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按照生活的實際樣式再現生活，並通過對生活真實的、具體的、形象的描寫，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感，反映社會生活的本質或本質的某些方面。
從《詩經》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到漢代樂府民歌的“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建安時代曹操諸人古題樂府的“借古題寫時事”，唐代詩人杜甫創作新題樂府時的“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白居易倡導的新樂府運動所主張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壹直到元代雜劇、明清小說乃至現當代小說，中國文學始終貫穿著壹條現實主義的紅線，使自身更緊地密貼近生活，承擔起“時代歌手”的重大職責，並且不斷取得輝煌的成就。
《詩經》是我國文學的光輝起點，是中國現實主義詩歌傳統的源頭。《詩經》富有現實主義精神，首推《國風》中的兩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諷喻詩。它們在內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視現實，描寫現實、揭露現實和批判現實；在藝術上的主要特征是文風樸素，語言簡潔，比興巧妙，人物形象真實、自然而生動，生活畫面親切感人等。《詩經》在內容和藝術上的主要特征，也就是我國現實主義詩歌傳統的主要特征，繼《詩經》之後，兩漢樂府民歌，魏晉南北朝詩歌，唐、宋、元、明、清文學，都繼承和發揚了《詩經》的現實主義傳統，出現了壹些優秀的現實主義詩人和現實主義作品。
漢末建安時期,文人們開始寫出壹些現實主義的詩歌,如辛延年的《羽林郎》、曹操的《薤露行》,以及王粲、陳琳、曹植、蔡琰等人的壹些作品。但他們都未能充分發揚現實主義的傳統。
建安後,現實主義更逐漸轉入低潮,晉宋之間,“莊老告退,山水方滋”,梁陳以後,宮體猖獗,更脫離現實。
至初唐陳子昂倡導漢魏風骨,反對齊梁的“采麗競繁”,現實主義詩歌才略見起色。陳子昂在文學上表現出極強的革新精神。他以對建安風骨所作的理論概括標舉自己的美學理想,以齊梁詩歌所作的藝術批判提出了詩風革新的主張,強調詩歌的“風骨”、“興寄”。陳子昂的詩歌創作完全擺脫了齊梁詩風的影響,堅持實踐自己的文學主張。他在詩歌中著力摒棄華麗辭藻和對偶形式,註重反映豐富深刻的現實生活,抒發激越昂揚的思想感情,創造出雄健質樸的藝術風格。杜甫、韓愈的這些頌揚之詞,均高度肯定他在唐詩發展中的創建之功。
到了盛唐後期,杜甫是那個大亂年代造就的偉大詩人。他緊貼時代的脈搏,直面酷的現實,客觀真實地描繪那個萬方多難的時代面貌,嘔心瀝血地抒寫自己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用如椽巨筆譜寫出時代的宏偉篇章。在詩歌藝術上,他堅持轉益多師,奮力開拓。在創作中以集前人之大成的卓越成就,為後世詩歌樹立了不朽的典範。在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過程中,杜甫占有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他把現實主義推向了壹個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階段。在其卓絕千古的“三吏”“三別”中,杜甫更以憂國憂民的復雜心情,以“詩史”特有的“實錄”的筆墨,反映了當時特殊的社會狀況。在那些反映現實的樂府敘事詩中,杜甫沒有遵循建安以來沿襲樂府古題的老路,而是本著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精神自創新題,這為後代詩人指出壹條通向現實、通向人民生活的創作道路。為了全面地反映現實,杜甫利用了當時所有的壹切詩體,並創造性地發揮了各種詩體的功能,為各種詩體樹立了典範。僅以七律而論,杜甫之前,大都是用來歌功頌德或唱和應酬的,但他卻用來反映民生疾苦和國家大事,成了諷刺的武器。
“安史之亂”後,隨著社會的急劇變化,這壹時期的文學也發生顯著的轉變。由於白居易等人的理論倡導和創作實踐,樂府詩自覺弘揚風雅比興傳統,註重反映社會現實題材,發揮政治諷喻詩功能,因而形成了壹個創作高峰,文學史上稱之為“新樂府運動”,而白居易則是這壹運動最傑出的代表。白居易主張詩歌要積極主動幹預社會現實,“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特別強調,詩歌在表現內容上要熱忱關心民生疾苦,如實反映政治弊端。根據這壹原則,他特別註重詩歌“風雅比興”的藝術傳統,明確否定六朝以來“嘲風雪、賣花草而已”的詩歌創作傾向。
元朝，關漢卿的劇作深刻揭露了元代社會的黑暗，是元代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壹面鏡子。關漢卿的代表作《竇娥冤》寫壹個弱小無靠的寡婦竇娥，在貪官桃杌的迫害下，被誣為“藥死公公”，斬首示眾。竇娥的冤案有巨大的典型意義，作家以“人命關天關地”的高度社會責任感，提出了封建社會裏“官吏們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這個帶普遍意義的問題，強烈地控訴了封建制度與民為敵、殘民以逞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