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曹子桓
壹．曹丕生平
曹丕，字子桓，生於靈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死於魏黃初七年（公元226年）。毫無疑問，這是壹個亂世，曹丕便“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典論自序說道：“余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余常從。” 他多次隨其父於金戈鐵馬間南征北戰，目睹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慘狀，“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壹，念之斷人腸。”《曹操·蒿裏行》,所有這壹切，為他以後的詩歌創作提供了真實的生活基礎，也確實在他的詩歌裏得到了真實的反映。
眾所周知，曹操是壹個很重視人才的人，作為曹操的兒子，沒有才華是得不到賞識的，更談不上立為太子，《典論·自序》中說道：“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難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曹植《魏德論》中也說曹丕：“既遊精於萬機，探幽洞深；復迫遙乎六藝，兼覽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固，容與乎道術之疆釁”。正因為曹丕的好學博學，使得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壹頁。
二．曹丕的文學理論
曹丕在稱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壇，與吳質書說道：“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可見當時曹丕和文士們是很親密也是很投機的。從他的《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可以看出曹丕對文學是很重視的。而他的文學理論，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後世的文學理論批評乃至整個文學發展方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典論·論文》便集中的表達了他的見解：
首先，在《典論·論文》中，曹丕通過比較分析研究了文學和其他著作的區別，研究了文體對風格的要求，從而第壹次提出了文體論，其中說道：“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即是從根本上說，文章具有***通性，但因體裁不同又各有要求和特點。且看曹丕之前，先秦時代，文史哲相互夾雜，渾然壹體，著眼點在“本”而不在“末”；兩漢時期，雖然儒家著作被排除在了文學之外，但也沒有系統性的提出文學的體裁和類別。把“本”，“末”結合起來提出文體論的這壹創造性觀點的，就是曹丕。當然，曹丕對文體的闡述也並不十分具體，但他的觀點對後來文體論的研究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唐魏征的《群書治要》收集的桓範的《世要論》中的《序作》、《贊象》、《銘誄》就可以說是對曹丕的觀點的詳細闡釋與發展, 其中“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就是曹丕的“書論宜理”的意思,桓範批評漢碑銘文之虛妄就是對曹丕“銘誄尚實”的闡釋，又如劉勰《文心雕龍》從《辯騷》到《書記》二十壹篇都是從文學本身出發對文體論的研究，後來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所分立的“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科也完全與曹丕的“奏議，書論，銘誄，詩賦”類似。可見曹丕文體論的提出，既劃清了文藝作品與其他思想類，歷史類等作品的界限，有推動了後世對文體的研究。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曹丕所認為的“尚實”的不僅局限於銘誄之中，他在《答卞蘭教》中說“賦者，言事類之因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可見他認為其它文體的作品同樣應該“尚實”。其實曹丕本來就是壹個立足於現實的人，《折楊柳行》中明說了“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這樣的思想在封建統治者的身上是難能可貴的。
第二，在《典論·論文》中，曹丕提出了“文氣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抽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 在此曹丕提出了以“氣”來論作家及其作品的觀點，在《典論·論文》中他就以“氣”來論建安七子：“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察之匹也。如粲之《初征入《登樓》、《槐賦》、《征思》，於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場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作“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之〕儔也”。那麽曹丕所說的“氣”到底所指為何呢？劉勰《文心雕龍·風骨》中說道：“夫 翟備色，而 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之乏，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這裏劉勰所提出的“風骨”其實就是對曹丕的“氣”的具體闡釋，紀均評道“氣即風骨，更無本末”。《風骨》篇說：“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於風者，述情必顯”，還說“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征也；思不乏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念也”，也就是說作品沒有了思想感情是不會有風骨的，也就不會有氣，可見曹丕所說的“氣”，是作品的內容與形式的統壹體，也就是作品的風格。
作者： 他年眸 2006-2-8 13:29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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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戈鐵馬間的多愁善感(論曹子桓)
通過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論王粲所說的“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論徐幹時所說的“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誌，可謂彬彬君子矣”可以發現，曹丕認為作品的風格差異的根源是作家的個性，作家們的個性不同，寫出來的文章的風格就不同（“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而社會形式對各種作品的需求又不同。所以，曹丕是把作家的個性、作品的風格、社會的形式聯系起來分析的，這為我國文學批評的風格論開了先河，對後世的文學批評風格論影響甚大：陸機談到風格時所說的“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述者唯曠”；鐘嶸《詩品》評曹植“骨氣奇高，詞才華茂”，評張華“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劉勰《文心雕龍·體性》中說的：“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深淺，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是以筆區雲諛，文苑波詭者矣”，他將文章分為八類，稱作“八體”：“壹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而這“八體”都是因作家個性而不同的，“吐納英華，莫非情性”，這都繼承了曹丕的作家的個性與其作品的風格的統壹性的觀點，當然，劉勰對此的論述比曹丕更進壹步了。
再者，中國古代，“文人相輕”普遍存在，這是由於文人“善於自見”、“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於自見，謂己為賢”。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壹是封建王朝對百姓思想上的禁錮,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文人們恃才傲物，輕視他人，二是古代信息不發達,由於地域的差異而造成了思想意識的不同,錢鐘書在《談藝錄》中談到這個問題就說道:“ 雖在普天率土大壹統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為己長彼短之本。至於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義之評量，更類七國五胡之爭長，亦風雅之相斫書矣”。這種“文人相輕”的現象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則是見識短淺，反映在文學批評上則是所論偏激。曹丕對這“自古有之”的現象，認為“文非壹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不能以己為善，強加於人，而應該以“審己以度人”的觀點來對待文學評論。當然，文人相輕是壹種當時普遍存在的現象，難以從根本上改變，曹丕此論也不例外，但不可否認，這種觀點是具有預見性和超越時代性的。
最後，對於文學的社會價值，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說文學作品可以陶冶情操，王充在論衡中提出了“為世用”的觀點，稱其“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世用，壹篇無補”，壹言以蔽之，就是說文學是為思想服務的，而在封建時代，就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所以當時辭賦壹類的作品知識用來“作樂”的，揚雄甚至說它“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但曹丕則所見與前者不同，他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把文學作為壹個“專業”提了出來，認為文學雖然可以為政治服務，但絕非政治的附庸，所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這樣的觀點無疑是很客觀的，正是基於這種觀點，他才能對文人們進行客觀的評價，如“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遊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意未能及已’”；也正是曹丕以其九五之尊的地位肯定了文章也可以“經國”，可以“不朽”，把眾多知識分子從皓首窮經的桎梏中解脫了出來，從而造就了建安文學蒸蒸日上的空前盛況。另外，曹丕對文學的價值的肯定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之後，範曄《後漢書》首創了《文苑論》，再後來劉勰的《文心雕龍》更是成為中國古代文學評論史上最光輝的壹頁。
當然,曹丕作為封建統治者,他所說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樂榮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無窮”，除了肯定文學的社會作用之外，還可以認為是對文士們的壹種警告，他明確指出，文人的最佳處世方式是“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要想著什麽立功揚名，以免招來殺身之禍。我們知道古代所說的“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而曹丕的觀點至少有兩點與此不同，他直接把“立功”排除在外，然後又以“著篇章”代替了“立言”，這顯然是為了鞏固他的統治的。自古以來，帝王對人才可以說是又愛又怕，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高祖敵破臣亡，曹丕此舉，較之二者無疑有很大的進步，但還是難免落其窠臼，這大概就是時代的局限，歷史的深積，才高如曹丕者，也未能超脫其外。
作者： 他年眸 2006-2-8 13:29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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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戈鐵馬間的多愁善感(論曹子桓)
三．曹丕的詩歌
《燕歌行》（其壹）：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善哉行》（其壹）：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溪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群雊，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郁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燕歌行》是曹丕通過“男子而作閨音”的性別變換寫成的“代言體”詩歌。從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講，《燕歌行》是中國文學史上第壹首比較完整的七言詩。在它之前，《詩經》中的七言詩非常少，而且無論從結構上還是從用韻上講都與真正的七言詩相去甚遠，而《楚辭》中的七言詩又沿用了詩經中的“兮”等字眼，不能與後來大規模發展的七言詩相提並論，漢代樂府中雖然七言句從規模上說有了壹定的發展，但也只是夾雜在各種句式之間，沒有真正的獨立。再回過頭來看《燕歌行》，句句用韻，壹韻到底，而且都是押的平聲韻，這是典型的近體詩風格，到了唐代才有了大規模的發展和更新，所以在詩歌史上，《燕歌行》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曹丕的開創之功是毋庸置疑的。從內容上講，它描寫的是壹個女子在秋夜遙望銀河,見牛郎織女而懷念遠出未歸的丈夫,它真實的反映了戰亂給社會、人民帶來苦痛,情意悱惻，悲不自勝，清人吳淇說它“風調極其蒼涼”，這句話很能代表曹丕的詩的整體風格，作為曹操的後繼者，他少了曹操“濟天漢，至昆侖”那種舍我其誰的霸氣，多了“草木搖落露為霜”那種對離悉別恨的幽沈感傷。眾所周知，曹丕與曹植爭寵，表現得工於心計，善於偽飾，掌權後的壹系列對諸王進行嚴密控制與無盡迫害的政策也表現了他殘暴的壹面，但通過《燕歌行》這壹系列的作品我們又發現了曹丕多愁善感、浮華浪漫的壹面。元稹說他的詩“遒文壯節，抑揚哀怨，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清人陳祚明也說其“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動盻無非可憐之緒”。所以說曹丕的性格是具有兩面性、矛盾性的。試想，壹個人處心積慮的想登上權利的顛峰，這必然導致他善於偽飾，刻薄寡恩，這讓他不能隨意的把自身感受體現出來，而同時他內心本來又是體恤多情，所見所感極多，這樣就很容易發出“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的感慨。所以，在曹丕“貴公子”、“同根相煎太急”的表面下，藏著壹顆孤寂又無奈的心。
或許正是曹丕內心的多愁善感與孤寂，使得他對思婦“傷煢獨之無恃”的心情覽之無余，同時又借之以表達自己內心的孤獨。這樣的作品在曹丕的詩歌中占有較大的比例，如《寡婦賦》、《出婦賦》、《離居賦》、《感離賦》等。
也正是由於內心的孤獨，使得曹丕對人生“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感慨良多。“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另外《大墻上篙行》：“人生居天地間，忽如飛鳥棲枯枝”、“為樂常苦遲，歲月逝，忽若飛。為何自苦，使我心悲”，《芙蓉池作》：“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邀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等等都表現了曹丕對人生苦短的無奈。曹丕對人生的深入思考和感慨在古代帝王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不要說在他失意時，就是在“延賓高會，酒酣樂作”之後，也會“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在“丹霞蔽日，采虹垂天”之前，也會哀嘆道“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就現代看來，這樣的思想似乎有些消極，但首先，這種消極是來自於當時社會的動亂，經天緯地如諸葛亮者，躬耕之時尚且“茍全性命於亂世”，其二，曹丕雖然認為“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但作為帝王之尊，他不象李煜那樣文而不治，不象福臨那樣出家為僧，更不像劉徹那樣“不問蒼生問鬼神”，在政治上，他也力求勵精圖治，劉克奘《後村詩話》中就說他“憂至死未終，何時而可樂乎？”更何況即使是雄才大略、戎馬壹生的曹操不也壹樣感慨“人生幾何”、“去日苦多”？所以，曹丕這種對人生看似有些消極但實際上很客觀的看法顯然是無可厚非的。
從整體說來，曹丕的詩歌雖然也有“伐靈鼓之硼隱兮，建長旗之飄搖；躍甲卒之皓旰兮”（《述征賦》）那壹類描寫出征的壯觀的，但不具有代表性，他的詩大多屬於悲滄淒涼的風格，作為壹個政治家，也許這有些和身份不符，比如陳嚴肖就評論曹丕道：“遒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不過從另壹個角度講，作為政治家而能體恤人情，更是難能可貴的。
最後，我想引用陳壽《三國誌》中的壹句話來概括曹丕：“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文，博文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以曠達之度，邁誌存之道，克廣德之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