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同於中國，其思想具有雜拌性，而缺乏邏輯上的壹致性，日本沒有坐標軸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歐美的基督教、中東的伊斯蘭教、中國的儒學都在相應國家占據著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國學、神道、本土化的佛學和儒學，以及被改造了的歐美思想。佛學和儒學，都成了輔翼“皇運”的得力助手。中國儒學中華夷之辨的民族情緒、等級禮教的專制觀念，都成為日本的武器。
明治時的伊藤博文，在引進君主立憲制時，確定以天皇為國家權力中心，視為“現人神”，並以此為“國體”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為儒學服務於天皇打下了基礎。明治以後，儒學和軍人結合，武士道成了全體國民的理想。《軍人敕諭》的發起人山縣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學思想（西周甚至被譽為“日本近代哲學之夫”）。《軍人敕諭》滲透了儒學的觀念，其內容在“我國軍隊世世代代為天皇所統率”、“朕賴爾等為股肱，爾等仰朕為頭首”的前提下，提出軍人精神的五條標準，即忠節、禮儀、武勇、信義、質樸。對忠節的闡釋如“軍人以盡忠報國為本分，義重於山嶽，死輕於鴻毛”；對禮儀的闡釋如“須知下級奉上級之命，實為直接奉朕命之義。為不暇者，其長官所命，縱有不合情理之處，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節”；等等。敕諭稱五條標準是“天地之公道，人倫之常經”。歸結為壹點，就是誠心，“心誠則無不成”。與《軍人敕諭》類似，天皇侍講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學大旨》強調：“教育之要，在於明仁義禮孝”；“徒以洋風是競，恐將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義亦不可測”；“是故自今以往，應基於祖宗訓典，專壹於闡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使人人崇尚誠實品行”。1890年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將儒學融入“國體精華”，同時又強調全民武士化，“壹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輔翼天壤無窮之皇運”。1880年成立的斯文學會以及1918年在斯文學會基礎上重組的斯文會，均把儒學與軍國主義結合起來。斯文會會則第壹條就是：“本會的目的是以儒道為主闡明東亞學術、翼贊明治天皇教育敕語之趣旨，發揚我國體之精華。”“兼及宣揚興亞理念以扶翼八□糸肱壹宇之皇謨”。而儒學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則被拋棄，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國儒學的“以孝為本”演變成日本儒學的“以忠為本”。研究儒學在日本的傳播和流變，能使我們從另壹個角度認識中國儒學。
明治時期，日本走上學習西方的道路，以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為代表，但入歐恰恰體現了它的亞洲性，以亞洲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東亞***榮圈”的侵略之路。與中國不同的是，明治以後的日本，極推崇軍人。1899年，梁啟超在東京上野，恰逢日本軍營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大率每壹兵多者十余標，少者亦四五標。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於道，標則先後之，親友宗族從之者率數十人。其為榮耀，則與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壹端，曰尚武與右文是也”。“朝廷以此為榮途，民間以此為習慣”（《飲冰室自由書．祈戰死》）。1904年秋瑾在橫濱，也看到了與梁啟超類似且更為狂烈的鏡頭。其後到二戰時期，無不是舉國若狂，同梁啟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亞，俄羅斯的日譯）無任何差異。在陷入中國泥沼、對華戰爭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國民那裏，又因為對英美開展而精神振奮，熱血沸騰，包括左派也支持戰爭。戰後又因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沒有（也不能）反思戰爭責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來所做的謝罪和反省，都是出於“為了和他國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學人語）的動機不純態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態度但完全繼承了以前的帝國性。而帝國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險的，90年代，日本開始放棄和平主義，軍國主義由泥沼下的冬眠變為驚蟄後的蛙鳴——日本的軍國主義從來就沒有死亡，所以也就無所謂復活。壹本“日本人是去參戰，還是逃避戰爭？”的漫畫，在年輕人中銷售幾十萬冊。從文化上剖析，有助於把握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極大的兩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賞花落淚而殺人不眨眼。這也是研究日本問題必須註意的。（上面我是轉載別人的，但在我所了解的，日本和服還有家居裝飾，最先都是由中國古代流傳過去的（應該是明清那時的吧不然就是唐朝的時候了），他們的飲食習慣跟我們有所不同。我時間有限妳還是上網具體了解壹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