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壹個，就是唐詩。
這種說法可能得不到太多認同。不少朋友會說：“到了國外仍然可以讀唐詩啊，而且，別的國家也有很多好詩！”
因此，我必須對這件事情多說幾句。
我心中的唐詩，是壹種整體存在。存在於羌笛孤城裏，存在於黃河白雲間，存在於空山新雨後，存在於潯陽秋瑟中。只要粗通文墨的中國人壹見相關的環境，就會立即釋放出潛藏在心中的意象，把眼前的壹切卷入詩境。
心中的意象是從很小的時候就潛藏下來的。也許是父母吟誦，也許是老師領讀，反正是前輩教言中最美麗的壹種。父母和老師只要以唐詩相授，也會自然地消除輩分界限，神情超逸地與晚輩壹起走進天性天籟。
於是，唐詩對中國人而言，是壹種全方位的美學喚醒：喚醒內心，喚醒山河，喚醒文化傳代，喚醒生存本性。
而且，這種喚醒全然不是出於抽象概念，而是出於感性形象，出於具體細節。這種形象和細節經過時間的篩選，已成為壹個龐大民族的集體敏感、通用話語。
有時在異國他鄉也能見到類似於“月落烏啼”、“獨釣寒江”那樣的情景，讓我們產生聯想，但是，那種依附於整體審美文化的神秘詩境，卻不存在。這就像在遠方發現壹所很像自己老家的小屋，或壹位酷似自己祖母的老人，雖有壹時的喜悅，但略加端詳卻深感失落。失落了什麽？失落了與生命緊緊相連的全部呼應關系，失落了使自己成為自己的那份真實。
當然，無可替代並不等於美。但唐詩確實是壹種大美，不管在什麽情況下壹讀，都能把心靈提升到清醇而又高邁的境界。回頭壹想，這種清醇、高邁本來就屬於自己，或屬於祖先秘傳，只不過平時被大量瑣事掩埋著。唐詩如玉杵叩扉，叮叮當當，嗡嗡喤喤，壹下子把心扉打開了，讓我們看到壹個非常美好的自己。
這個自己，看似稀松平常，居然也能按照遙遠的文字指引，完成最豪放的想象，最幽深的思念，最入微的觀察，最精細的傾聽，最仁愛的同情，最灑脫的超越。
這個自己，看似俗務纏身，居然也能與高山***俯仰，與白雲同翻卷，與滄海齊陰晴。
這個自己，看似學歷不高，居然也能跟上那麽優雅的節奏，那麽鏗鏘的音韻，那麽華貴的文辭。
這樣壹個自己，不管在任何地方都會是稀有的，但由於唐詩，在中國卻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態存在。
正是這個原因，我才說，怎麽也舍不得離開產生唐詩的土地，甚至願意下輩子還投生中國。
我也算是壹個走遍世界的人了，對國際間的文化信息並不陌生，當然知道處處有詩意，不會在這個問題上陷入狹隘民族主義的泥坑。但是正因為看得多了，我也有理由作出壹個公平的判斷：就像中國人在宗教音樂和現代舞蹈上遠遠比不上世界上有些民族壹樣，而唐詩，則是人類在古典詩歌領域的巍峨巔峰，很難找到可以與它比肩的對象。
二
很多文學史說到唐詩，首先都會以詩人和詩作的數量來證明，唐代是壹個“詩的時代”。
這樣說說也未嘗不可，但應該明白，數量不是決定性因素。這正像，現在即使人人去唱“卡拉OK”，也不能證明這是壹個音樂的時代。
若說數量，我們都知道的《 全唐詩 》收詩四萬九千多首，包括作者兩千八百余人。當然這不是唐代詩作的全部，而是歷時壹千年後直到清代還被保存著的唐詩，卻仍然是蔚為大觀。《 全唐詩 》由康熙皇帝寫序，但到了乾隆皇帝，他壹人寫詩的數量已經與《 全唐詩 》差不多。因為除去他的《 樂善堂全集 》、《禦制詩餘集 》、《 全韻詩 》、《 圓明園詩 》之外，在《 晚晴簃詩匯 》中還說有四萬壹千八百首。如果加在壹起，真會讓壹千年前的那兩千八百多個作者羞愧了。只不過，如果看質量，乾隆能夠拿得出哪壹首來呢？
寬泛意義上的寫詩作文，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任何已經學會造句的人只要放得開，都能隨手塗出壹大堆。直到今天我們還能經常看到當代很多繁忙的官員出版的詩文集，在字數、厚度和裝幀上幾乎都能超過世界名著，而且聽說他們還在繼續高產，勸也勸不住。這又讓我想起了乾隆。他如此著魔般地寫詩，滿朝文武天天喝彩，後來終於有壹位叫李慎修的官員大膽上奏，勸他不必以寫詩來呈現自己的治國才能。乾隆壹看，立即又冒出了壹首絕句——
慎修勸我莫為詩，
我亦知詩不可為。
但是幾餘清宴際，
卻將何事遣閑時？
對此，今人錢鐘書諷刺道，李慎修本來是想拿壹點什麽東西去壓壓乾隆寫詩的欲焰的，沒想到不僅沒有壓住，連那東西也燒起來了，反而增加了壹蓬火。
從這蓬火，我們也能看到乾隆的詩才了。但平心而論，詩才雖然不濟，卻也比現在很多官員的詩作清順質樸壹點。
說唐詩時提乾隆，好像完全不能對應，但這不能怪我。誰叫這位皇帝要以自己壹個人的詩作數量來與《 全唐詩 》較量呢！
其實，唐詩是無法較量的，即便在宋代，在壹些傑出詩人手中，也已經不能了。
這是因為，唐代詩壇有壹股空前的大丈夫之風，連憂傷都是浩蕩的，連曲折都是透徹的，連私情都是幹爽的，連隱語都是靚麗的。這種氣象，在唐之後再也沒有完整出現，因此又是絕後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氣象，被幾位真正偉大的詩人承接並發揮了，成為壹種人格，向歷史散發著綿綿不絕的體溫。
三
首先當然是李白。
李白永遠讓人感到驚訝。我過了很久才發現壹個秘密，那就是，我們對他的驚訝，恰恰來自於他的驚訝，因此是壹種驚訝的傳遞。他壹生都在驚訝山水，驚訝人性，驚訝自己，這使他變得非常天真。正是這種驚訝的天真，或者說天真的驚訝，把大家深深感染了。
我們在他的詩裏讀到千古蜀道、九曲黃河、瀑布飛流時，還能讀到他的眼神，幾分惶恐，幾分驚嘆，幾分不解，幾分發呆。首先打動讀者的，是這種眼神，而不是景物。然後隨著他的眼神打量景物，才發現景物果然那麽奇特。
其實，這時讀者的眼神也已經發生變化，李白是專門來改造人們眼神的。歷來真正的大詩人都是這樣，說是影響人們的心靈，其實都從改造人們的感覺系統入手。先教會人們怎麽看，怎麽聽，怎麽發現，怎麽聯想，然後才有深層次的***鳴。當這種***鳴逝去之後，感覺系統卻仍然存在。
這樣壹個李白，連人們的感覺系統也被他改造了，總會讓大家感到親切吧，其實卻不。他拒絕人們對他的過於親近，願意在彼此之間保持壹定程度的陌生。這也是他與壹些寫實主義詩人不同的地方。
李白給人的陌生感是整體性的。例如，他永遠說不清楚自己的來處和去處，只讓人相信，他壹定來自誰也不知道的遠處，壹定會去誰也不知道的前方；他壹定會看到誰也無法想象的景物，壹定會產生了誰也無法想象的筆墨……
他也寫過“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樣可以讓任何人產生親切感的詩句，但緊接著就產生了壹個嚴峻的問題：既然如此思鄉，為什麽永遠地不回家鄉？他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擁有足夠的自由，偶爾回鄉並不是壹件難事。但是，這位寫下“中華第壹思鄉詩”的詩人執意要把自己放逐在異鄉，甚至不讓任何壹個異鄉真正親切起來，稍有親密就拔腳遠行。原來，他的生命需要陌生，他的生命屬於陌生。
為此，他如不系之舟，天天在追趕陌生，並在追趕中保持驚訝。但是，詩人畢竟與地理考察者不同，他又要把陌生融入身心，把他鄉擁入懷抱。幫助他完成這種精神轉化的第壹要素，是酒。“人分千裏外，興在壹杯中”，“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都道出了此間玄機。幫助他完成這種精神轉化的第二要素，那就是詩了。
對於朋友，李白也是生中求熟、熟中求生的。作為壹個永遠的野行者，他當然很喜歡交朋友。在馬背上見到迎面而來的路人，壹眼看去好像說得上話，他已經握著馬鞭拱手行禮了。如果談得知心，又談到了詩，那就成了兄弟，可以吃住不分家了。他與杜甫結交後甚至到了“醉眠秋***被，攜手日同行”的地步，可見壹斑。
然而，與杜甫相比，他算不上壹個最專情、最深摯的朋友。剛剛道別，他又要急急地與奇異的山水相融，並在那些山水間頻頻地馬背拱手，招呼新的好兄弟了。他老是想尋仙問道，很難把友情作為穩定的目標。他會要求新結識的朋友陪他壹起去拜訪壹個隱居的道士。發現道士已經去世，便打聽下壹個值得拜訪對象，倒也並不要求朋友繼續陪他。於是，又壹番充滿詩意的告別，雲水依依，帆影渺渺。
歷來總有人對他與杜甫的友情議論紛紛，認為杜甫寫過很多懷念他的詩，而他則寫得很少。也有人為此作出解釋，認為他的詩失散太多，其中壹定包括著很多懷念杜甫的詩。這是壹種善良的願望，而且也有可能確實是如此。但是，應該看到，強求他們在友情上的平衡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畢竟是相當不同的兩種人。雖然不同，卻並不影響他們在友情領域的同等高貴。
這就像大鵬和鴻雁相遇，壹時間巨翅翻舞，山川***仰。但在它們分別之後，鴻雁不斷地為這次相遇高鳴低吟，而大鵬則已經悠遊於南溟北海，無牽無礙。差異如此之大，但它們都是長空偉翼、九天驕影。
四
李白與杜甫相遇，是在公元七四四年。那壹年，李白四十三歲，杜甫三十二歲，相差十壹歲。
很多年前我曾對這個年齡產生疑惑，因為從小讀唐詩時壹直覺得杜甫比李白年長。李白英姿勃發，充滿天真，無法想象他的年老；而杜甫則溫良醇厚，恂恂然壹長者也，怎麽可能是顛倒的年齡？由此可見，藝術風格所投射的生命基調，會在讀者心目中兌換成不同的年齡形象。這種年齡形象，與實際年齡常常有重大差別。
事實上，李白不僅在實際年齡上比杜甫大十壹歲，而且在詩壇輩分上整整先於杜甫壹個時代。那就是，他們將分別代表安史之亂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唐朝。李白的佳作，在安史之亂以前大多已經寫出，而杜甫的佳作，則主要產生於安史之亂之後。
這種隔著明顯界碑的不同時間身份，使他們兩人見面時有壹種異樣感。李白當時已名滿天下，而杜甫還只是嶄露頭角。杜甫早就熟讀過李白的很多名詩，此時壹見真人，崇敬之情無以言表。壹個取得巨大社會聲譽的人往往會有壹種別人無法模仿的輕松和灑脫，這種風範落在李白身上更是讓他加倍地神采飛揚。眼前的杜甫恰恰是最能感受這種神采的，因此他壹時全然著迷，被李白的詩化人格所裹卷。
李白見到杜甫也是眼睛壹亮。他歷來不太懂得識人，經常上當受騙，但那是在官場和市井。如果要他來識別壹個詩人，他卻很難看錯。即便完全不認識，只要吟誦幾首，交談幾句，便能立即作出判斷。杜甫讓他驚嘆，因此很快成為好友。他當然不能預知，眼前的這個年輕人，將與他壹起成為執掌華夏文明詩歌王國數千年的最高君主而無人能夠覬覦；但他已感受到，無法阻擋的天才之風正撲面而來。
他們喝了幾通酒就騎上了馬，決定壹起去打獵。
他們的出發地也就是他們的見面地，在今天河南省開封市東南部，舊地名叫陳留。到哪兒去打獵呢？向東，再向東，經過現在的杞縣、睢縣、寧陵、到達商丘，從商丘往北，直到今天的山東地界，當時有壹個大澤濕地，這便是我們的兩位稀世大詩人縱馬打獵的地方。
當時與他們壹起打獵的，還有壹位著名詩人高適。高適比李白小三歲，屬於同輩。這位能夠寫出“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壹夜滿關山”這種慷慨佳句的詩人，當時正在這壹帶“混跡漁樵”，“狂歌草澤”。也就是說，他空懷壯誌在社會最底層艱難謀生，無聊晃悠。我不知道他當時熟悉杜甫的程度，但壹聽到李白前來，壹定興奮萬分。這是他的土地，溝溝壑壑都了然於心，由他來陪獵，再合適不過。
擠在他們三人身邊的，還有壹個年輕詩人，不太有名，叫賈至，比杜甫還小六歲，當時才二十六歲。年齡雖小，他倒是當地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在這片大澤濕地北邊今天山東單縣的地方當著縣尉，張羅起來比較方便。為了他的這次張羅，我還特地讀了他的詩集。寫得還算可以，卻缺少壹股氣，尤其和那天在他身旁的大詩人壹比，就顯得更平庸了。賈至還帶了壹些當地人來湊熱鬧，其中也有幾個能寫寫詩。
於是，壹支馬隊形成了。在我的想象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高適，他帶路；接著是李白，他是馬隊的主角，由賈至陪著；稍稍靠後的是杜甫，他又經常跨前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