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儒家文論是我國最早出現的文學思想，其內容主要是關註文學的根本性質、文學的社會功能和作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之關系、文學批評的原則和方法等等問題。而其代表者是正是孔子以及其後的孟子和荀子。
《詩三百》在中國文學史的源頭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也是宗《詩三百》的，在“詩教”的核心思想指導下，孔子對以詩歌為主的文學非常重視，提出了壹系列著名的文學理論批評觀點，包括著“思無邪”說、“繪事後素”說、“辭達”說、“文質彬彬”說、“興觀群怨”說、等等。
子曰：《詩三百》壹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此即孔子的“思無邪”說，“無邪”可理解為“歸於正”，即有中正平和、合乎禮義之意。這裏孔子對《詩三百》總評後回答了什麽樣的詩才是好詩？即好詩的標準。孔子的“思無邪”標準主要是針對內容而言，詩的內容應符合孔子或儒家的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和審美標準。與之相關的藝術標準則是在情感表達上應合符“中和”之美，“中庸”之道。
孔子的另壹重要的文學思想是關於詩的內容與形式的論述，即著名的“辭達”說與“文質彬彬”說。子曰：辭達而已矣。（《衛靈公》）。“辭達”說所包含的內容主要有：其壹，辭能達意，對於這壹點孔子是肯定的，也就是言能盡意觀。其二，辭達而已，就是說，文學作品能用準確的語言表達作品的內容即可，不必要做與內容無關的文飾。當然孔子也並非全盤否定有壹定文飾的必要性，只是強調語言的準確表達，反對文過飾非。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孔子的本意是在討論君子的道德修養。後人深受啟發，將其引申到文學批評的標準問題，影響很大。質，即質樸，指的是人的內在道德品質；文，即文采，壹般指人的外在文飾。如果壹個人“質勝文”，即缺乏文飾，就顯得粗鄙；但是若“文勝質”即缺乏道德修養，則顯得浮華。所以，孔子認為，“文質彬彬”才是真正的君子。從文學理論角度看，文質關系也就是文學作品的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文質彬彬”即要求文學作品的形式與內容的統壹，藝術性與思想性的統壹。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當然這是孔子最重要的文論思想，即“興觀群怨”說。是孔子對詩歌的社會作用和藝術價值的高度概括。“興”：即詩歌有啟發鼓舞和感染人的精神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聯想；“觀”：即詩歌有考察社會現實的認識作用，能看到世風的盛衰得失；“群”：即詩歌有互相感化和互相提高的教育作用，可以使人們交流感情，達到和諧，起到團結人的作用；“怨”：即詩歌有幹預現實，批評不良政治和社會風氣的諷刺作用，類似於今天所說的“新聞輿論監督”。在這裏孔子對文學的社會作用己有了比較全面和總結性的論述。
“興觀群怨”說對文學的審美作用、認識作用、教育作用乃至知識學習方面的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在當時是十分積極和有進步意義的，是具有極高價值的文學理論研究成果。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是現實主義的文學批評理論的源頭，對後來的現實主義的文學批評理論和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產生非常積極的影響。
諸如此類，孔子的這些文學思想都特別強調“文”與“道德”的聯系，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詩三百》是壹部文學作品集，但在孔子心目中，成了倫理道德的教科書，他把文學作品倫理道德化了。這是孔子文學思想的主要特點，也是儒家文學思想的主要特點。在孔子的文學思想中還十分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並且竭力主張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義”“禮”等最高道德準則滲透到他對文學的主張中去，以此充分發揮文學為政治和倫理道德服務的社會作用。
孔子的文論主要是論詩，他論詩十分重視“中和”之美，這是孔子哲學思想“中庸”之道在文學思想上的反映。他的“美善統壹”、“盡善盡美”論，也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主張。
作為歷史上第壹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也在他的論述中表達了對於“文”的觀念，這主要見諸於他對《詩三百》的論述。雖然這些論語是以語錄體形式記載的，但確實反應了孔子對待“文”的各種觀念，而這些觀念極大的影響了中國儒家文論的面貌，已深深地紮根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孔子重視以詩來“教化”，崇尚雅正，輕視大眾通俗文藝。後來中國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作品往往難登大雅之堂。中國文學在歷史上總體走著壹條“中庸”之道，歸根結底是受孔子的文學觀念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