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杜詩之小感悟
? 杜甫，壹個被奉為“詩聖”的詩人，其詩歌唱出了那個時代萬千士子的心聲，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現實，成為我們研究唐詩、唐史的重要資料。在我看來，杜甫之所以名垂千古，杜詩之所以被稱為“詩史”，與其詩歌所表現的“真”有著莫大關系。
? 從內容上來說，杜詩如實地反映個人及社會的命運，毫不避諱。他寫自己的貧病老醜，饑寒交迫，真實遭遇中飽含滿腔的無奈心酸。他寫貧，“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寫病，“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此身漂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寫老醜，“如今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無壹不是個人命運多舛的真實寫照。而個人的不幸又使心懷天下蒼生的詩人把目光轉向國家，轉向社會，這也是其詩被譽為“詩史”的重要原因。他的詩不僅反映安史之亂造成的生靈塗炭，家破人亡，孤魂遍野的慘狀（《三吏》《三別》等），而且記載了史作中未曾記載的史實，如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去蜀之後所作《三絕句》中“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便是我們在史書中看不到的事實。“補史之遺”更充分顯示了杜甫詩歌的“真”。如果說，杜詩中關於個人和社會命運的詩作真實地反映了詩人憂國憂民的儒者之大情懷，那麽其“蕭散自然”的寫景詩歌也同樣真實地反映詩人於“大悲苦”中蘊藏的“小樂趣”。詩人從上元元年（760年）春天開始蔔居成都西郭草堂，在飽經憂患之後能夠得到壹個安身之所，自然是喜不自勝，於是這段時間成為詩人壹生中少有的安閑期。“桃花壹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這壹句句清新脫俗的吟唱，使人難以把它與思想深刻又憂國憂民的詩人杜甫聯系起來，可正是這些別具壹格的閑適詩向我們展現了詩人“沈郁頓挫”之外的“蕭散自然”之風格，也是詩人此時“怡然自得”心境的真實寫照。
? 據古典文學大師葉嘉瑩的筆記整理而成的其恩師顧隨的講稿《駝庵詩話》論詩語錄中有雲“壹切偉大的詩篇，與其說是寫出來的，毋寧說是‘活’出來的。所謂‘活’出來的，即是從生活、特別是鬥爭實踐中獲得的。”我覺得這句話特別適合用來概括杜甫的詩歌。如同“文章憎命達”所欲表達之意，杜詩因詩人的諸多磨難而愈顯真實可貴，詩人的詩歌不是“寫”出來的，而是在所有的艱辛中“活”出來的。雖不能說如果沒有歷經滄桑，杜詩可能不會有如此之成就，可是倘若沒有親歷國破家亡，漂泊無依，甚至寄人籬下強顏歡笑的日子，杜詩又怎會蘊藏如此多的“原材料”以供釀造，我們又怎能體悟到杜詩的“真”呢？
? 從語言來講，毋庸置疑，杜詩的語言是其後許多文人競相效仿學習的典範。探討其詩歌的“真”與語言的關系，我想從三個方面談。壹方面，杜詩的語言質樸，不飾雕琢，用“豪華落盡見真淳”來形容也不是不可以。他筆下的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只壹個“好”字就寫出詩人對春雨的欣喜贊賞，沒有絲毫的華麗雕琢。我們讀杜詩，無論是關於生活境遇的詩作，還是玲瓏的寫景詩，都不需要絞盡腦汁地想象壹個場景或是壹種形象，是什麽就是什麽，不像李商隱那般濃麗綿密中摻雜著晦澀，使人難以琢磨。妳看他寫天倫之樂“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做釣鉤”，我們很容易就想到了壹家人其樂融融的場面。他寫景更是直接“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梅花萬裏外，雪片壹冬深”。他寫面見天子“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我們的眼前立刻浮現出詩人化裝逃脫叛軍後的流離之貌，還有那無時無刻不關心國家人民的悲憫情懷。語言樸實無華，情感真實動人，這就是杜詩的壹大魅力。另壹方面，詩人並不滿足於創作的現狀，他自己說“晚節漸於詩律細”，不斷追求詩歌節律之美，不僅是他“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創作要求使然，更是他創作心理的真實反映。他的《秋興八首》《登高》，在格律方面成為壹座豐碑，也凝聚了詩人的萬千感慨。也只有像杜甫壹樣遵從自己作詩的心理狀態，才能漸入“老去詩篇渾漫與”的隨心而至自在的創作佳境。此外，詩人以口語俗語入詩，使詩歌更加貼近生活，平易近人，更增加生活的真實感。“稠花亂葉裹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裹”字，“在”字，俗語口語入詩，不著痕跡，恰到好處。《春水生二絕》：“壹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系籬旁！”蕭註：“用方言俗語點化入詩，故特覺活潑。”詩人又有“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壹種豪放粗獷的形象躍然紙上。以如此粗豪之筆刻畫人物形象，也從側面反映出詩人自己儒者之外的另壹風貌。
? 從情感上說，“真”的最高境界便是情感的“真”。語言作為外在形式，是呈現內容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說內容是“原材料”，形式是對原材料的加工，那麽表達情感則是二者的最終目的，是最後壹道工序。“詩緣情”、“詩言誌”是我國古代文論的重要理論。詩人有了對萬事萬物的感觸，便需要壹種形式去表達。無論是抒情，還是言誌，都是彼時彼刻真實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杜詩情感的“真”也是他成為歷代有識之士精神家園的重要因素。
? 杜詩中，大到國破家亡，撫今追昔的深哀巨痛，小到流離失所，傷春悲秋的小我情懷，無壹不是詩人深切的感受。甚至是偶遇的路人，杜甫也能生發出無限悲憫。這是其儒家思想的烙印，又何嘗不是詩人高尚人格的寫照？而詩人的壹切感情又都是“情到深處即為詩”，毫無矯揉造作為文造情之感。而凡是偉大的作家，又有幾人不是為情造文，因情成文呢？“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無國哪有家？詩人看花，花濺淚；聞鳥，聲驚心。豈是物有情，乃詩人之心殤。衰老多病之時，卻依然高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蔽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於國於民，杜甫真可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對統治者犀利的批判中飽含對人民的同情。對於家人，杜甫更是時時牽念。黃河泛濫，他不忘寬慰弟弟；“壹歲行四役”，自身難保之時，他又擔憂遠在他鄉的妹妹“有妹有妹在鐘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面對幼子的夭折，他萬分悲痛“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這壹切發自肺腑的吟唱都是詩人至情至性的表現。“樂道人之善”的他，對朋友亦是真誠以待。懷李白的詩歌就不在少數，另有寫嚴武、高適、鄭虔等人的詩歌，無不讓人感動。在《又呈吳郎》中他婉勸親戚對鄰家寡婦撲棗的行為不要幹涉，讓這樣壹個無食無兒的婦人能因幾顆棗子多壹份生的希望。類似這樣的詩歌，杜詩中不勝枚舉，就是這樣“真”的杜甫才更可愛可敬。
? 讀杜詩越多，就越因他的“真”而感動。在詩人筆下讀他的心酸悲苦，讀生活的喜怒哀樂，讀時代的滄海桑田……往往生出許多感慨。了解李杜生平之前，壹直覺得杜甫比李白年長許多。因為腦中浮現的總是壹襲白衣，仗劍直行，瀟灑行事的詩仙太白；而杜甫則該是飽經滄桑，兩鬢斑白，眉宇間雜著愁苦，壹身麻布素衣著身，蒼茫屹立於世間的形象。腦海中這樣的李杜形象全然是二人詩作風格的迥異所造成的，卻更能油然而生出對杜甫滿腔的敬意。如果不是這樣壹位心系蒼生的老者，其後的有誌之士又該有多少在精神上漂泊無依，費盡心思地尋找自己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