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給孩子取名的時候，女孩子偏向《詩經》，男孩子偏向《楚辭》。
這不僅僅是因為兩種作品中的詞匯、表述有所不同，更是因為兩者之間描寫對象與情感蘊藉的差異，其中包含著父母對於孩子的不同期許與美好祝願。
如果能了解《詩經》和《楚辭》的不同之處，就很容易理解這種現象了。
《詩經》和《楚辭》的來源不同
《詩經》雖然說是沒有確定的創作者，但通過其隱性特征，實際上可以認定是采詩人整理過的詩歌。
“雅”、“頌”都是官方樂曲，肯定出自上層社會的樂官，這個毋庸置疑。但其內涵往往都是追懷祖先，歌頌其篳路藍縷、艱苦創業的偉大精神，所以對上層社會的生活描述較少，民間氣味比較濃重。
而十五“國風”雖然號稱民歌，但是它們在形式上基本上都是以四句為主，在結構上都是“壹唱三嘆”，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工整性。
試問，十五封國的地盤何其廣大？各地人民生活的習俗又何其不同？
如果都是民間傳唱的歌謠，那又是如何做到全國上下如此統壹呢？
所以，“國風”中的詩作，是采詩人在民間歌謠的基礎上，或者只是根據民間百姓的訴求，另行整理或創作出來的。
就像壹位記者寫了壹篇人物專訪，內容肯定是來自於素材，但創作者是這位記者。
如此看來，《詩經》中的詩歌代表的其實是底層生活的寫照，更接地氣壹點，描寫的內容往往也多是普通百姓的訴求。豐收、愛情、娛樂、功勞等等。
這些內容與女孩子在社會上的地位是相通的，強盛的生育能力、美滿的愛情追求等等，這些內容在《詩經》中多有言表。
《楚辭》有明確的創作者。
壹般認為，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被記錄的第壹個作家。《楚辭》中的作品絕大部分都是由屈原創作，宋玉等人只有零星幾篇而已。
因為貴族身份，屈原在創作的時候往往會帶有社會階層的觀感在其中。比如《國殤》中對戰士勇武的歌詠，《離騷》裏對不得誌的憤懣，這些內容離百姓的生活是很遠的。
但是，男權社會裏，成為貴族是每壹個家庭的夢想。女子對君王是否忠誠，這個沒有任何的關系，但男子卻壹定要有忠誠、勇敢等等諸多品質的。
這種男性獨特地位的表現，使得其取名的時候更貼近於《楚辭》。
《詩經》和《楚辭》所蘊含的情感不同
內容來源的不同必然會導致兩部作品情感蘊藉的不同，所以就會出現不同的傾向性。
《詩經》中的情感往往是期許、希冀、贊美、歌頌的，即使是像《碩鼠》、《氓》壹樣描寫淒慘事件的詩歌，也蘊含著對美好生活、愛情的追求。
比如，《氓》雖然寫壹個女子的不幸遭遇，但除此之外，更多的描述是這個女子對愛情的向往，在失望之後離開的決絕。它有著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幸福要去爭取、不幸要靠自己走出來。
很多解析者往往只關註著女子在當時社會的不幸遭遇，其實是片面的。當時雖然是男權社會，但母系社會的影響還在，女子只是失去了對社會走向的話語權，但從地位上來說，還沒有到後世喪失得如此嚴重，還具有很大的自主性。
所以，《詩經》裏表述的情感更符合女性對生活的期許。
《楚辭》中的情感往往是無奈、憤懣、失望、悲傷的，這與上層社會的構架有關。
屈原的身世很不簡單，他是五帝之壹顓頊的後裔，與楚王屬於同宗，所以說楚國是屈原的宗國，其他人都可以出走投奔別國，但屈原不能離開。換句話說，對很多臣子來說，楚國出俸祿請他們工作，這個國家就相當於壹所公司壹樣，但屈原是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壹脈，這是他的家。
而這樣的地位依然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只能在詩歌中詠嘆，這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悲憤、無奈、失望的情緒。但這些情緒更能襯托出其誌向的遠大，男兒應當定國安邦，誌存高遠。
所以，《楚辭》中的情感自然就更符合男性對理想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