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詩學理性精神的代表人物

黃庭堅對西昆體也是猛烈攻擊的。西昆詩人講究聲律、對偶、辭藻，為了在藝術上擺脫西昆詩人的影響，從歐陽修、梅堯臣開始就企圖在立意、用事、琢句、謀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葉以後，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舊黨爭的風險，即使許多詩人愈來愈脫離現實；當時大量書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漲，又使他們不滿足於尋常典故的運用，而務求爭新出奇(註：歐陽修與梅堯臣書，不滿意當時人作白兔詩“皆以嫦娥月宮為說”，蘇軾《聚星堂雪》詩“禁體物語”，皆見當時詩人爭新出奇的風氣，到黃庭堅更變本加厲。)。這樣，他們雖努力在詩法上向杜甫、韓愈以來的詩人學習，卻未能更好地繼承杜甫、白居易以來詩家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們擺脫了西昆體的形式主義，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義道路。這就是從北宋後期逐漸形成的江西詩派。這壹派詩人並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黃庭堅在這派詩人裏影響特別大，所以有此稱呼。 《苕溪漁隱叢話》曾稱引黃庭堅的詩說：“隨人作計終後人。”又說：“文章最忌隨人後。”可見他在文學創作上是有開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會接觸面較之前輩詩人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都遠為狹小，長期的書齋生活與脫離現實的創作傾向使他只能選擇壹條在書本知識與寫作技巧上爭勝的創作道路。他說：“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又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壹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胡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壹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可以看出他的這種傾向。那麽怎樣取古人陳言點鐵成金呢?就是根據前人的詩意，加以變化形容，企圖推陳出新。他稱這種作法是“脫胎換骨”，是“以俗為雅，以故為新”，是“以腐朽為神奇”。比如王褒《僮約》以“離離若緣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須。黃庭堅《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