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廣及其作品研究
隋煬帝楊廣是中國歷史上壹個頗有爭議的人物。由於歷史學家對其政治品格、生活作風等毀譽不壹，使得文學研究界對其文學成就和文學史上的地位的看法也互為軒輊。
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是本世紀較早對隋煬帝文學成就進行評價的壹本書，該書首先援引魏徵《隋書·文學傳序》，認為煬帝即位之初的詩文作品，尚能"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對煬帝後期創作之評價也是否定中有肯定："煬帝踐祚，驕暴日甚，東西遊幸，窮極侈糜，所至流連聲伎。其《清夜遊曲》，猶陳後主之《後庭花》也。於是當時文士，復好麗詞，雅制終廢，然新聲競作，為後世戲曲之萌芽；律體大進，又有以導唐人之先路。"
與謝無量不同，劉大白在其《中國文學史》中對隋煬帝楊廣詩文創作則全盤否定，而這又是與其否定楊廣之人品聯系在壹起的。劉大白先是將隋代與秦代相比，說"楊廣（煬帝）底荒淫，過於胡亥（秦二世）"，又說"他底為人，是最善於矯飾的"。用這種有色眼鏡看楊廣的詩文創作活動，評價自然就不會高了："當他做晉王的時候，陰謀奪嫡，曾有種種矯情飭貌的作偽的行為。所以他底非輕側之論，安知不是壹種借此迎合楊堅心理的詐術？就是即位以後的詞無浮蕩，也許只是塗飾臣民耳目的。""像《春江花月夜》之類，也跟陳叔寶底《玉樹後庭花》相差無幾，可知也不見得絕對地詞無浮蕩了。""後來東西遊幸，流連聲伎，新聲競作，艷曲連篇，於是浮華淫靡的余焰重揚，終於亡國殺身"。
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雖然對楊廣的政治大加撻伐，然對其詩文創作才華則揄揚不已："（楊）廣雖不是壹個很高明的政治家，卻是壹位絕好的詩人"，"他雖是北人，所作卻可雄視南士。薛、盧之輩，自然更不易與他逐北。像他的《悲秋》（略），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略）都是置之梁祖、簡文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的數語，曾為秦觀取入詞中，成為絕妙好詞。"
曾了若在其《隋唐駢散文體變遷概觀》壹文中也對劉大白過分貶抑楊廣表示不滿，他認為"（楊）廣之崇尚典雅，原有所本，非壹時矯偽之行，近人劉大白著《中國文學史》詆其非出真意，寧不過苛？"並引魏徵《隋書·文學傳序》對楊廣之評價，說"此語出反對者口中，顯見公道自在人心，為良心上不能抹煞者。"
在《中國文學流變史》中，鄭賓於雖然也認為楊廣之提倡雅體是矯情之舉，但他並未全盤否定楊廣的詩歌創作成就，而是從詩歌藝術發展的角度對楊廣諸多作品給予肯定，他認為"煬帝在文學上最大的貢獻是'新聲'"，並專列出壹小節"隋煬帝的新聲——《泛龍舟》和《春江花月夜》"，討論其在中國樂府文學史上的貢獻。與鄭賓於類似，羅根澤的《樂府文學史》、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也著重強調了煬帝對樂府文學的貢獻。
到本世紀五六十年代，學界對隋煬帝的文學成就基本持否定態度，而這種否定也是和指斥其荒淫、矯情聯系在壹起的。如周祖撰《隋唐五代文學史》就認為："他的詩與他的荒淫生活是極相合拍的。'喜遊春歌''江都宮樂歌''春江花月夜'等詩都可證明這壹事實。'隋書''文苑傳序'中說他的作品'意在驕淫，詞無浮蕩。綴文之士，得以取正'。除第壹句話合乎事實外，其他三句都是阿諛之詞。隋煬帝楊廣以帝王之尊來提倡這種艷情詩，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臣僚中自然有不少人來附和他，使得詩歌領域中的本來就很有力量的梁陳遺風復熾，這就多少阻礙了詩歌更快地向健康的道路發展。"劉大白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也認為"隋煬帝（楊廣）的荒淫，與陳後主無異"，認為《隋書·文學傳》說楊廣"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又說他"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那是並不真實的"。
相對說來，羅宗強等人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對楊廣的評價是比較辯證的，對詩歌作品的研究也比較深細。該書首先看到："楊廣的詩比較復雜"，"他的詩與他的人似有某些不吻合處"，並認為"這是壹種很值得研究的文學現象"在對楊廣詩歌具體分析時該書比較客觀的指出了其藝術成就："他的樂府寫得頗為清新明快，《江都宮樂歌》：'風亭芳樹迎早夏，長臯麥隴送余秋'壹句，便把江南秀色輕輕帶出，把'綠觴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州'的宮體格調沖淡了。《四時白纻歌》中的《江都夏》也有類似情形，雖寫飛樓綺觀、花簞羅緯的宮廷生活，但是'梅黃細雨麥秋輕， 楓葉蕭蕭江水平'的江南明瑟水木的清新氣息還是沖淡了宮體格調，給人以愉悅之感。《春江花月夜》則連宮體格調也沒有，完全是壹種清新明麗的美"。該書還進壹步指出，楊廣的詩與其人不完全吻合可能有兩個原因，其壹可能是"春水、春花、夜霧、月色，與傳說中的動人故事，這些江南風物的美，以壹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進入到楊廣的樂府中來，帶來清新、明快和純美。"另外可能與楊廣"這個人的復雜性也不無關系"，認為楊廣雖然有殘暴的壹面，但"他即位以後，敕修新律，減文帝之苛政；恢復學校，倡進士之舉業；他愛讀書，能著述，藏書籍求窗明凈幾，善詩文而亦溫文爾雅，這是他的另壹面。或者正由於這另壹方面，他接受了江南的人情之美，在他寫他的淫靡奢侈生活的時候，常常不知不覺的帶出這種美，使人忘卻他是壹位暴君。"這些評價和分析就比較能揭示出楊廣這壹歷史人物特有的復雜性，因而也就比較能使人信服了。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的《南北朝文學史》對楊廣的研究也比較深入、細致。他們對《隋書·文學傳》中所說楊廣"非輕側"、"歸於典制"的現象，有獨特的理解："第壹，煬帝和南朝的幾個亡國之君不同，並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開皇元年（581）十三歲即出鎮並州，封晉王，《隋書》本紀稱其'沈深嚴重'，輔導他的又是以剛毅著稱的王韶、李徹。後來歷經戎馬，建功立業，即位後又'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可見他的性格中具有進取奮發的壹面。同時，文帝崇節儉，獨孤皇後又'性忌妾媵'，煬帝在文帝生前不蓄聲伎，不聽音樂，即位之初還下詔'卑宮菲食'，不論是巧於自飾，還是嚴於自律，總之在他前期的詩文裏體現的'人君之度'，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由於他後期的荒淫無度，濫用民力，再加上筆記、小說的渲染，在後人心目中的形象才變得十分惡劣。第二，煬帝青年時期就愛好文學，柳 、諸葛潁、虞世南、王胄等人都是晉王府中學士。……從他的生活經歷來看，平陳後久居江南是他沾染華靡的轉折點。不過由於隋文帝還在，他大概不會公開寫艷詩。及至即位後久被壓抑的精神和物質欲望乃無限擴張，壹方面向往'秦漢之規模'，壹方面又溺於享樂無度而不能自拔。這兩種因素在作品中此起彼伏，所以既有《冬至乾陽殿受朝詩》、《飲馬長城窟》、《雲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賦詩》這樣的'雅音'，也有《四時白纻歌》壹類'鄭聲'。"在對楊廣詩作進行具體評價時，該書也多新見。如評《飲馬長城窟》"寫得頗為勁健"，《白馬篇》"比王胄的同題之作要更加壯麗"，"不論作為最高統治者如何昏暴，但他詩裏所呈現的氣度格局卻遠非南朝的君主所能比擬。"而且本書還認為，"南朝從謝朓以來下開唐音，主要是從風韻、格律著眼所作的論述；真正在氣格上可以作為閎麗壯闊的唐音前奏，還只能是這個昏暴之君的作品。"這樣評價隋煬帝的詩文和在文學發展史上的作用，才是真正的不以人而廢言的客觀態度。
在本世紀研究隋煬帝楊廣的專題論文不多，羅庾嶺的《亡國之君多有才藝——評陳後主、隋煬帝的文學成就》，就陳後主、隋煬帝兩位亡國之君的文學成就予以集中討論，既實事求是的肯定了陳、隋二帝在文學創作、促進詩體進步等方面作出的貢獻，又論述了隋煬帝所作的五言八句形式的詩歌在音律、對偶和辭藻方面與唐代五律相通的壹面，論述了七律在隋煬帝手裏得到發展進步的情形。
今日我們要寫隋煬帝的傳記，事實上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對這題目曾下過壹段功夫
的Arthur Wright 就說過：“（他）既被視為典型的亡國昏君，在壹大團歪曲的歷史記
載和傳奇性道聽途說之下，今人即想窺測此人的真實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見其壹二。”
然則隋煬帝楊廣，天賦甚高，文筆華美，胸襟抱負不凡，也帶有創造性格。這些長
處，雖批判他的人也無法否認。又譬如他於公元608年，令天下鷹師集長安，壹來就
有壹萬多人，610年他又在洛陽端門街盛陳百戲，天下奇伎異藝畢集，壹月方散，他
自己也好幾次微服去觀賞。他又聽說吐谷渾（鮮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馬，放在青
海草原，能生龍駒，壹日千裏，他就入雌馬兩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後因無效而罷
。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象力
，也願意試驗，並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
另壹方面，從各種跡象看來，煬帝缺乏做為統帥的周密與慎重，也不能禦將。這種
弱點，也可能由於隋文帝的驕縱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晉王，為並州總管（山西省
省長）。公元589年伐陳之役，他20歲未滿竟被任為行軍元帥，指揮由六合壹方面
的軍隊不算，還節制其他各方面軍事長官，如宿將楊素。這51．8萬人不出月余，平
定江南，重新統壹中國，由弱冠的晉王作書報告父皇，達成任務。這壹戰役，固然增長
其威望，也縱養其驕騫，使他以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後築長城，造運河，派
劉方擊敗林邑（今日越南境內），聽斐矩設計破吐谷渾，羈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
中國人力物力，隨意擺布，只居順境，未受挫折。以後他壹處逆境，即意懶心灰，逃避
現實，所以他的悲劇情結，也有長期積養的前因後果。
隋煬帝之伐高麗，據稱動員1133800人，其饋運者倍之。這數目字可靠的程
度，無從確定。只是楊廣迷信軍事上數量的優勢，已無庸置疑。其實當日之攻城戰，野
戰軍數量過大，無法擺布。除非以此數量先聲奪人，使對方喪失鬥誌，才有效用。否則
展開兵力過多，已先在自己陣容裏產生統禦經理的困難，成為日後戰場上的弱點。果然
公元612年之役，隋軍在鴨綠江以北遼河以東的地區遭遇到高麗的堅強抗拒，來護兒
的水軍在朝鮮半島登陸成功，卻沒有發生奇襲的效用，也不能與陸軍策應，陸軍則補給
接應未及，統帥權又控制過嚴，再加以隋皇沒有作殊死戰的決心，壹到戰事有利，高麗
詐降，高級將領不敢作主，因此亦無法擴張戰果。最後因秋季潦雨來臨，在平壤北三十
裏開始撤退，士卒既無實際的訓練，壹受高麗兵的追擊，就崩潰而不可收拾，以致九軍
盡陷，喪失資儲器械以巨萬計。613年煬帝卷土重來，並且親臨前線。隋軍已薄遼東
城，也用飛梯地道環攻，並且有少數隋兵登城與敵兵短刀相接，只是這時在中原督運糧
秣的楊玄感知道各處盜賊蜂起，煬帝不能持久，在黎陽（河南浚縣附近，南北運輸的中
點）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則投奔高麗，以中國虛實告之。隋煬帝夜半召集諸將領決
心放棄攻城。再引兵還，所有軍資器械堆積如山，也全部委棄。總算這次行動機密，退
軍後兩天，高麗雖發覺仍不敢追擊。
兩月以後，楊玄感雖被剿滅，但是隋煬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處的人民，不堪
征調，群起為盜，動輒以萬數以千計。614年煬帝又召百僚議伐高麗，並下詔稱“黃
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只是臣下無敢應者，各處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壹處平
剿。雖然這時候來護兒的水軍又迫平壤，高麗王遣使請降，囚送角斯政，使煬帝能借此
班師，卻已經徘徊歧路。615年間巡視北邊，又為突厥圍困，幾乎不免，守令前來赴
難，才使他脫圍。翌年他即幸江都（揚州），再無意北返，對他諍諫的則獲罪，最後甚
至不願聽大局不堪收拾的報告。如此又壹年多。617年冬天，唐國公李淵（也就是後
來的唐高祖）入長安，立他孫子楊侑為帝，尊他為太上皇，煬帝也無行動反應。618
年的春天，這遭眾叛親離的皇帝才被弒。弒他的並非疆場叛將，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
以前寵幸隨從，以及近衛軍。所以傳統作史者對隋煬帝楊廣的種種斥責，雖說可能被壹
再渲染誇張，但也不是全部竄改事實，因為楊廣有他被人攻擊的弱點。
然則我們今日仍因襲傳統作史者“褒貶”的方針寫歷史，卻忽視了歷史上時間與環
境的因素。公元7世紀的初葉隋唐之交，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壹段時期。今日20世紀
末葉，又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壹段時期。二十四史裏的《隋書》，修撰於唐初，作者動
稱“殷鑒不遠”。他們絕想不到隋朝不是壹個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時代周人之泛
稱中國，會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國。因為瞻前顧後立場不同，我們即寫隋煬帝的傳記，也
要將很多長時間遠距離的因素壹並加入考慮，才趕得上時代。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隋、唐、宋可稱中國的“第二帝國”，以與秦漢之“第
壹帝國”區別。漢雖稱中央集權，其郡縣組織，到底還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組而成。
隋唐所承襲的原始機構，則由北齊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於遊牧民族的漢化，通過
“三長制”及均田，可謂整個社會，在國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農為主體，
註重低層機構的水平。秦漢的文書，還用竹木；隋唐之間不僅紙張已行使五百余年，而
且木板印刷，也於公元600年前後出現。這些因素，使教育較前普遍，也使整個文官
集團能向這小自耕農的社會看齊，彼此都能保持同壹水準的淳樸。
《新唐書》的選舉誌，壹開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壹個最重要
的程序，則是“學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也就是不用薦舉，全面公開的考試制度業已
發端，茲後歷經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紀的1905年才停止。
因為如此，隋朝的銓敘也開始由中樞總攬。煬帝是修律令的牛弘與劉炫對談，曾提
出下面壹段：“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長官自辟。受詔赴
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這樣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國家的中層組織更為空洞。
因為上下之間沒有權力與義務互為牽制，由皇帝直接統禦全民的趨勢也愈為明顯。隋朝
創業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並北齊之後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壹，人文因
素簡單的地區拓展到人文繁復的地區。他滅陳之後制定五百家為鄉，百家為裏，正在以
他間架性的組織推行於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這叛亂既被削平，他的統治
愈要加緊，此後他的處心設計，無壹不以保持統壹的帝國為前提。於是又15年。而在
此原始的農業的社會裏，達到其目的捷徑不是在中層增加其結構的繁復，而是保持下端
的均衡。隋文帝楊堅於594年令各府州縣各給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與人爭利。5
95所制工商者不得進仕。598年詔禁民間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從保持
農村社會的單純劃壹著眼。他的提倡佛教，也並不是出於信仰上的虔誠，而是以統壹思
想為宗旨。其大量裁減國子學，廢州縣學，也是因為儒學之道，不外“識父子君臣之義
，知尊卑長幼之序”，高級人員則需要“德為代範，才任國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儲備
。他自己布衣粗食，也無非與低級標準看齊。
這以上種種設施，也與當時稅收政策吻合。隋唐繼承前朝的“租庸調”制，其重點
在國家財政千就於簡單的農村經濟，與均田並行，原則上避免納稅人貧富的差別，以極
低的稅率全面征收，才發生廣泛的效果。雖如此，仍有技術上的困難。《隋書》食貨誌
提及北齊定壹夫壹婦納稅額為壹“床”，獨身者繳“半床”，如是“陽翟壹郡，戶至數
萬，籍多無妻”。只因為皇權凝聚於上，納稅的義務則遍及於匹夫匹婦，當中缺乏各種
有權力能裁判折衷調整或甚至帶服務性質的機構，於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
面，向下加壓力。文帝楊堅的晚年，就盡瘁於此事。他又嫉視屬下官吏貪贓。凡受者必
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訊問臣下，召對不如意，立時誅殺之。所以《隋書》說他“天性沈
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識大體”。
可是經過他的高壓政策，隋朝的府庫各物山積，甚至窖藏還不能容納。所以錢穆曾
說西漢要經過四帝七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盛，“隋則文帝初壹天下，即已富足”。這也
表示中國傳統重農政策下的壹種特殊現象。因為全面生產，完全不講究交換分配及使國
家經濟多元化，又不作質量上的改進，短時間的全國動員，即可以使農業的財富（因其
無組織結構與商業的財富不同）豐溢超過預期。煬帝於公元604年即位，也算是繼承
著第二帝國創國以來的經濟基礎，只是這樣的富裕倒也成為國家的贅累，當日政治思想
又要防止“兼並”，那麽已經在農村動員的勞動力作何區處，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
？
這樣看來隋煬帝之耗用中國人力物力，有其歷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鷹師於長安
，聚樂工於洛陽，也還是受客觀環境的誘導。至於開掘運河，則北魏孝文帝元宏時引洛
入谷作漕運已有之。建造宮殿則已在隋文帝築仁壽宮時開始，據說“死者以萬數”。甚
至伐高麗，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動員三十萬眾，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
師則船多漂沒，傳統作史者稱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煬帝的種種作為也還是隨著文帝
的步驟，是當日全面運員的壹種產物，初時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則隋煬帝楊廣縱是
獨夫，也不可能以壹人之力強奪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們今日檢討煬帝的成敗，不能專以他楊廣壹人功罪作最後的解答。即在楊隋
之前，各北朝已經相交人行均田制。這樣以理想上數學的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何，全
靠租庸調的稅收作實際考核的標準，這方案壹經發動為壹種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適時收
束。於是矯枉必過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數字，沒有下層著實的統計，以致男丁抽完
，力役及於女人，並且“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
矣”。不到征高麗失敗，全國反叛，不知已極。隋煬帝雖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
，他也不像我們能看到古今中外的歷史縱深。他最後退居江都壹年多，竟想不出壹種主
意，也可見得他始終沒有透徹的了解他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傳說他曾顧鏡自照對蕭後
說：“好頭頸誰當斫之？”是否真實可靠，殊成疑問。但是其無可奈何的語氣，已與他
悲劇性的結局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