的面貌與我們相見。”馬氏因為沒能從社會基礎——政治經濟的視角去分析，還遭到了時人的批評。
1979年之後，文學批評的禁區被打破，唐詩繁榮原因的討論又活躍了起來。《文學評論》於該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對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認為將詩歌的繁榮與經濟的繁榮直接聯系起來是壹種“庸俗化傾向”，亦與唐詩發展的實際情況不符。例如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經濟高漲就並沒有帶來詩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階級視為唐代詩壇的主要階級基礎和唐詩繁榮的決定力量，認為那種說法誇大了世、庶鬥爭的意義，誇大了庶族地主的進步性。實際上，“庶族地主”是個極其復雜的概念，是否是壹個統壹的階層以及能不能形成壹種獨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懷疑。同壹期的《文學評論》上，還發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詩賦取士與唐詩繁榮的關系》壹文，該文對於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視為“促成唐詩繁榮的壹個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科舉制度只是壹種考試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籠統地說唐代以詩賦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詩的繁榮，那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初唐這壹百年間，不用說還沒有以詩賦取士，連律詩的最後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問那時候，更不用說像後來那樣用五言排律來考試進士了。然而初唐時期還沒有以詩賦取士而詩歌已相當繁榮，這說明唐詩繁榮還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後，許多專家仍堅持經濟繁榮與唐詩興盛有直接的關系。王水照《再談唐詩繁榮的原因》（《文學評論叢刊》第7輯）壹文，分析了其關系的具體內容：① 經濟的繁榮為詩人創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良好的創作環境。② 經濟繁榮造成的國力強大，直接影響到唐詩的創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奮發有為的理想”、“表現於不同題材、體裁中的開闊境界和昂揚的氣象”。③ 經濟繁榮所造成之交通、旅遊和商業的發達，促進了詩歌內容的豐富和題材範圍的擴大。④ 經濟繁榮為詩歌的發表和流傳提供了物質手段（“發表和流傳”指驛寄、投贈、“溫卷”、題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強調了多種思想並存的局面對唐詩繁榮的積極影響。該書說：顯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認的正統思想，儒家經典是士人必讀的書籍，在進士科和明經科的科舉考試中，也都要考經書。而且，自唐立國以後，壹些文人要求重興儒學的呼聲時起時伏，從未停止。這些都證明，儒學的地位在唐代較之魏晉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學卻並沒有獲得統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無論在統治集團還是在整個社會中，受重視的程度都不低於它。這種思想多元化的狀況，使得思想界較為自由活躍，文學創作也很少禁區。
仁智之見，都不無道理。但是獨取哪壹家之說都顯得不夠全面，可否將上述各點全部列上，都算作興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見《中國文學史疑案錄·詩賦詞曲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