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和楚辭有什麽異同？

楚辭是中國第壹個大詩人屈原在楚民歌的基礎上加工創造而成的。《九歌》是最接近楚民歌的作品，的確帶有更多 民歌情調和手法，也註入許多祭神樂歌的宗教色彩。楚歌最顯著的特點是多用“兮”字，但這壹點並非楚歌所特有。《詩經》就有不少用“兮”字的詩句，但都用在句末。當時南方流行的詩歌則把“兮”用在句中。如《孟子·離婁》裏記載的《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屈原的作品本來並沒有壹個專門的名稱，只有《橘頌》題中有“頌”字，說明它屬於頌休。《九歌》此名可能早有，因為《離騷》裏也有“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夏代就有的樂章，所以屈原用來作為壹組祭歌的總名。到了漢代才有楚辭的名稱，專指屈原《離騷》、《九章》之類的文體。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漢書·朱買臣傳》等文獻記載，開始是靠近楚地的諸侯王欣賞楚辭，召致了壹些會寫辭的賓客。隨後漢武帝亦賞識。以後漢宣帝又征召壹位能誦讀楚辭的九江被公（見《漢書·王褒傳》）。由於帝王的提倡，楚辭興盛壹時，後又發展成賦，後人把這類作品統稱賦，如《漢書·藝文誌》就把屈原作品歸入賦類。宋代人黃伯思在《東觀余論》卷下《校定楚辭序》中曾作解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只解釋了“楚”字，無解釋“辭”字。其實楚辭中介壹種過渡形式，體制還沒有完全固定。即使屈原壹個人的作品，也有很多類型，很難說哪壹種是標準的楚辭。只是說《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以屈原作品為例來說：壹是以四言為主的作品有《天問》、《招魂》、《九章·橘頌》。橘頌中偶句句末用“兮”字，其前壹個字為韻腳。四句換壹韻。這與《召南·x有梅約略相似。與《詩經》作品從這方面相比，體制沒多大差別，但屈原的富於個性，善於變化，不再是分章疊句。二是以六言、七言為主的是《九歌》。其中雜有部分五言，“兮”字放在句中。如《禮魂》以六言為主的如《湘君》，全篇七言的是《山鬼》和《國殤》。《九歌》裏的詩都是“兮”字位句中，隔句用韻或每句用韻。五言是上二下二，六言是上三下二，七言是上三下三，中間加上壹個“兮”字，應該說是標準的楚歌格式。三是《離騷》和《九章》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所謂騷體的標準格式。但楚辭句式變化很多，“兮”字是不是壹個斷句的憑藉，不能壹概而論，只能說明它的體制還沒固定，正處在發展階段。 幾點意見：壹傳承，楚辭體制靈活，發展過程沒完全明白。像《橘頌》那樣的四言句大概和《詩經》的風詩有壹定聯系，而《離騷》這樣的長詩則是後來漢賦的先聲。二是從楚歌的源流看，《九歌》最接近民歌形式。三是楚歌中出現大量的七言句，為七言詩的成立奠定了基礎。“兮”字從句末移到句尾，是詩體的壹大變化。三字節奏（《少司命》上三下三，中間壹“兮”，）的出現，就為七言詩準備了條件。楚歌體中的“字”是壹個靈活的因素，可以算壹個字，也可不算，並無實義，省略也不妨。至於後來“兮”字發展成為輕聲，漸漸略讀的趨勢。 楚歌對後世詩體發展的貢獻，自先就是三字尾節奏的確立，至漢代的賦，則是它的變化，楚辭是介於五言到賦的過渡形態。 賦是詩歌的壹種變體，班固說：“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劉勰說：“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文心雕龍·詮賦》）。《漢書·藝文誌》中把賦分為四類：壹是屈原等二十家，二是陸賈等二十壹家，三是孫卿等十家，四是雜賦等十二家。我們從現存賦的作品看，大致可分為：壹騷體 以屈原《離騷》為代表，並有賈誼的《惜誓》《吊屈原賦》《鵬鳥賦》淮南小山的《招隱士》。二駢體 漢代大賦走向駢偶化，發展成駢賦，後人亦稱俳賦。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司馬相如《子虛賦》三散文體 後世稱之為文賦。約起源於屈原所作《蔔居》、《漁父》，宋玉的《風賦》為代表，又有揚雄《長楊賦》《解嘲》枚乘《七發》東方朔《答客難》有的富有故事性，魏晉演變為通俗的敘事賦，曹植《鷂雀賦》敦煌出土的《晏子賦》，宋代歐陽修《秋聲賦》蘇軾，赤壁賦》四雜賦 見於《漢書·藝文誌》，出及德頌賦和雜禽獸六畜蟲賦等，似乎與題材有關。例有荀子的《成相賦》 為什麽賦不算詩而算文呢？根據詩體發展過程考察，大致原因：壹是賦中散文賦占大部分，散文化顯然不是詩歌發展的正軌。二是從楚辭發展為賦，已經遠離的民歌的傳統。《漢書·藝文誌》說“不歌而誦謂之賦”。三是漢魏五七言詩逐步成熟，取得了詩歌的主體地位。四是從內容上看，賦逐步變為歌頌京都宮室、誇耀園林田獵的貴族文學，已經失去了“言誌”和“吟詠性情”的特征，離開的詩歌發展的傳統。林庚先生在《詩化和賦化》壹文（《煙臺大學學報》1988年第壹期）中把詩化和賦化看作是寒士文學與貴族文學的分野，對我們很有啟發。從而，賦在中國文學史上“與詩畫境”（《文心雕龍·詮賦》）而不能並駕齊驅，是有其內在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