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中西文化沖突融匯的視角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對於西方文化只有排斥，沒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對於西教加以排斥。最早傳入湖南的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據載在清雍正之前，衡陽與湘潭兩地即建有天主教堂。太平天國期間，湖南境內的天主教堂“相當可觀”。1860年《天津條約》訂立，中國允許傳教士入內地合法傳教，湖南就更多傳教士的足跡。可是這種西教文化並不能在湖南立足生根，它遭到了湖南人的強烈抗拒。從1860年開始，湖南反教排外的風氣極盛。凡有傳教士涉足之處，如湘潭、衡陽、永州、嶽州、長沙、常德、武陵、龍陽、石門、桃源、臨湘等地，都無壹例外地發生了反教排外事件。據統計，從1860年到甲午戰前，湖南的大小教案多達數十起，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這些教案或是焚燒教堂、驅逐教士；或是發布攻擊性的揭貼和漫畫，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周漢反洋教。周漢，湖南寧鄉人，曾隨陜甘總督劉錦棠前往新疆，在左宗棠的湘軍營中幫辦軍務，後擢升陜西候補道。可說是位有功名的封建營伍之士。他反洋教主要采取漫畫與歌謠的形式，將外國教士畫作“豬精”，稱天主教為“天豬教”，指責其“傷天理”、“滅天倫”。可見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維護封建的“聖道”和“崇正黜邪”，並非自發與盲從。他在獄中的供詞且自稱：“我中國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忠臣孝子，服從本國君父之教，至死不變”，“服從他國之教，萬國萬世所***惡”。（《周漢與反洋教鬥爭(附供詞》，《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周漢的反洋教反映了當時傳統的湖湘文化所蘊含的強烈內凝力，這種內凝力對於來自西方的異教文化，概加排斥，絕不受容。同樣的例子，在曾國藩身上也可以看到。曾國藩組織湘軍對抗太平天國，打起的便是壹面“衛道”的旗幟。針對太平天國搬來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內容，褻瀆孔子，崇奉上帝，與傳統的儒家文化相背離，曾國藩發布《討粵匪檄》，就抓住這壹點大加指責。說太平天國“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壹旦掃地蕩盡，此不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壹為之所也”。（《曾國藩全集·文學》卷3。）在這裏，曾國藩的衛道與周漢的衛道，本質上並無區別。從某種意義上說，曾國藩對抗太平軍，不單是軍事上的抗爭，也是壹場“文化絕續之戰”，爭戰的結局，太平天國失敗了，在中國、在湖南，是封建正統的儒家文化得以確保。這種“正統的”文化中心，被曾國藩不自覺地從北京搬到了湖南。?
二是對於西方的壹切新事物和新觀念也壹概加以排斥。這裏可以略舉幾例。壹是湘省行輪。早在1866年，湘陽人郭嵩燾上書總理衙門，主張在湘省制造火輪，“以分洋人之利”。1879年郭出使英法卸任歸裏，“以開設口岸、廣通商務，為興湘之第壹義”。（《戊戌變法》(三)第376頁。）並籌集資金，創議行輪於湘鄂間。不意竟遭到湘人極力反對。湘人認為輪船壹開，會將外國人引入內地，民船也會因此而生涯盡失，故眾口壹詞，指郭為“二毛子”。同官劉錫鴻還上奏彈劾，致使郭議敗於無成。直到甲午戰後，其它壹些河海交通之區，如蘇、浙、贛等省，早已興辦內河行輪了，然而當湘紳向湖廣總督張之洞作懇切請求時，張仍以“湘省風氣未開，易滋事端”為詞，不予批準。（《張文襄公全集》卷218。）後經反復商請，始同意與鄂省合辦。二是1872年6月，曾國藩病歿金陵，其柩由輪船運抵長沙，官紳大嘩，反對輪船入境。曾為同治中興貴宦，尚且如此，足見湖南守舊風氣之強錮。這種風氣，甚至到了甲午戰前的兩年，尚未減弱。據載1892年，湘鄂間架設電線，電桿樹立後，澧州縣紳民疑電線為洋人所設，群起將電桿毀折，終於迫其停工。故在西方傳教士眼中，湖南好比《聖經》“創世紀”中壹再提及的“鐵門之城”伊塔——壹個拒絕文化洗禮薰陶的地方，認為湖南之於中國，有如拉薩之於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是保守主義的大本營。當時輿論界這樣評述道：“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見，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設立之電桿，竟敢拔而投諸之火，種種乖僻，皆自困之道也”。（《萬國公報》第90卷(光緒二十二年六月)）以上便是甲午戰前湖南對於西方文化所表現的態度。?
其次，從文化的各個層面來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沒有發生變異，仍屬於封建的傳統文化形態。文化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文化僅指觀念形態，廣義的文化則包括物質的、制度的、社會心理的三個層面。物質文化是文化的表層結構，它與人們的衣食住行相聯系，包括物質或器物的創造。可是在甲午戰前，湖南沒有出現任何資本主義的新式工、礦、交通、郵電等，社會經濟依然故我。人們的物質生活及其環境，基本沒有改變。社會心理文化屬於文化的深層結構，它表現人們的內心生活、觀念形態及其社會習俗。可是在甲午戰前，人們的思想觀念及其社會心理，如同前述，對於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完全表現出排斥和抗拒的態度。在學術、文藝、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領域的建構，依然沒有脫去傳統的規範。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學，或沈湎於考據訓詁。雖然有壹部分人倡導經世致用，這本來可以成為中西文化的壹個匯合點，但由於人地所限，以及對於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謂經世之學，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學的藩籬。至於思想的傳播工具及其各項輔助設施，諸如近代化的新聞、出版、印刷及其公***圖書事業，也壹概全無。介於物質與心理文化之間的是制度文化，它反映人們的集體生活。可是在甲午戰前，社會各項制度也絲毫未曾註入資本主義文化的新鮮血液。以教育壹項論，除了部分經世派對於科舉制度有過批判，少數人進行過書院改革的某些嘗試之外，真正能夠體現資本主義文化設施的新式學堂，則壹所都未出現。自然更談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個方面的變遷了。總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其各個層面都沒有超越傳統文化的氛圍。傳統的湖南社會以豐衣足食為滿足，以奉行“三綱五常”為止境，士大夫以文風自豪，百姓以知就義為足。這是壹個完完全全的“自我中心”社會。但凡自我中心者，排外自必強烈。當然，造成這種自我中心的原因有許多，諸如地理環境、地方民族性格等等。但尤為貼近和明顯的壹個因素，則為湘軍的興起與功成。曾國藩以儒教治軍，打敗太平天國，使儒家傳統得以確保，這就給湖南人帶來了高度的責任感和榮譽感，因而也使其滋生壹種虛驕狂妄之氣。陳寶箴謂：“自鹹豐以來，削平冠亂，名臣儒將，多出於湘，其民氣之勇，士節之盛，實甲於天下。而恃其忠肝義膽，敵王所愾，不願師他人之所長，其義憤激烈之氣，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為最”。（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249頁。）皮錫瑞也稱：“湘人尚氣，勇於有為，而氣太盛，則不能虛衷受益”。（皮錫瑞《伏師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此便是對於自我中心，湖南人的典型概括，又何嘗不是對於傳統的湖湘文化的概括呢!在這種狂妄的自我中心意識流的作用下，外界發生種種變故，湖南人皆不屑壹顧，仍自抱殘守缺。無怪乎有人這樣評論：“自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之役，中國所發生的‘三千年變局’，湖南人是無動於衷的。湖南人的守舊態度，有似壹口古井，外在的激蕩，沒有引起些許漣漪。所以當自強運動在沿海地區進展的時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強運動，於湖南人幾乎完全是陌生的”。（張明園《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湖南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31頁。）
也許有人會說，甲午戰前，湖南不是出現過幾位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之士嗎?如魏源、郭嵩燾、曾紀澤，甚至曾國藩也辦過洋務。誠然，這都是客觀事實。但人們也應看到，他們雖是湖南人，而他們的新思想卻不是在湖南產生的。同時他們的思想和言行，也基本上沒有對於甲午戰前的湖南產生過作用和影響，更談不上改變傳統的湖湘文化結構和促使它向近代化過渡。他們當時或是不為湖南人所聞，或是受湖南人排斥。他們真正受到湖南人推崇並成為湖南人的驕傲，那恰恰是甲午戰後的事情。要言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沒有與西方文化發生交匯，仍屬於典型的傳統文化結構。
甲午戰後：從傳統走向近代的湖湘文化——近代湖湘文化轉型之二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從甲午戰後才開始起步的。具體說是在甲午戰後的湖南維新運動中，湖南才壹反甲午戰前的那種守舊排外的格局，對於西方文化開始受容，並進行了各項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模仿和創制。?
為什麽直到甲午戰後，傳統的湖湘文化才開始發生變化?這是新的時勢和環境造成的。有些學者只註重從思想背景的角度解釋這種變化，突出王夫之、魏源等人的思想影響在個中作用。我們不否認傳統的湖湘文化與近代湖湘文化之間的傳承關系，但卻不認為思想背景是引起湖南變的最主要的因素。之所以如此強調，即是說，倘若沒有這層思想背景，在某壹特定的外部條件的作用下，湖南也是要變的。這壹外部條件就是中日甲午戰爭。是役，老大的中國居然被小小日本給打敗了，而湘撫吳大徵還親率了壹批湖湘子弟參與對日作戰。昔日不可壹世的湘軍，如今居然不堪壹擊，這對於“自我中心”的湖南人來說，是壹股強刺激。如果說過去的湖南人曾因為湘軍所帶來的榮耀而自我陶醉，以致於守舊排外，那麽這種榮耀壹經掃地，湖南人就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譚嗣同說：“湘軍與日本戰，大潰於牛莊，湖南人始轉側豁悟，其虛驕不可向邇之氣，亦頓餒矣”。（《譚嗣同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8頁。）虛驕之氣既滅，虛衷受益才有可能。當時湖南人多以日本做榜樣。日本所以打敗中國，是因學習西方有成效，因此湖南人也就對於“西學”產生興趣。譚嗣同的前後變化很可以說明這點。1895年，他寫給歐陽中鵠的信中說：“平日於中外事雖稍稍究心，終不能得其要領。經此創巨痛深，乃始屏棄壹切，專精致思”。“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壹孔之見而封於舊說，不敢不舍己從人取於人以為善。設身處境，機牙百出。因有見於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不恤首發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譚嗣同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8頁。）所謂“舍己從人取於人”，所謂“畫此盡變西法之策”，表現出壹種異於甲午戰前的嶄新姿態。甲午戰後，壹大批湖南人，就是抱著這種姿態，從傳統文化的氛圍中掙脫出來，在陳寶箴、江標、徐仁鑄、黃遵憲等湘省官吏的支持下，在梁啟超等幾位康門弟子的幫助下，發起了壹場轟轟烈烈的湖南維新運動，從而將湖湘文化推向近代化的進程。?
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首先表現為傳統的觀念形態發生變革。為了破除甲午戰前湖南守舊排外的格局，湖南維新派采取了如下措施：?
壹是“開民智”與“倡西學”。傳統的湖湘文化以自我封閉為其特征。自我中心的頑固之士抱著壹種“普天之下，惟我獨尊”，“舍我之外，必無教化”的觀念。維新派將其指為“井蛙”和“夏蟲”。井蛙不知天，夏蟲不知冰。邵陽人樊錐寫成《發錮》壹文，抨擊頑固派“不攬星球，則曰世界之宏”。（《湘報》，1898年4月19日，第38號。）告誡守舊人士在湖南和中國之外，尚有壹個浩渺無垠的宇宙，宇宙中有無數星球，而我“僅據其壹”，這“其壹”之中，又有萬國萬教相列，“相犄相角，相抵相吞”，“宗旨岔出，言論橫塞”。世界既如此之大，萬國萬教相列如此之多，又何可“唯我獨尊”?針對守舊者將儒家文化奉為至高無上的“天理”，把西方文化視作非天理的異端邪說，樊錐駁斥說：“以天之理，不以是者理，非者不理也。世界之是非，皆理也”。“自然之性，歐亞相合，烏得以我獨有天，彼獨無天乎?又烏得以我之天獨是，彼之天獨不是乎?”他認為“天理”並非儒家所獨有，天理即世界之公理!“天之於生，無非壹也，壹也者，公理焉；公理也者，平等焉”。故西方文化應與中國文化平等相視。所謂“壹人孤生不成其為人，壹國孤據不成其為國，壹洲孤立不成其為地球，壹筋壹血壹絲壹絡不成其為身，故壹教不成其為世界也”。（《湘報》，1898年4月19日，第38號。）
二是宣場“中體西用”與“西學中源”說。對於西學合法地位的認定，必然導致維新人士將中西文化進行比較，從而權衡輕重，判定優劣，決其取向。應該說，在這壹點上維新人士之間存有差異。大部分維新人士，特別是在維新運動初期，通過比較，還只能對於西學中的“西藝”加以接受，即學習兩方科技，進行器物文化的創造。他們並不認為“西政”，即西方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優於中國。因此他們奉行從60年代開始作為洋務運動指導思想的“中體西用”為指針，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體”還不能變。湖南新政中的兩項重要設施——南學會與時務學堂，便都是以“中體西用”為其宗旨。皮錫瑞主講南學會時，屢次宣稱：“中國自有教旨學派，二千年來信從已久，豈能盡棄其學，全仿西學?”（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由於奉行這種宗旨，於是便出現這樣壹種現象，即許多維新人士在會通中西文化時，幾乎都將西方文化說成是由中國文化派生的，這就是所謂的“西學中源”說。如唐才常解釋湖南創設保衛局時這樣說：“今西國有警察部，無不與《周官》暗合。《傳》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記》曰：‘禮失求野’。吾能取其法，還之中國，斯可認上對古人，下慰民心。”（《湘報》，1898年3月8日第2號。）為何甲午戰後，不少人已醉心“西政”，而湖南則還依然停留在“中體西用”的層次上?試言之，壹是湖南開風氣較晚，它本身沒有經歷洋務運動這個階段，大多數人的認識水平還不能超越這個層次，甲午戰後欲“畢其功於壹役”，壹時尚難辦到；二是中央的官方文書中還只標榜“中體西用”，主持湘省新政的官員尚不敢有所逾越而去承擔風險；三是維新人士為減少新政阻力，需要盡可能將中西文化的畛域消除。所謂“西學中源”說，對於部分維新者講，實際上也隱寓著以維護傳統的形式來打破傳統的用意。?
三是宣傳“西政”並與保守派鬥爭。盡管多數人奉行“中體西用”，然而也有少數激進的維新人士，在湖南維新運動的中後期，旗幟鮮明地從“西藝”層面升華到了“西政”的高度。譚嗣同是其中突出的壹員。他指責主張“西藝”者，是對西方“政令法度之美備曾未夢見”，認為中國變法應當從學習西方的政令法度入手，這就需要改變中國的“體”，即封建的君主專制和綱常名教。他指責封建君主為“竊國大盜”，指責三綱五常是“慘禍烈毒”。（《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其他還有壹些激進派亦有同樣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時，他們大倡西方的平等思想與民權學說。譚嗣同認為封建社會顛倒了君民關系，應當是“民本君末”，“君權民授”，“主權在民”。他說：“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者，只有朋友壹倫。“所以者何?壹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梁啟超在時務學堂面對青年學子的講學中，更是大張其說。他們將封建文化的“體”批駁得體無完膚，成了傳統文化的叛逆者。甚至他們中的個別人士，還主張全盤西化。樊錐有“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是效”的言論；（《湘報》，1898年4月2日第24號。）易鼐有“改正朔，易服色，壹切制度悉從泰西”的主張。（《湘報》，1898年3月29日第20號。）由此可見，封建的倫理觀在他們思想上已發生變革，繼之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平等觀所取代。正因為這樣，才招致守舊人士，也包括停留在中體西用層次上的壹批人的反對。湖南維新運動中所發生的壹場鬥爭，史學界稱之為新舊之爭(其實應當是“體用之爭”，或者說是“西藝”與“西政”之爭)，便是由此而生的。在這場鬥爭中，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為代表的激進的維新派面對以王先謙、葉德輝為首的反對派的猖狂進攻，毫不退卻，生死以鬥，甚至以“殺身滅族”相勸勉，充分表現出壹種沖決羅網的獻身精神。?
總之，甲午戰後經過維新派的積極宣傳和努力，人們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層次上與傳統的觀念發生了變革和離異，這種變革、離異，成為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標誌。?
其次，維新派以變革後的新思想和新形式，開創了湖湘文化近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這種新局面的開創具體表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壹是開設學堂。幾乎所有的維新派，都提出了廢科舉、興學校的要求。湖南時務學堂的設立，成為湖南省第壹所近代化學校。課程設置除了經史，增設了不少西學課目，如格算、公法、外國史誌等。省城還設立了近代化的專門學堂——武備學堂，采用西法培養新式軍官。全省各地都紛紛改變舊的教育體制，標誌著湖南近代教育的開創。
二是舉辦學會。省城設立南學會，成為湘省“開民智”的領導中心。遇有地方重大事情，均由此會討論，提出辦法，供省當局采納。南學會定期開講學術、政教、天文、輿地，聽講者可自由發問辯難，為人們提供了思想與言論交流的場地。全省各地不僅有南學會分會，還設立了其他各種學會，如校經學會、明達學會、致用學會、延年會、群萌學會、任學會、湖南不纏足會、三江學會、興算學會、法律學會、公法學會、質學會、戒鴉片煙學會等等。各學會開展各項活動，移風易俗，蔚成壹種新的社會風尚。其中尤以湖南不纏足會與長沙延年會成績顯著。不纏足會旨在破除婦女纏足陋習。它的入會章程規定：“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譚嗣同撰《不纏足會嫁娶章程》還規定：“同會者可互通婚姻，婚姻從簡，女方不得需索聘禮。（《湘報》，1898年4月9日第30號。）當時報名參加不纏足會者達壹千數百人之多。總會在長沙設立，衡山、新化等地還設立分會。延年會則以樹新風、除舊俗為主旨。它的章程規定：無故不得請客，賀節賀喜及虛文酬答壹律免除，嚴格遵守工作作息時間，辦事講求效率，並每天做體操。（《湘報》，1898年4月9日第30號）。?
三是推行市政管理措施。為維護社會秩序和治安，湖南設立了保衛局。這實際上是中國最早的警察機構。它以“去民害、衛民生、檢非違、索罪犯”為主旨。（《湘報》，1898年4月9日第30號）。除通緝罪犯，還清掃街道衛生，維持市內交通。?
保衛局附設有遷善所，職責是收容和改造社會不法之徒，如騙、盜及流氓鬥毆等，組織他們學習織布、縫紉、刻字、彈棉、制鞋等項技藝，使之釋放之後，能有壹正當職業謀生，不再危害社會。?
四是建立各項近代文化設施。為開風氣、拓見聞，省城辦起《湘學報》與《湘報》。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雜誌和日報。它們開設各項專欄，有奏疏、電旨、公牘、論說、省內外新聞、商務、雜事、外國時事等。甚至還刊載每天市場商情、物價及各類廣告，成為傳遞信息、溝通人們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成為宣傳資本主義新文化與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的園地。當時，《湘報》上出現了壹些用白話體寫作的文章和詩歌，如皮嘉佑的《平等歌》、《醒世歌》；吳獬的《大家想想歌》等，語言通俗活潑，開創了文學的新形式，還出現了壹些新史學以及運用西方自然科學解釋天文、地理的文章。《湘報》當時已經采用了最新的機器活字印刷技術，報紙日出壹張。湖南近代的新聞、出版、印刷事業由此開創。南學會還設有藏書樓，也開湖南近代圖書館事業之先河。
五是開辦近代新式企業。包括設礦務局，用機器和新法開采各種礦藏；設和豐火柴公司，提供人們日常必需的用具；設寶善成制造公司，開辦機器制造業；設小型發電廠，使長沙最早有了電燈照明；設電報局，架湘鄂間電線，使湖南最早有了電信業。又開辦湘鄂間的輪船營運；還籌建鄂漢鐵路。?
所有上述，表現了甲午戰後的湖南，無論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還是社會心理文化，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另壹個更為重要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