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作時
杜甫《大雲寺贊公房》四首系年問題，古今論者異議較少，壹般將其系於杜甫為安史亂軍所困，身陷長安之時。《杜工部草堂詩箋》《九家集註杜詩》《杜詩趙次公先後解》等均持此說。其他如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註》、仇兆鰲《杜詩詳註》等，亦將這組詩系於“陷賊”時。《錢註杜詩》雖未明言作於何時，而從其將這組詩錄於陷賊時諸作之列，且於第四首（“燈影照無睡”）末標註“時西郊逆賊拒官軍未已”，可以推知錢氏亦視其為陷賊時之作。今人在這組詩系年問題上也多持同樣觀點。如洪業《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陳貽焮《杜甫評傳》、王士菁《杜詩今註》、金啟華等《杜甫詩選析》、張誌烈《杜詩全集》等。
對“陷賊時”說持異議的相對較少。其中主要有清初王嗣奭、黃生和稍後的施鴻保三人。王嗣奭在《杜臆》中說：“此詩非賊中作。觀‘奉辭還杖策’與‘明朝在沃野’，當是公為拾遺，奉墨敕許還鄜州省視家室時作。‘那能總鉗口’鑒於救房琯而帝怒故也……”黃生《杜詩說》反對系《大雲寺贊公房》詩於“陷賊時”，認為“此（指第三首“燈影照無睡”）當是天寶六載，下第後復遊東都，來就贊公話別之作，故結句雲雲。第四首‘泥汙人’‘國多狗’顯是譏切時相之語。舊編入陷賊詩中，考其語意殊不類”。施鴻保《讀杜詩說》則認為這組詩“無壹語及於亂”，不當系於陷賊時。近現代學者中也有不同意“陷賊”詩說的。如程千帆先生引《湘綺樓日記》光緒十五年己醜四月十壹日記：“宿贊公房是罷官後作，仇註編之陷賊，其憒憒如此。”陳光漢認為這組詩非壹時之作，前兩首定為安史之亂前客居長安時作，三、四首為乾元元年貶為華州司功參軍時作。吳鷺山認為這組詩“當是乾元元年杜甫在長安任左拾遺將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這壹時期寫的”。
王嗣奭、黃生和施鴻保等人對“陷賊時”說的否定，雖屬人單勢孤，卻有啟發性。如果我們不為所謂“自註”所限，對這組詩作認真梳理，不難看出“陷賊”時說不是無懈可擊的；而王嗣奭、黃生和施鴻保等人的觀點卻值得重視。
綜合古今持“陷賊時”說各家的觀點，其依據除了所謂“自註”外，主要為詩中“泱泱泥汙人”“聽聽國多狗”和“既未免羈絆”三句。如不為所謂“自註”所囿，就這組詩本身而作論，實難得出作於“陷賊時”的結論。
先看“既未免羈絆”。持“陷賊時”說者，往往引用“賊將張通儒收錄衣冠，侮以偽命”以釋“未免受羈絆”。然而，此解是經不起推敲的。如浦起龍雖然贊同“陷賊時”說，而其態度則頗為曖昧：“‘汙人’‘多狗’，舊註俱主至德二載春賊以偽命汙朝士之說，姑仍之。‘未免羈絆’謂為賊所拘留，非受偽命也，勿誤認。”浦氏似乎察覺“陷賊時”說的壹個潛在矛盾，即：如系此詩於陷賊時，詩中“未免受羈絆”之“羈絆”就有可能被理解為受偽命。因為“羈絆”壹詞，多用以形容在名教、仕途經濟等方面心有所牽而覺束縛之類的人生感觸。如陶淵明在詩中所表達的“塵網”“樊籠”等，就是所謂的“羈絆”。杜甫詩中此類用例頗多，如《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壹百韻》有“羈絆心常折，棲遲病即痊”，《寄常徵君》有“萬事紛紛猶絕粒，壹官羈絆實藏身”。唐代其他詩人也常於詩中表達同樣感慨。如儲光羲《貽劉高士別》詩有“自言永遁棲，無復從羈絆”，白居易《和望曉》詩有“相望山隔礙，欲去官羈絆”。如果杜甫這組詩作於“陷賊時”，應該不會用“羈絆”壹詞寫當時處境。杜甫此時既不在仕途，又非汲汲於仕途，詩中出現與“隱遁”相對而言的“羈絆”，實在難以理解。或許出於同樣的考慮，《杜工部草堂詩箋》雖持“陷賊時”說，但在解說“羈絆”時，則謂：“甫之意厭亂，欲作住山計，尚為妻子羈絆……”將“羈絆”解為欲隱而難脫妻子兒女之牽掛。其雖取“陷賊時”，亦引賊將張通儒“收錄衣冠，侮以偽命”之說，卻未以此直接釋“羈絆”之因。其間所含之意，當與後來《讀杜心解》擔心“羈絆”被誤解相近。又《杜工部草堂詩箋》本“絆”壹作“寓”。這壹異文值得註意。如作“羈寓”，“陷賊時”說就會失去壹個所謂依據。如果說“羈絆”壹詞尚可斷章取義，不顧詩中與“隱遁”相對而言的牽於仕途經濟之意，勉強將其解作身不由己，那麽“羈寓”則顯然帶有欲求政治出路的目的，此與所謂“收錄衣冠”雲雲顯無關聯。如《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載：“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劇談錄》“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條載：“晉公微時，羈寓洛中，嘗乘蹇驢入皇城……”再看“國多狗”和“泥汙人”。“國多狗”系用典故，其寓意與安史之亂叛軍占據長安沒有關系。《杜工部草堂詩箋》《分門集註杜工部詩》《錢註杜詩》等在註釋“聽聽國多狗”時，均以為其典出於宋玉《九辯》。宋玉《九辯》雲：“豈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永嘆。”表達的是君側為群小所充斥，有誌之士不得奉君之途。如此詩作於安史叛軍占據長安，身陷其中的杜甫用這壹典故以寫當時形勢，似乎不太合乎情理。又，顧炎武謂：（《大雲寺贊公房》詩……國多狗）“《韓非子·儲說右上》國亦有狗，有道之士陳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黃生“‘國多狗’顯是譏切時相之語”之說與顧氏相近。
“泥汙人”與“國多狗”連用，當為同出宋玉《九辯》，其寓意亦為群小當道而賢者進身無門。杜甫在《秋雨嘆》三首中有類似用法。《秋雨嘆》三首其三有“泥汙後土何時幹”句。《九家集註杜詩》解《秋雨嘆》其三謂：“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後土何時而得幹’。此詩刺賢者退處而民漸溺於塗炭也。”而對於權臣當道、賢者退處究屬何時，主要有兩種說法。壹為李林甫為相時，如《杜工部草堂詩箋》；壹為楊國忠為相時，如《補註杜詩》《錢註杜詩》《杜詩闡》等均系此詩於天寶十三載。這兩種觀點雖有差異，但均指權臣當道之時，可與《大雲寺贊公房》參看。
其三，詩中“奔走”壹詞值得註意。“奔走”，就其字面之意，指奔波於途；又常用以指為實現某種目的汲汲而求。“奔走”壹詞，在杜甫詩中既多字面之意，也有為實現政治理想而汲汲追求的用例。後者的用例如：《進雕賦表》：“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忘仕進乎？”又，“羈絆”與“奔走”對舉，更說明此詩之“奔走”系指也有為實現政治理想而汲汲追求。如解為路途奔波，“羈絆”便無著落；如將這組詩系於陷賊時，“奔走”既無法解為路途辛苦，又不能視為奔波於勢利之途。這也可以看作該組詩非陷賊時作之證。
其四，宋本及《錢註杜詩》等末所系“時賊於西郊拒官軍”雲雲，是否為杜甫自註尚存疑問，不可徑引以為系年之據。如朱鶴齡《輯註杜工部詩集·凡例》有雲：“千家本公自註語，向疑後人附益。考之，多王原叔、王彥輔諸家註耳，未可盡信。”即使那些標明為“自註”的，尚不可盲從，更不說那些沒有明確標為自註者。以這組詩而論，持陷賊時作者朱鶴齡、浦起龍等，均未直接引“時賊於西郊拒官軍”雲雲為系年的證據；陳貽焮《杜甫評傳》雖然贊同陷賊時說，而且對施鴻保的觀點作了大篇幅文字的駁難，但未引所謂“自註”為據。陳先生這樣做的原因，可能是和他對杜甫“自註”持謹慎態度有關。其實，這條註文是否為杜甫自註尚存疑問。《補註杜詩》於《大雲寺贊公房》四首之“燈影照無睡”壹詩後註引：“繞曰：時西郊逆賊拒官軍未已。”此所謂“繞曰”，系宋人繞節，張忠剛先生對其生平事跡有考訂。據張先生考訂，除《補註杜詩》外，尚有《分門集註》《分類杜詩》兩種杜集於“苦見塵沙黃”後系“繞曰：時西郊逆賊拒官軍未已。”黃生認為“‘時西郊逆賊拒官軍未已’十字，恐系後人所增”，可謂卓見。由此可見，宋本杜集等所系“時西郊逆賊拒官軍未已”，不能徑引以為系年之據。
其五，這組詩系年當以黃生說近是。如果我們認可這組詩並非作於杜甫陷賊期間，那麽它應該作於何時呢？由上文可知，王嗣奭認為這組詩作於肅宗回京杜甫為官，奉墨敕許還鄜州省視家室時，黃生則將其系於天寶六載李林甫玩弄權術，致使包括杜甫在內的所有應制試者落榜之時。王、黃二說，以這組詩內容和所表達的情感而言，似乎都是可以成立的。而筆者在此二說中，比較偏向於黃說。因為此時杜甫對時局的擔憂、對以李林甫為代表的當權者的不滿，均與詩意契合。如杜甫在《奉贈鮮於京兆二十韻》中回想當年情景，尚有“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之慨。而王嗣奭所持該組詩作於肅宗回京杜甫為官時，似與該組詩中“國多狗”“泥汙人”等憤 *** 緒不甚吻合。杜甫在回京後雖不得意，對現實頗有不滿，但從這壹時期的詩作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不滿情緒的表達還是比較委婉的。即使是那首作於離京赴華州司功參軍任前所作的《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中，也只是用“移官豈至尊”表達了不滿情緒，語氣則頗為含蓄蘊藉。
二、 《解悶》十二首（其二）之“西陵”問題
《解悶》其二之“西陵”，註家往往以為指越州西陵驛。《錢註杜詩》引《會稽誌》《浙江通誌》和白居易《答微之泊西陵驛見寄》詩，謂杜詩中“西陵故驛樓”指越州西陵驛。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註》采錢註之說。《讀杜心解》《杜詩鏡銓》略同。蕭滌非先生《杜甫詩歌選註》、陳貽焮先生《杜甫評傳》亦持相同看法。
唐時越州有西陵驛，唐詩中涉及於此地的作品頗多，可謂其時勝景。但杜甫此詩為因“胡商下揚州”而發，追憶當年漫遊之事。詩中前雲“揚州”、後接“淮南”，與越州無涉。如果說“西陵”指越州西陵驛，與此詩以揚州、淮南為境頗為不協。故黃生《杜詩說》以為此“西陵”應解為“維揚”之地，未必定指越州西陵驛。盧元昌雖未明言“西陵”屬何地，其疏解之語所含之意與黃生說相近，其謂：“思遊吳以解悶。揚州我舊遊處，西陵風景極不忘之，故忽見商胡將下揚州，因憶西陵驛樓往年曾登臨其上爾。胡商此去，淮東米價貴賤，好為老夫壹問。”“揚州我舊遊處，西陵風景極不忘之”，顯然將“西陵”視為揚州之地。
黃生異解出自對該詩的細讀，似乎有某種道理。但持越州西陵驛之說者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引證鑿鑿。筆者於此很難遽斷其是非。詳審再三，此詩“西陵”之“西”的異文問題，提示筆者另作思考。《杜工部草堂詩箋》《九家集註杜詩》《錢註杜詩》《杜詩詳註》等均註：“‘西’，壹作‘蘭’。”從各家普遍認可的這壹異文來看，黃生的異議就更值得重視了。《元和郡縣圖誌》《舊唐書·地理誌》均載梁時“蘭陵”在武進縣境。唐代文獻中常見以“蘭陵”或“南蘭陵”為稱者。如《權載之文集》卷二十五《唐故揚州兵曹參軍蕭府君墓誌銘並序》載：“君諱惟明，字某，南蘭陵人。”《冥報記》卷中謂：“國子祭酒蕭璟，蘭陵人。”此地雖不屬淮南道之揚州，但地域相連，僅壹江之隔。王維《同崔傅答賢弟》詩有“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之句，即將“揚州”與“蘭陵”並稱。如取異文“蘭”，則“蘭陵”與杜詩所稱之“揚州”“淮南”，在地域上比較接近，其詩所寫之境較為統壹；而所謂“故驛樓”，也符合此地自南朝以來頗為著名的史實。“西”與“蘭（蘭）”文字差異較大，當非形近而誤。或許後世註家對越州西陵多出唐人筆底，遂疑而改“蘭”為“西”，造成杜甫此詩之異文。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