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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在近代經歷了怎樣的轉型

 從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開始,以英國發動罪惡的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歷史進入近代。近代是中國備受列強淩虐、奴役和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謀求獨立,向西方學習,努力奮起從而使自己走上近代化的歷史。近代化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化。看中國是否走上近代化主要就是看其是否產生了資本主義的新文化,換言之亦即是否脫離了封建主義的舊文化。中國的資本主義新文化由於中國自身特殊的歷史條件,並非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母體內產生,而是在歐風美雨的影響下,由西方傳播和移植過來的。因此,考察中國文化的近代化,應以西方文化的輸入及中西文化的沖突和融匯作為標誌。進而言之,倘若僅有西方文化的輸入而沒有對於這種文化的受容,那還不足以表現文化近代化的特征。只有當兩種異質的文化彼此沖突融匯,原來的文化在此中發生變異,不再保持原來的面目,而是朝向新型的資本主義文化發展,才能意味著近代文化的開始。(《論湖湘文化的近代化開端及其標誌》,《湖南師大學報》,1989年第5期。)運用這個標準審視鴉片戰爭發生後的湖湘文化,我們就會發現其近代化的起點不能與沿海地區劃等號。至少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湖湘文化還沒有走向近代化。?

首先,從中西文化沖突融匯的視角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對於西方文化只有排斥,沒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對於西教加以排斥。最早傳入湖南的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據載在清雍正之前,衡陽與湘潭兩地即建有天主教堂。太平天國期間,湖南境內的天主教堂“相當可觀”。1860年《天津條約》訂立,中國允許傳教士入內地合法傳教,湖南就更多傳教士的足跡。可是這種西教文化並不能在湖南立足生根,它遭到了湖南人的強烈抗拒。從1860年開始,湖南反教排外的風氣極盛。凡有傳教士涉足之處,如湘潭、衡陽、永州、嶽州、長沙、常德、武陵、龍陽、石門、桃源、臨湘等地,都無壹例外地發生了反教排外事件。據統計,從1860年到甲午戰前,湖南的大小教案多達數十起,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這些教案或是焚燒教堂、驅逐教士;或是發布攻擊性的揭貼和漫畫,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周漢反洋教。周漢,湖南寧鄉人,曾隨陜甘總督劉錦棠前往新疆,在左宗棠的湘軍營中幫辦軍務,後擢升陜西候補道。可說是位有功名的封建營伍之士。他反洋教主要采取漫畫與歌謠的形式,將外國教士畫作“豬精”,稱天主教為“天豬教”,指責其“傷天理”、“滅天倫”。可見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維護封建的“聖道”和“崇正黜邪”,並非自發與盲從。他在獄中的供詞且自稱:“我中國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忠臣孝子,服從本國君父之教,至死不變”,“服從他國之教,萬國萬世所***惡”。(《周漢與反洋教鬥爭(附供詞》,《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周漢的反洋教反映了當時傳統的湖湘文化所蘊含的強烈內凝力,這種內凝力對於來自西方的異教文化,概加排斥,絕不受容。同樣的例子,在曾國藩身上也可以看到。曾國藩組織湘軍對抗太平天國,打起的便是壹面“衛道”的旗幟。針對太平天國搬來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內容,褻瀆孔子,崇奉上帝,與傳統的儒家文化相背離,曾國藩發布《討粵匪檄》,就抓住這壹點大加指責。說太平天國“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壹旦掃地蕩盡,此不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壹為之所也”。(《曾國藩全集·文學》卷3。)在這裏,曾國藩的衛道與周漢的衛道,本質上並無區別。從某種意義上說,曾國藩對抗太平軍,不單是軍事上的抗爭,也是壹場“文化絕續之戰”,爭戰的結局,太平天國失敗了,在中國、在湖南,是封建正統的儒家文化得以確保。這種“正統的”文化中心,被曾國藩不自覺地從北京搬到了湖南。?

二是對於西方的壹切新事物和新觀念也壹概加以排斥。這裏可以略舉幾例。壹是湘省行輪。早在1866年,湘陽人郭嵩燾上書總理衙門,主張在湘省制造火輪,“以分洋人之利”。1879年郭出使英法卸任歸裏,“以開設口岸、廣通商務,為興湘之第壹義”。(《戊戌變法》(三)第376頁。)並籌集資金,創議行輪於湘鄂間。不意竟遭到湘人極力反對。湘人認為輪船壹開,會將外國人引入內地,民船也會因此而生涯盡失,故眾口壹詞,指郭為“二毛子”。同官劉錫鴻還上奏彈劾,致使郭議敗於無成。直到甲午戰後,其它壹些河海交通之區,如蘇、浙、贛等省,早已興辦內河行輪了,然而當湘紳向湖廣總督張之洞作懇切請求時,張仍以“湘省風氣未開,易滋事端”為詞,不予批準。(《張文襄公全集》卷218。)後經反復商請,始同意與鄂省合辦。二是1872年6月,曾國藩病歿金陵,其柩由輪船運抵長沙,官紳大嘩,反對輪船入境。曾為同治中興貴宦,尚且如此,足見湖南守舊風氣之強錮。這種風氣,甚至到了甲午戰前的兩年,尚未減弱。據載1892年,湘鄂間架設電線,電桿樹立後,澧州縣紳民疑電線為洋人所設,群起將電桿毀折,終於迫其停工。故在西方傳教士眼中,湖南好比《聖經》“創世紀”中壹再提及的“鐵門之城”伊塔——壹個拒絕文化洗禮薰陶的地方,認為湖南之於中國,有如拉薩之於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是保守主義的大本營。當時輿論界這樣評述道:“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見,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設立之電桿,竟敢拔而投諸之火,種種乖僻,皆自困之道也”。(《萬國公報》第90卷(光緒二十二年六月))以上便是甲午戰前湖南對於西方文化所表現的態度。?

其次,從文化的各個層面來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沒有發生變異,仍屬於封建的傳統文化形態。文化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文化僅指觀念形態,廣義的文化則包括物質的、制度的、社會心理的三個層面。物質文化是文化的表層結構,它與人們的衣食住行相聯系,包括物質或器物的創造。可是在甲午戰前,湖南沒有出現任何資本主義的新式工、礦、交通、郵電等,社會經濟依然故我。人們的物質生活及其環境,基本沒有改變。社會心理文化屬於文化的深層結構,它表現人們的內心生活、觀念形態及其社會習俗。可是在甲午戰前,人們的思想觀念及其社會心理,如同前述,對於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完全表現出排斥和抗拒的態度。在學術、文藝、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領域的建構,依然沒有脫去傳統的規範。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學,或沈湎於考據訓詁。雖然有壹部分人倡導經世致用,這本來可以成為中西文化的壹個匯合點,但由於人地所限,以及對於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謂經世之學,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學的藩籬。至於思想的傳播工具及其各項輔助設施,諸如近代化的新聞、出版、印刷及其公***圖書事業,也壹概全無。介於物質與心理文化之間的是制度文化,它反映人們的集體生活。可是在甲午戰前,社會各項制度也絲毫未曾註入資本主義文化的新鮮血液。以教育壹項論,除了部分經世派對於科舉制度有過批判,少數人進行過書院改革的某些嘗試之外,真正能夠體現資本主義文化設施的新式學堂,則壹所都未出現。自然更談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個方面的變遷了。總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其各個層面都沒有超越傳統文化的氛圍。傳統的湖南社會以豐衣足食為滿足,以奉行“三綱五常”為止境,士大夫以文風自豪,百姓以知就義為足。這是壹個完完全全的“自我中心”社會。但凡自我中心者,排外自必強烈。當然,造成這種自我中心的原因有許多,諸如地理環境、地方民族性格等等。但尤為貼近和明顯的壹個因素,則為湘軍的興起與功成。曾國藩以儒教治軍,打敗太平天國,使儒家傳統得以確保,這就給湖南人帶來了高度的責任感和榮譽感,因而也使其滋生壹種虛驕狂妄之氣。陳寶箴謂:“自鹹豐以來,削平冠亂,名臣儒將,多出於湘,其民氣之勇,士節之盛,實甲於天下。而恃其忠肝義膽,敵王所愾,不願師他人之所長,其義憤激烈之氣,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為最”。(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249頁。)皮錫瑞也稱:“湘人尚氣,勇於有為,而氣太盛,則不能虛衷受益”。(皮錫瑞《伏師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此便是對於自我中心,湖南人的典型概括,又何嘗不是對於傳統的湖湘文化的概括呢!在這種狂妄的自我中心意識流的作用下,外界發生種種變故,湖南人皆不屑壹顧,仍自抱殘守缺。無怪乎有人這樣評論:“自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之役,中國所發生的‘三千年變局’,湖南人是無動於衷的。湖南人的守舊態度,有似壹口古井,外在的激蕩,沒有引起些許漣漪。所以當自強運動在沿海地區進展的時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強運動,於湖南人幾乎完全是陌生的”。(張明園《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湖南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31頁。)

也許有人會說,甲午戰前,湖南不是出現過幾位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之士嗎?如魏源、郭嵩燾、曾紀澤,甚至曾國藩也辦過洋務。誠然,這都是客觀事實。但人們也應看到,他們雖是湖南人,而他們的新思想卻不是在湖南產生的。同時他們的思想和言行,也基本上沒有對於甲午戰前的湖南產生過作用和影響,更談不上改變傳統的湖湘文化結構和促使它向近代化過渡。他們當時或是不為湖南人所聞,或是受湖南人排斥。他們真正受到湖南人推崇並成為湖南人的驕傲,那恰恰是甲午戰後的事情。要言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沒有與西方文化發生交匯,仍屬於典型的傳統文化結構。

甲午戰後:從傳統走向近代的湖湘文化——近代湖湘文化轉型之二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從甲午戰後才開始起步的。具體說是在甲午戰後的湖南維新運動中,湖南才壹反甲午戰前的那種守舊排外的格局,對於西方文化開始受容,並進行了各項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模仿和創制。?

為什麽直到甲午戰後,傳統的湖湘文化才開始發生變化?這是新的時勢和環境造成的。有些學者只註重從思想背景的角度解釋這種變化,突出王夫之、魏源等人的思想影響在個中作用。我們不否認傳統的湖湘文化與近代湖湘文化之間的傳承關系,但卻不認為思想背景是引起湖南變的最主要的因素。之所以如此強調,即是說,倘若沒有這層思想背景,在某壹特定的外部條件的作用下,湖南也是要變的。這壹外部條件就是中日甲午戰爭。是役,老大的中國居然被小小日本給打敗了,而湘撫吳大徵還親率了壹批湖湘子弟參與對日作戰。昔日不可壹世的湘軍,如今居然不堪壹擊,這對於“自我中心”的湖南人來說,是壹股強刺激。如果說過去的湖南人曾因為湘軍所帶來的榮耀而自我陶醉,以致於守舊排外,那麽這種榮耀壹經掃地,湖南人就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譚嗣同說:“湘軍與日本戰,大潰於牛莊,湖南人始轉側豁悟,其虛驕不可向邇之氣,亦頓餒矣”。(《譚嗣同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8頁。)虛驕之氣既滅,虛衷受益才有可能。當時湖南人多以日本做榜樣。日本所以打敗中國,是因學習西方有成效,因此湖南人也就對於“西學”產生興趣。譚嗣同的前後變化很可以說明這點。1895年,他寫給歐陽中鵠的信中說:“平日於中外事雖稍稍究心,終不能得其要領。經此創巨痛深,乃始屏棄壹切,專精致思”。“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壹孔之見而封於舊說,不敢不舍己從人取於人以為善。設身處境,機牙百出。因有見於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不恤首發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譚嗣同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8頁。)所謂“舍己從人取於人”,所謂“畫此盡變西法之策”,表現出壹種異於甲午戰前的嶄新姿態。甲午戰後,壹大批湖南人,就是抱著這種姿態,從傳統文化的氛圍中掙脫出來,在陳寶箴、江標、徐仁鑄、黃遵憲等湘省官吏的支持下,在梁啟超等幾位康門弟子的幫助下,發起了壹場轟轟烈烈的湖南維新運動,從而將湖湘文化推向近代化的進程。?

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首先表現為傳統的觀念形態發生變革。為了破除甲午戰前湖南守舊排外的格局,湖南維新派采取了如下措施:?

壹是“開民智”與“倡西學”。傳統的湖湘文化以自我封閉為其特征。自我中心的頑固之士抱著壹種“普天之下,惟我獨尊”,“舍我之外,必無教化”的觀念。維新派將其指為“井蛙”和“夏蟲”。井蛙不知天,夏蟲不知冰。邵陽人樊錐寫成《發錮》壹文,抨擊頑固派“不攬星球,則曰世界之宏”。(《湘報》,1898年4月19日,第38號。)告誡守舊人士在湖南和中國之外,尚有壹個浩渺無垠的宇宙,宇宙中有無數星球,而我“僅據其壹”,這“其壹”之中,又有萬國萬教相列,“相犄相角,相抵相吞”,“宗旨岔出,言論橫塞”。世界既如此之大,萬國萬教相列如此之多,又何可“唯我獨尊”?針對守舊者將儒家文化奉為至高無上的“天理”,把西方文化視作非天理的異端邪說,樊錐駁斥說:“以天之理,不以是者理,非者不理也。世界之是非,皆理也”。“自然之性,歐亞相合,烏得以我獨有天,彼獨無天乎?又烏得以我之天獨是,彼之天獨不是乎?”他認為“天理”並非儒家所獨有,天理即世界之公理!“天之於生,無非壹也,壹也者,公理焉;公理也者,平等焉”。故西方文化應與中國文化平等相視。所謂“壹人孤生不成其為人,壹國孤據不成其為國,壹洲孤立不成其為地球,壹筋壹血壹絲壹絡不成其為身,故壹教不成其為世界也”。(《湘報》,1898年4月19日,第38號。)

二是宣場“中體西用”與“西學中源”說。對於西學合法地位的認定,必然導致維新人士將中西文化進行比較,從而權衡輕重,判定優劣,決其取向。應該說,在這壹點上維新人士之間存有差異。大部分維新人士,特別是在維新運動初期,通過比較,還只能對於西學中的“西藝”加以接受,即學習兩方科技,進行器物文化的創造。他們並不認為“西政”,即西方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優於中國。因此他們奉行從60年代開始作為洋務運動指導思想的“中體西用”為指針,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體”還不能變。湖南新政中的兩項重要設施——南學會與時務學堂,便都是以“中體西用”為其宗旨。皮錫瑞主講南學會時,屢次宣稱:“中國自有教旨學派,二千年來信從已久,豈能盡棄其學,全仿西學?”(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由於奉行這種宗旨,於是便出現這樣壹種現象,即許多維新人士在會通中西文化時,幾乎都將西方文化說成是由中國文化派生的,這就是所謂的“西學中源”說。如唐才常解釋湖南創設保衛局時這樣說:“今西國有警察部,無不與《周官》暗合。《傳》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記》曰:‘禮失求野’。吾能取其法,還之中國,斯可認上對古人,下慰民心。”(《湘報》,1898年3月8日第2號。)為何甲午戰後,不少人已醉心“西政”,而湖南則還依然停留在“中體西用”的層次上?試言之,壹是湖南開風氣較晚,它本身沒有經歷洋務運動這個階段,大多數人的認識水平還不能超越這個層次,甲午戰後欲“畢其功於壹役”,壹時尚難辦到;二是中央的官方文書中還只標榜“中體西用”,主持湘省新政的官員尚不敢有所逾越而去承擔風險;三是維新人士為減少新政阻力,需要盡可能將中西文化的畛域消除。所謂“西學中源”說,對於部分維新者講,實際上也隱寓著以維護傳統的形式來打破傳統的用意。?

三是宣傳“西政”並與保守派鬥爭。盡管多數人奉行“中體西用”,然而也有少數激進的維新人士,在湖南維新運動的中後期,旗幟鮮明地從“西藝”層面升華到了“西政”的高度。譚嗣同是其中突出的壹員。他指責主張“西藝”者,是對西方“政令法度之美備曾未夢見”,認為中國變法應當從學習西方的政令法度入手,這就需要改變中國的“體”,即封建的君主專制和綱常名教。他指責封建君主為“竊國大盜”,指責三綱五常是“慘禍烈毒”。(《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其他還有壹些激進派亦有同樣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時,他們大倡西方的平等思想與民權學說。譚嗣同認為封建社會顛倒了君民關系,應當是“民本君末”,“君權民授”,“主權在民”。他說:“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者,只有朋友壹倫。“所以者何?壹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梁啟超在時務學堂面對青年學子的講學中,更是大張其說。他們將封建文化的“體”批駁得體無完膚,成了傳統文化的叛逆者。甚至他們中的個別人士,還主張全盤西化。樊錐有“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是效”的言論;(《湘報》,1898年4月2日第24號。)易鼐有“改正朔,易服色,壹切制度悉從泰西”的主張。(《湘報》,1898年3月29日第20號。)由此可見,封建的倫理觀在他們思想上已發生變革,繼之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平等觀所取代。正因為這樣,才招致守舊人士,也包括停留在中體西用層次上的壹批人的反對。湖南維新運動中所發生的壹場鬥爭,史學界稱之為新舊之爭(其實應當是“體用之爭”,或者說是“西藝”與“西政”之爭),便是由此而生的。在這場鬥爭中,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為代表的激進的維新派面對以王先謙、葉德輝為首的反對派的猖狂進攻,毫不退卻,生死以鬥,甚至以“殺身滅族”相勸勉,充分表現出壹種沖決羅網的獻身精神。?

總之,甲午戰後經過維新派的積極宣傳和努力,人們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層次上與傳統的觀念發生了變革和離異,這種變革、離異,成為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標誌。?

其次,維新派以變革後的新思想和新形式,開創了湖湘文化近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這種新局面的開創具體表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壹是開設學堂。幾乎所有的維新派,都提出了廢科舉、興學校的要求。湖南時務學堂的設立,成為湖南省第壹所近代化學校。課程設置除了經史,增設了不少西學課目,如格算、公法、外國史誌等。省城還設立了近代化的專門學堂——武備學堂,采用西法培養新式軍官。全省各地都紛紛改變舊的教育體制,標誌著湖南近代教育的開創。

二是舉辦學會。省城設立南學會,成為湘省“開民智”的領導中心。遇有地方重大事情,均由此會討論,提出辦法,供省當局采納。南學會定期開講學術、政教、天文、輿地,聽講者可自由發問辯難,為人們提供了思想與言論交流的場地。全省各地不僅有南學會分會,還設立了其他各種學會,如校經學會、明達學會、致用學會、延年會、群萌學會、任學會、湖南不纏足會、三江學會、興算學會、法律學會、公法學會、質學會、戒鴉片煙學會等等。各學會開展各項活動,移風易俗,蔚成壹種新的社會風尚。其中尤以湖南不纏足會與長沙延年會成績顯著。不纏足會旨在破除婦女纏足陋習。它的入會章程規定:“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譚嗣同撰《不纏足會嫁娶章程》還規定:“同會者可互通婚姻,婚姻從簡,女方不得需索聘禮。(《湘報》,1898年4月9日第30號。)當時報名參加不纏足會者達壹千數百人之多。總會在長沙設立,衡山、新化等地還設立分會。延年會則以樹新風、除舊俗為主旨。它的章程規定:無故不得請客,賀節賀喜及虛文酬答壹律免除,嚴格遵守工作作息時間,辦事講求效率,並每天做體操。(《湘報》,1898年4月9日第30號)。?

三是推行市政管理措施。為維護社會秩序和治安,湖南設立了保衛局。這實際上是中國最早的警察機構。它以“去民害、衛民生、檢非違、索罪犯”為主旨。(《湘報》,1898年4月9日第30號)。除通緝罪犯,還清掃街道衛生,維持市內交通。?

保衛局附設有遷善所,職責是收容和改造社會不法之徒,如騙、盜及流氓鬥毆等,組織他們學習織布、縫紉、刻字、彈棉、制鞋等項技藝,使之釋放之後,能有壹正當職業謀生,不再危害社會。?

四是建立各項近代文化設施。為開風氣、拓見聞,省城辦起《湘學報》與《湘報》。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雜誌和日報。它們開設各項專欄,有奏疏、電旨、公牘、論說、省內外新聞、商務、雜事、外國時事等。甚至還刊載每天市場商情、物價及各類廣告,成為傳遞信息、溝通人們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成為宣傳資本主義新文化與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的園地。當時,《湘報》上出現了壹些用白話體寫作的文章和詩歌,如皮嘉佑的《平等歌》、《醒世歌》;吳獬的《大家想想歌》等,語言通俗活潑,開創了文學的新形式,還出現了壹些新史學以及運用西方自然科學解釋天文、地理的文章。《湘報》當時已經采用了最新的機器活字印刷技術,報紙日出壹張。湖南近代的新聞、出版、印刷事業由此開創。南學會還設有藏書樓,也開湖南近代圖書館事業之先河。

五是開辦近代新式企業。包括設礦務局,用機器和新法開采各種礦藏;設和豐火柴公司,提供人們日常必需的用具;設寶善成制造公司,開辦機器制造業;設小型發電廠,使長沙最早有了電燈照明;設電報局,架湘鄂間電線,使湖南最早有了電信業。又開辦湘鄂間的輪船營運;還籌建鄂漢鐵路。?

所有上述,表現了甲午戰後的湖南,無論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還是社會心理文化,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另壹個更為重要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