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常識，十七世紀的德國文學以巴洛克風格為主潮。文學史常識告訴我們，十七世紀的德國文學以巴洛克風格為主潮。當時，作家們普遍追求錯彩鏤金，崇尚新奇怪異。具體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就是堆砌詞匯，導致辭藻優美而內容空洞的形式主義文風蔓延；再者就是對異國的獵奇與描寫以及對異國情調的追求。德國作家主觀上的這種期待視野，與當時傳教士們源源不斷地向西方發回的大量有關中國的報道所提供的客觀上的條件壹拍即合。
沒有作者們的這種期待視野，傳教士們的客觀材料縱使泛濫成災，恐怕也不會發揮什麽歷史作用。當然，接受者的期待視野在中德文化交流中的決定性作用不僅僅表現在十七世紀，以後的每個歷史時期都在所難免。因此，我們在考察任何壹段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時，都必須梳理清楚當時的期待視野。換言之，我們必須順著西方的"自我"來考慮西方文化中的中國形象，來確定中國形象在不同時期所具有的形態、內涵以及所充任的角色。
在巴洛克時期，作家們的期待視野決定了他們將把傳教士們的著述作為汲取知識和靈感的寶庫。而傳教士們有關中國的描寫，更是令他們嘆為觀止。所以，無論是在巴洛克小說中，還是在巴洛克詩歌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中國的影子。這個影子或隱或顯，或詳或略，但都呈現出壹個充滿濃郁聖經情調的中國形象。或者說，中國作為壹個異國形象，在德國巴洛克作家筆下已經初具雛形。
鑒於傳教士有關中國的著作在其中所發揮的主導作用，我們可以認為，德國巴洛克作家們在中國身上所尋求的異國情調，實在又是壹種聖經情調。我們首先考察德國的巴洛克詩人。狹義來看，德國巴洛克詩歌中有關中國的描寫確實不多見。
但是，我們必須註意到這樣壹個簡單的歷史事實，即中西文化接觸發端之際，就是東西文化開始交流之時。因此，當時西方的中國形象內在於，甚至等同於西方的東方形象。中國、印度、阿拉伯世界雖然千差萬別，但在西方人眼中卻是渾然壹體的。這種渾然性反映了西方在早先時候對東方的認識還是比較模糊的，尚未區別出東方文化內部的差異性。這種東方壹體的觀念在西方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直到當代依然多有表現。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或許要把眼界放寬壹些，從東西方文化關系這樣壹個大的歷史背景上去考察巴洛克時期的中國形象。事實上，在以後任何壹個歷史階段，我們都不能止步於狹義上的中西文化關系，而必須兼顧東西方文化關系。
保爾?弗萊明（Paul Flemming，1609?1640），曾到過俄羅斯和波斯，是巴洛克時期唯壹壹位曾經踏上過東方土地的詩人，也被譽為傑出的旅遊詩人。弗萊明親眼目睹了東方的奇觀異景，親身體驗了東方文化的神奇瑰麗。根據自身的遊歷，弗萊明創作了不少以俄國和波斯為背景的"東方詩歌"，比較著名的有《莫斯科河畔》（An den FlussMoskaw）等。
但令人遺憾的是，作為壹位"身臨其境"的"東方詩人"，弗萊明有關其東方之旅和異國歷險的詩歌，壹般都停留在對個人經歷的復述或追憶上。而且，他在追述過程中過分偏重於堆砌古代神話傳說和地理奇跡，借以抒發個人的情思，而極少對東方特殊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進行深刻認識和具體描繪。
相較而言，倒是未涉足過東方、單憑閱讀來了解東方的格奧爾格?菲立普?哈爾斯德弗爾（GeorgPhilipp Harsd?rffer，1607?1658）對東方的認識深入許多。這點具體表現為他充分認識到了作為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之化身和微縮的園林的重要性，並不惜筆墨對東方的園林建築和園林風光大加描繪。
我們知道，中國園林真正為西方所關註，並對西方文化和思想產生廣泛影響，是到洛可可藝術時代的事情，而這距哈爾斯德弗爾還有整整壹個世紀之遙。所以，在德國文學中，哈爾斯德弗爾可以說是開了描述中國園林形象風氣之先河。盡管他的描寫幾乎都取材於傳教士的著作，如衛匡國衛匡國、克察克察等人對中國花卉和植物的長篇大論或專章圖示，但也是十分難能可貴了。哈爾斯德弗爾通過對充滿田園風光和自然景觀的東方園林及原野的歌頌，建立起了壹種嶄新而開闊的世界圖景（Weltbild），在他的筆下：
從東方和西方人們觀看這裏花飾永遠奇妙無比?櫻桃、無花果和石榴人們在異國所有的壹切這裏都能如願以償相花以及酸橙這裏亦能蓬勃生長還有古人不曾識得的莧菜把"東方和西方"並列起來，這在當時是壹種非常時髦的表達。根記載，當時的文人如果言不稱東方，就顯得不夠高雅或不合時宜。詩人把東方用來補充或拓展自己的視界，目的是要建立起壹種對而統壹的新型世界圖景，以便更好地放逐自己的心靈，抒發自己的詩意。
《花之歌》中的世界圖景是由壹幅洋溢著異國情調的東方園林構成的，它自然純潔，"奇妙無比"。這樣壹種世界圖景在巴洛克時代的新自然詩中是比較常見的。克利斯蒂安?霍夫曼?馮?霍夫曼斯瓦爾多（Christian Hoffmannvon Hoffmannswaldau，1617?1679）的《心平氣和的維納斯》（Vers?hnte Venus）壹詩也曾描繪過類似的圖景。但是，在這兩位巴洛克詩人所描繪的新型世界圖景中，東方還是壹個相當寬泛的概念，中國的地位並不突出。
馬丁?奧匹茲（Martin Opitz，1597?1639）是德國巴洛克詩歌的創始人，也是德國巴洛克文學中最有作為的詩人。正是他把這幅新型的世界圖景具體到了中國頭上。1628年，奧匹茲創作了《戰神頌》（Lob des Krieges-Gottes）壹詩，用以歌頌歐洲十六世紀如火如荼的海外探險和殖民活動。在這首詩中，戰神瑪爾斯（Mars）把人們引向了東方，帶到了中國：到達中國（sina），我們上了岸，這裏盛產瓷器，還有火藥和印刷術。
奧匹茲本人對上述詩行所作的註解告訴我們，詩中有關中國（東方）的描寫，或直接或間接地取材於門多薩門多薩的《中華帝國誌》。我們在上文提到過，門多薩門多薩在其書中曾對中國的火藥和印刷術大書特書，並大加贊賞。奧匹茲則不加絲毫處理，照搬入詩，倒也自然貼切。
其實，奧匹茲有關東方的詩歌，都恪守這樣壹種白描手法，把新得來的遠古神話、哲學觀點、科學發明和技術進步以及地理發現等，壹股腦兒地推到讀者面前，表現出某種純樸的普遍主義觀念。但我們也應註意到，奧匹茲並沒有完全舍棄價值判斷，他不但關心作為陌生存在國度的中國，更對中國的文明表現出興趣，因為他註意到了中國的四大發明，這就為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開創了壹個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