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歷史典籍中的楚莊王
據《左傳》、《史記》、《呂氏春秋》等史籍的相關記載，楚莊王壹生行止如次：
公元前614年，年紀尚不滿20歲的熊侶繼位為楚王，此即歷史上著名的楚莊王。
楚莊王繼位之初，國內政局紛亂。楚莊王元年，楚國令尹成嘉和太師潘崇率領楚國大軍，東征群舒列國。趁此時機，楚莊王的兩位師傅竟然煽動國都衛隊作亂，攻進兩位統帥的府第，殺死其家兵，分掉他們的財產和仆妾。並在郢都的九座城門增設守兵，準備與成嘉和潘崇率領的大軍對抗。成嘉和潘崇得到郢都內亂的消息後，率軍從前線撤回，大軍如雲，圍住郢都。郢都守軍嘩變，打開城門，成嘉和潘崇率領的大軍壹舉攻入郢都。楚莊王師傅眼看大勢已去，竟然脅持少年楚莊王，化裝後潛逃進楚國邊城――析邑，幸虧析邑大夫深明大義，誘殺了兩位叛亂的首領，楚莊王才得以重返郢都。
國事蜩螗，正可以考量楚莊王的智慧;滄海橫流，適足以顯示英雄本色。
楚莊王知道自己威信尚未確立，王位尚不堅牢，兩位師傅的叛亂和敗亡，讓自己在國人心中也脫離不了幹系，故而奉行韜光養晦之計。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理朝政，淫逸無度。“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這實在是迫不得已而為之。韜光以遠禍，斂翼以待時，少年楚莊王將壹片振興楚國的苦心，寄托在鐘鳴鼎食與美目巧笑之間，壹忍就是三年。
三年中間，晉國曾經攻伐楚國的盟國――蔡國，楚莊王坐視不救，也無力去救。
第三年，楚國大旱，民不聊生，餓殍遍野，楚國西部的庸人趁機發動叛亂，百濮紛紛響應，叛軍相繼攻下了楚國邊城阜山、大林、陽丘、訾枝，兵鋒直指郢都。警訊傳來，楚莊王不動聲色，仍然坐於深宮之中，醉酒酣歌。大夫蘇從、伍舉等人紛紛進諫，說：“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楚莊王答道：“三年不飛，飛將沖天;三年不鳴，壹鳴驚人。這只鳥，並非凡鳥，乃是鳳凰神鳥！”大夫們以此知道楚莊王胸懷大誌，驚喜之余，紛紛奔走相告。
翌日，楚莊王舉行朝會，“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1]。楚莊王任用賢能，罷黜惡奸，楚國政局從此大變。
楚國大軍出動，壹路勢如破竹，摧枯拉朽，在方城壹舉蕩平庸人叛軍。楚國轉危為安。
楚莊王六年，北上與晉國爭雄，在北林打敗晉軍，俘獲晉軍統帥解揚，大獲全勝。
楚莊王八年春天，莊王親征，攻伐陸渾之戎。陸渾之戎位於伏牛山與熊耳山之間的伊水流域，本來與楚國風馬牛不相及，並無利害沖突。此役是楚莊王假借“尊王攘夷”之名義，北上中原去試探周天子的實力，可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強大的楚國軍隊面前，陸渾之戎不堪壹擊，首戰即全線崩潰。意氣風發的楚莊王在周都洛陽城外，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周定王內心忐忑不安，不敢親自前去，特意派遣擅長外交口齒伶俐的王孫滿前往勞軍。
楚莊王問周天子的九鼎，到底有多大多重？這分明是要與周天子比權量力。
王孫滿的回答很是巧妙，避重就虛，說：“在德不在鼎。”
楚莊王說：“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如果將楚國兵士手中所執的長戈，融化為銅，也足可以鑄造九鼎，九鼎有何了不起呢！
王孫滿說：“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奸回昏亂，雖大必輕。”他的結論是，“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莊王聽後，深思良久，不再強求，麾師回國。這就是“問鼎中原”“飲馬黃河”的由來。
事實上，王孫滿的壹席話，讓楚莊王受益匪淺，從此，他對德與力的關系有了嶄新的辯證的認知。
楚莊王伐鄭，取得勝利後不久，國內的老氏族鬥氏又發動叛亂。這次叛亂，起因於令尹鬥子揚、司馬鬥椒與工正?J賈爭權奪利。雙方都將氏族力量裹挾進來，最後導致鬥氏起兵叛亂。鬥氏是楚國歷史上的光榮部族，從楚武王到楚成王，凡是大戰，楚國向來依賴能征慣戰的鬥氏，鬥氏為楚國的興盛付出過無數的鮮血和生命。因此，楚莊王起初執意於調和兩個氏族的矛盾，但自恃勞苦功高的鬥氏後裔，難免飛揚跋扈，遇事沖動，率然起兵攻伐?J氏，在殺死?J賈之後，竟然不計後果，向郢都進發。內亂的烽煙已經燒到國都，楚莊王不得不披掛上陣，親自擊鼓，鼓舞士氣，將叛軍鎮壓。為了除惡務盡，楚莊王將鬥氏家族全數殺戮，只保留了正在出使齊國的鬥克黃的生命。 鬥氏家族名將輩出，將星燦爛，曾經是楚國的戰神，鎮壓鬥氏，對於楚莊王來說，無異於壯士斷腕。然而，事已至此，不得不為。鬥氏的覆滅，給楚國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楚莊王不得不重新尋找和培養新的戰神。
莊王十三年，楚國攻伐叛亂的群舒;十四年、十五年兩次伐鄭，因為鄭國背棄楚國，而與晉國結盟。連續三次攻伐，楚軍都無法取勝。由此可見，失去戰神後的楚國，壹時還很難北上與晉國爭雄。
莊王十六年，楚國以絕對優勢的兵力，打敗鄭國，接著移師又打敗了陳國。攻伐鄭國，當然是因為鄭國背棄盟約。攻伐陳國，則起因於陳國內的杯水風波。陳靈公與大夫公孫寧、儀行父壹起，與大夫夏征舒的寡母夏姬通奸，君臣之間，概無禮儀，簡直到了無恥至極的地步。他們經常招搖過市，在駟馬高車之上，與夏姬調謔飲酒。他們還當著夏征舒的面，議論夏征舒的長相，討論他到底長得像誰，猜測他到底是誰的兒子，彼此取笑無度，惹得夏征舒大怒，挽強弓射殺了陳靈公。由陳靈公和大臣的荒淫、夏征舒的弒君所導致的陳國內亂，讓楚莊王有了攻伐陳國的理由。陳國已經沒有國君，群龍無首，又缺乏有號召力的軍隊統率，因此，楚國大軍未經劇烈的戰鬥，就攻進了陳國都城。楚莊王想借此將陳國變為楚國的壹個縣，從此滅掉陳國的宗廟社稷，這壹計劃遭到了大夫申叔時的諫止。申叔時說：“如果有壹個人牽著壹頭牛，不小心踩壞了別人的田埂，田主就借此將牛牽走，據為己有，這種事，從道理上說得過去嗎？大王您打著忠義的旗號，號召天下諸侯攻伐無道的陳國，結果卻將陳國變成楚國的壹個縣，以後將如何號令天下呢？”楚莊王聞言大慚，將楚國軍隊撤回，讓陳國復國。
將才從來都是在千百次的戰爭中產生的，都是在歷經了無數的失敗和恥辱之後才產生的英雄。真正偉大的將才，非經過多年實戰的磨練和考驗不可。楚國在屢次用兵中，也逐漸產生了壹大批能征善戰的將才。
楚莊王在整頓軍隊的同時，也註意發展經濟，與民休息。楚國的國力從此大增。
楚莊王十七年，羽翼豐滿的楚國向中原第壹大國――晉國發起挑戰，兵鋒所指，首當其沖是長期在晉、楚之間搖擺不定的鄭國。
三個月後，楚軍攻進鄭國都城。“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投降，自責說：“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楚莊王大度地將跪拜在地的鄭襄公壹把扶起，表示既往不咎，只要以後真誠地臣服楚國即可。楚莊王隨即率軍征伐晉國。楚晉兩軍相逢，對峙於?水兩岸。楚軍誘敵渡過?水。楚莊王率領楚國三軍將士，與晉軍展開決戰。此役，殺得晉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兵敗如山倒，晉軍將士紛紛爭上渡船，自相殘殺，已在船上的將士揮劍斫殺想要上船的晉兵，被斫斷而掉落在船艙裏的手指頭，可以壹捧壹捧地撈起來――《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慘狀竟然如此！楚莊王不忍再看，便傳令楚師停止追殺。
楚軍大獲全勝，楚國大將潘黨等人建議修築幾個“京觀”以誇耀楚國的蓋世軍功，被楚莊王拒絕了。所謂“京觀”，就是將敵軍的屍體堆積成小山的模樣，封上粘土，插上旗幟，用以顯示戰績，威懾敵軍。楚莊王說：“武的本意是什麽？止戈為武。真正的武力，目的在於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武有七德，除此之外，就是窮兵黷武。寡人實在做得還很不夠。”可見，楚莊王不僅不是專以殺人為樂的屠夫，反而具有“止戈為武”、以戰爭實現和平的人文情懷。
水之戰以楚勝晉敗宣告結束，楚國打敗了中原第壹強國，儼然成為當時春秋列國中的頭號強國。接著，楚莊王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相繼打敗了蕭國、宋國，楚國從此擁有了春秋五霸之壹的歷史地位。
楚莊王有包容的雅量。據《說苑?復恩篇》記載，曾經有壹位將軍，在楚莊王安排的慶功夜宴上，酒後失態，趁著大風吹滅了蠟燭之機，調戲莊王的愛妃，愛妃隨手扯下了將軍的冠纓，並向莊王告發。楚莊王卻讓所有人都扯下冠纓，然後才點亮燃燭，不予追究，君臣得以繼續同歡。在?水之戰中，有壹位將軍不顧箭矢劍殳，拼死作戰，五次擊退來犯之敵。戰後敘功，楚莊王問那位將軍何以如此不惜血肉之軀，將軍回答說，我就是那次絕纓夜宴上拉扯美人衣裳的人啊。
楚莊王勤學善思，親自動手改裝過楚國戰車，使得楚國戰車往來馳逐，十分自如;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楚莊王擁有了壹套成熟的治國帶兵的理論。
楚莊王善於任用賢能，從善如流。如令尹孫叔敖，就是他從期思陂工地上簡選出來的能臣。他多次聽從大夫或將軍的建議，喜歡聽他們的直言讜論，以匡正自己的錯誤或偏激，是春秋時代少有的賢明之君。
所以，無論是從器量大小來看，還是從人心向背來看，楚莊王都是壹代雄主，更是壹代明君！
《左傳》和《史記》敘事各有側重，如《左傳》對楚晉?水之戰，不惜濃墨重彩，人物的對話、戰爭的場景、戰鬥的激烈等，宛若壹部精彩的戰爭紀錄片[2];《史記?楚世家》對楚莊王敘事簡略，但對莊王“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的對話，和觀兵周郊之際王孫滿的答復，則極盡描繪之能事。無論敘事是詳是略，卻都對楚莊王充滿贊譽和肯定。尤其是對楚莊王從善如流的雅量，不將敵人趕盡殺絕的寬容，字裏行間無不流露出欣賞與贊美之情，這也是楚莊王能夠取得春秋霸主地位、能夠贏得諸侯列國民心認同的重要原因。
《呂氏春秋?行論》記載：楚莊王派遣文無畏到齊國出使，途經宋國，因為沒有“假道”，而被殺揚梁之堤。“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結果“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楚莊王不忍心，“乃為卻四十裏，而舍於盧門之闔，所以為成而歸也”。《呂氏春秋》對此評論說：“凡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強不足以成此也。”評論的旨趣是對治理國家的經驗及其得失的探討，但這則文學性極強的故事卻形象地刻畫出了楚莊王急躁沖動的性格，及其從善如流、註重大義的道德品質。 總的來看，史籍所載的楚莊王是壹個寬宏大量、講求信義、積極進取、有理有節的人物形象。需要指出的是，《左傳》、《史記》和《呂氏春秋》，本身就是具有文學筆法的歷史著作。韓愈在《進學解》中有壹個著名的論斷：“《春秋》謹嚴，《左氏》浮誇。”而在文學史家看來，這種“浮誇”正是敘事文學所必須的技巧。《左傳》“記敘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敘事的各個元素，運用推想，寫出了人、人心和人性，文辭華美豐贍。從《春秋》到《左傳》，實現了古代敘事藝術的飛躍”[3]。其後的《呂氏春秋》和《史記》敘事藝術更加趨於成熟精湛，因此在再現楚莊王這壹歷史人物時不乏流光四溢的文學風采。“文史不分家”，此之謂也！
二.文學作品中的楚莊王
文學作品中的楚莊王形象又是如何呢？我們選取兩部長篇歷史小說，即馮夢龍、蔡元放的《東周列國誌》[4]和映泉的《鳥之聲》[5]來作對比性的觀照和分析。
《東周列國誌》敘述春秋戰國五百多年的歷史，時間跨度大，歷史人物眾多。書中許多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只如流星劃過無垠的星河，轉瞬即滅。但楚莊王這壹形象卻予人很深刻很鮮明的印象。這是因為在明代人文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文學創作追求“人性的表達”：“明代文人對於俗文學的重視和喜愛，更多地帶有壹種自覺的意識，即認為在俗文學傳統和俗文學形式中，人性能夠得到更為充分的表現。這也是晚明時代雅俗文學進壹步混融的主要原因”[6]。在《東周列國誌》中，楚莊王這壹人物形象身上，閃爍著人性的光輝。
《東周列國誌》第五十回開始寫到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事田獵”，後聽從蘇從諫議，乃“絕鐘鼓之懸，屏鄭姬，疏蔡女”，“侈然有爭伯中原之誌”。接下來敘述楚莊王問鼎中原從善如流，“誅殺鬥椒”平定內亂，“絕纓大會”收服人心，吊民伐陳如同時雨，復陳義舉聲馳四海，伐鄭，優孟衣冠為孫叔敖之子請求封地，圍宋九個月後主動退兵……
楚莊王具有鮮明的楚國民族性。《左傳》記載楚莊王聽到宋人殺死楚國外交大臣申舟的消息後，“投袂而起。履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興兵伐宋。盛怒之下的楚莊王，拂袖而起，光著腳板子，佩劍也不帶，親兵車隊追到蒲胥市上才將他拉上戰車，於此不難想見楚莊王的狂傲和沖動！
楚莊王攻伐他國，滅國之後再復其國，圍城九個月看到敵國易子而食的慘狀下令退軍，凡此種種，無不閃耀著人性的光芒。第五十三回敘事中夾雜引詩：
陳主荒淫雖自取，征舒弒逆亦違條。
莊王吊伐如時雨，泗上諸侯望羽旄。
縣陳誰料復封陳？跖舜還從壹念新。
南楚義聲馳四海，須知賢主賴賢臣。
在文體錯雜的敘事中，散文體的說史固然因為追求人物的形象性和情節的生動性，而時有對於讀者趣味的趨從或曰媚俗，但在詩歌體的引詩中卻往往散發出別樣的風采，由此形成別有意味的富於張力的文本互性。
楚莊王既有殺伐的果敢，亦有從善如流的雅量，還有海納百川的包容。《東周列國誌》在描述絕纓大會的場景之後，引髯翁詩雲：“暗中牽袂醉中情，玉手如風已絕纓。盡說君王江海量，畜魚水忌十分清。”楚莊王善於用人，自然也就具備識人的慧眼。從整體上來看，小說中的楚莊王是壹個難得的正面形象。
從人性的角度來把握、理解和書寫楚莊王，這是《東周列國誌》的文學史價值之壹。
我們再來看映泉的長篇歷史小說《鳥之聲》。該書從公元前621年商臣弒楚成王寫起，到公元前591年楚莊王去世完篇，時間跨度為整整30年。這30年正是楚國走向鼎盛並達到高峰的時期，小說涉及的歷史人物有近百個，歷史事件紛繁復雜，大小戰爭如伐庸、伐宋、伐陸渾之戎、伐陳、伐鄭、伐蕭、?之戰等等層出不窮，加之宮闈秘議、宮廷政變更讓原本就已復雜的政治鬥爭充滿斧聲燭影的詭秘，兒女情長的愛情故事也為這段血腥歷史裝點出綺旎風情，而帝王將相之間的翻雲覆雨、雷霆雨露往往出人意外，作家用他那支生花妙筆再現了距今2600多年的往事煙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歷歷在目。
小說中的楚莊王，最突出的特點是他的霸氣。作為“春秋五霸”之壹，楚國是唯壹壹個在西周時代“尊王攘夷”、“周王天下”的大背景下，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打出“王”號的方國。小說對楚莊王的霸氣有精到的描述，這種對歷史人物主要性格的把握和定位是相當準確的。
楚莊王年幼時是壹只“呆鳥”，“如壹塊木頭疙瘩”，他親眼看見了自己的父親商臣弒祖父成王奪位的壹幕，這種血腥場面對於壹個兒童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麽？對他成年以後的心理會產生哪些不良影響？相信心理學家會有深刻的分析。楚莊王壹生分為三個階段，從出生到繼位三年是“呆鳥”階段;從莊王三年“壹飛沖天”到莊王八年“問鼎中原”是成“霸”階段;從“問鼎中原”到謝世是向往成“王”的階段。作家對莊王壹生所作的三個階段的劃分是較為符合歷史實際的，而最為關鍵的還是作家對莊王“三階段”內部連貫線索的把握也是準確的。莊王的變化並不突兀，而有其內在的根據，這就是“成霸”與“成王”的心理向度上的矛盾沖突。這種矛盾沖突幾乎是悲劇性的、宿命性的存在，它貫穿了楚莊王的壹生。
作家生動形象地刻畫了壹個矛盾的楚莊王，他必須在壹系列矛盾的對峙中艱難地選擇：生命的短暫與歷史的長久、聲色的享樂與事業的艱辛、戰爭的血腥與德治的祥和等等，歷史學家張正明先生在分析楚莊王的性格時說：“人的性格通常都不是單純的，往往有兩種似乎並不協調的性格交纏在壹起，此顯而彼隱，此隱則彼顯，但總有主從之分。莊王也這樣，冷靜時能做到的，沖動時就做不到。對公理和正義更是這樣，言論和行動，認識和實踐，有時合拍，有時脫節，可以幾經反復，只是合拍的多些，脫節的少些罷了”，“春秋五霸，性情最暴烈的是楚莊王，但度量最寬宏的也是楚莊王，無論對國外、對國內，都是這樣。對國外，逆者討而威之，足見其暴烈;順者撫而懷之，又足見其寬宏。對國內，若敖家族的亂臣賊子幾乎被斬盡殺絕，足見其暴烈;平時愛護臣僚，珍惜人才，重大節而輕小過，又足見其寬宏”[7]。在小說中，這種矛盾的性格得到了生動形象的表現，如楚莊王挑動內部權貴自相殘殺，命令申舟過宋境故意不假道而送命，伐宋時奮袂而起走到宮門外隨從才給他配上劍的急躁，夜宴時對於暗中拉扯美人衣裳的將士的寬宥，借小事誘殺令尹鬥班激怒鬥越椒叛亂，故意冷落宿將名門而起用新人作戰，下達止諫令後殺人時不動聲色的冷漠，對夏姬的多情與對其他美人的絕情等等，都是這種矛盾性格的生動體現。正是因為楚莊王壹身而兼備上述諸種矛盾，這些與生俱來的性格沖突才更讓人物形象充滿了多種可能性的張力，小說敘事由此起伏跌宕峰回路轉，吸引著讀者想要壹探究竟的目光。 任何人物典型都是獨特的“這壹個”，也就是說，他與其他人物明顯不同，卻又具備相當的代表性。楚莊王就是這樣“獨特的”壹個人。小說對莊王的內心世界也進行了深刻的探索，莊王之所以會有諸多矛盾對立的表現，來源於他內心深處的懷疑精神。從文化大環境而論，周王朝信奉的以德治國的信條在那個戰亂紛擾的春秋時代已經基本上行之無效了，而楚國相對於中原來說只是個偏遠的“南蠻小國”，文化落後，經濟不發達，但楚人自古就有“篳路藍縷”的奮發努力精神，敢於躐等破格標新立異，面對中原周天子，楚莊王既自信又自卑;從時代背景來說，在冷兵器時代，經濟和文化的發達從來就不是戰爭勝利的絕對保證，楚晉城濮之戰時楚國實力要強於晉卻以楚敗結局，楚晉?之戰時晉國實力要強於楚卻以晉敗結局，楚莊王壹方面向往“王天下”的氣度，另壹方面卻也有“霸天下”的沖動，而在實踐路徑上，“霸天下”要遠比“王天下”來得快捷迅速。這是壹種發自內心深處的懷疑，它並不是“否定”。否定太簡單了，否定是顧此失彼二者必居其壹的選擇，而懷疑則要深刻得多，它是對對立的雙方都抱有“同情的了解”卻又都無法相信的壹種兩難處境。從小說敘事學而言，這種深刻的懷疑精神讓人物生動豐富鮮活起來。王安憶在解讀包括米蘭?昆德拉的《玩笑》在內的壹批作品時，就把“懷疑”作為文學的壹種氣質，並且分辨說：“我覺得‘否定’要比‘懷疑’低級，不如‘懷疑’高級。對否定，因為妳是天，我就是地，它有壹個參照，由此說來，否定也是在被約束的、被左右的前提之下才成立的。有正才有否，‘否定’也是受規定制約的，實際上是遵從了這個規定然後去否定。我站立的位置總是和妳對立，只需要不滿和憤怒作沖動，就可激發它，推動它，使它操作起來。而懷疑就不是這樣了，它比較復雜和困難，雖然看上去要溫和得多，不那麽激烈、強烈，但包含的內容復雜得多，含有思考。懷疑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這之中懷著壹種痛苦，非常難言的痛苦，它不知道不要什麽，也不知道要什麽，處在非常大的難言之中。”[8]正是在這壹意義上，我們說楚莊王具備“哈姆雷特”氣質，是壹個被賦予了現代觀念與現代意識的，能夠被現代讀者所理解所同情的歷史人物。郭沫若在談到他創作歷史小說的目的時說“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9]。而事實上任何歷史小說寫作都不可能還原、復現出真正本原形態的歷史現場，小說家視域中的“歷史”也明顯不同於歷史學家視域中的“歷史”，此小說家的“歷史”亦會迥異於彼小說家的“歷史”。有鑒於此，克羅齊說“壹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壹部歷史小說所表現的只能是壹種伽達默爾所稱的“效果歷史”，因而，對歷史的理解過程本質上是將歷史視角化的過程。映泉以巨大的創作熱情寫出了他心目中的楚國領袖――楚莊王，這壹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深刻的、豐富的，具有符合歷史理性的“現代性視角”。
黍離之悲、家國之恨、竹帛煙火、夕陽荒草、長亭晚別、易水壯歌、黯然魂銷、徹夜相思等等歷史小說寫作中的經典意象，已經成為中國讀者的集體文化記憶，並在有關楚莊王的文學書寫中重新被反復地表現。“壹千個讀者會有壹千個哈姆雷特”，同樣，在壹千個歷史小說作家筆下也會有壹千個楚莊王的人物藝術形象。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在無盡的歷史煙塵深處，活得有聲有色功勛卓著直接奠定了南方第壹大國基礎的楚莊王，究竟存在著多少種被塑造和被書寫的可能性面相？種種“前設”的知識和觀念如同枷鎖，束囿著作家的選擇視域，我們將如何合情合理地逼近真實？如何合情合理地通過書寫歷史人物來表達對於當下先進中的歷史的思索與啟示意義？如何將歷史經驗和歷史人物的得失成毀以成功的藝術表達直抵當代讀者的心靈？這仍將是壹座矗立在所有歷史小說作家面前的山峰，等待著真正的藝術勇士去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