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談對歷史人物的評價
周美超
對壹個歷史人物，要想獲得全面而深刻的認識，應該采取遠觀近看的態度。所謂近看，就是要走進人物所處的時代，感受其在特定時代的人生追求和內心的矛盾；所謂遠觀，就是要站在現代人的角度，用現代的思想和方法去審視歷史人物，以獲得更為全面而深刻地認識。唯有近看，我們才能走進人物的內心，了解其真實的想法和追求，把握其思想、行為對於特定時代的意義和價值，不至於以現代人的觀點進行簡單地肯定或否定。但是研究古人的目的無疑是要有益於世，有益於現代人們，所以，我們又不能不站在今天的角度來對歷史人物的價值和局限性進行考察。
譬如杜甫。壹方面，人們只是覺得他如何如何崇高、偉大，沒能充分認識其歷史的局限性，或者由於偏愛，從心底裏不願提及他的局限和不足；另壹方面，就是對於他的偉大，也總是覺得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即，因此不能把它化為實際的動力，用以指導現實的人生。這說明人們對他的認識還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我在帶學生學習馮至先生的《杜甫傳》的時候，就力求讓學生明白兩個問題。第壹，杜甫的偉大並非可望不可即的，而是壹種平凡的偉大，即身逢亂世，歷盡坎坷，仍然堅守最初的理想，不斷追求，不斷超越，不斷成長，在深味人生的苦難中推己及人，成為人民苦難的代言人，並最終實現個人精神和人格的升華。杜甫並非天生的聖哲，其偉大、崇高是環境使然，更是個人的追求使然。所以，壹個人只要心中有偉大的理想、偉大的信念，並為之奮鬥不止，也就不難達到“聖’的境界，哪怕他最初是個極其平凡的人。這正是杜甫的意義所在。第二，杜甫是有局限的，這種局限甚至是顯而易見的。他對自己壹生未能真正出仕總是耿耿於懷，苦惱不堪，壹直到生命的最後。說白了，他把做官當作他唯壹的人生追求，雖然他做官的目的是為了淳化“風俗”（“再使風俗淳”），是為了人民，但他始終越不過“君”這個藩籬（“致君堯舜上”）。他的壹生似乎就是逐君的過程，哪怕在個人處境極其艱難的情況之下，哪怕是在知道國君昏聵糜爛，根本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下，他也沒有背棄國君。安史之亂，他親眼目睹了百姓生活的淒慘，也知道這是朝廷的昏暗所至，但他還是寄希望於唐肅宗，以致不顧壹切，義無反顧，死裏逃生，追到靈武，追到鳳翔，想方設法到皇帝的身邊。在鳳翔，他蓬頭垢面，衣不蔽體，拖著壹雙破鞋，跪倒在肅宗面前。但又怎麽樣呢？短短三個月，壹個空頭的左拾遺，使他備受屈辱，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清醒，幾經曲折，再次回到長安，又再次狼狽離開長安。這最後壹次的離去，在我們今天看來，實在值得慶賀，因為這是他人生的轉折點，使他最終走向人民，進而成為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但他卻有被遺棄的感覺，十分傷心：“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即使後來漂泊西南，貧病交加，他還是戀戀不忘已經黑暗無比的朝廷和昏庸無比的皇帝，戀戀不忘自己的仕途之夢。“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江漢思歸客，乾坤壹腐儒”，其辛酸，其憤激，其對做官的期望，還是那樣強烈。所以，杜甫心目中這條實現其人生價值的仕途之路，是壹種並不十分明智的選擇，不能不讓人為之惋惜！
杜甫寄希望於朝廷，寄希望於在仕途上壹展才能，這當然無可厚非，我們也不能脫離時代苛求於他。問題是，他寄希望於壹個腐朽的朝廷，寄希望於腐爛的君主，實質就是對皇權的崇拜和迷信，這種崇拜和迷信必然導致對自身個體生命意義的忽視，阻礙個體價值的最大實現。想壹想，如果杜甫能像李白那樣早年就毅然地回轉身，則會免去多少矛盾和痛苦，且也不壹定就寫不出偉大燦爛的現實主義詩篇出來。但杜甫沒有。如果我們再把目光投向歷史的深處，就會發現，這個杜甫沒有，歷史上無數個杜甫也都沒有。這壹個杜甫最終還在詩歌中實現了自己，無數個杜甫呢，只能是湮滅無聞了。更可怕的是，這種仕途理想，這種權力崇拜，被誤以為是愛國愛民的唯壹途徑，並壹代壹代地傳承下來，久而久之，便紮根於每壹個中國人的心中，以致即使到了現代社會，做官、逐權還是許多人壹生的最大夢想。所以，在中國，不難理解，權力為什麽總被壹些人發揮到極致，也不難理解，權力為什麽常常淩駕於法律之上。但這大大阻礙了整個國家的民主的進程。
崇高與平凡，偉大與渺小並不是水火不容的，相反，常常有機地統壹在壹個人身上。凡人也有崇高、偉大的壹面，偉人也有平凡、渺小的壹面。我們在頌揚壹個人崇高、偉大壹面的同時，不諱言其平凡、渺小，才稱得上是對歷史人物的真正尊重，也才談得上是最客觀、最準確的評價。特別是對那些所謂的“偉人”“聖人”，如果我們不能辨證地分析和對待的話，其局限，其不足，其缺點往往混雜在“偉大”“崇高”之中，壹樣被後人頂禮膜拜，其危害可想而知。甚至超越那些貪官汙吏、漢奸國賊。因為壹個是顯見的，影響是短暫的，壹個是深藏的，影響是長遠的。因此，對壹個人，我們應該采取平視甚至俯視的姿態，絕不能仰視甚至跪視，哪怕他是“偉人”，哪怕他是“聖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