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終其壹生，高蹈出世的念頭很少占據他的頭腦。另外，唐代是重視詩歌的時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正是武後朝中最著名的詩人，這更加深了杜甫對詩歌的興趣。他曾很驕傲地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業和不朽的詩名，***同構成了杜甫的人生軌道。
杜甫早慧，據稱七歲便能寫詩，十四、五歲時便“出遊翰墨場”（《壯遊》），與文士們交遊酬唱。二十歲以後十余年中，杜甫過著漫遊的生活。這既是為了增長閱歷，也是為了交結名流、張揚聲名，為日後的仕進作準備。他先到了吳越壹帶，江南景物和文化，給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歲時，杜甫赴洛陽考試，未能及第，又浪遊齊、趙，度過壹段狂放的生活，他後來回憶說：“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壯遊》）三十三歲時，杜甫與李白相識於洛陽，又在梁、宋壹帶為豪俠之遊。李白當時已是名震天下的詩人，他的特殊風采和出眾才華，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稱做官為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都是與這壹點相聯系的。三十五歲左右，杜甫來到長安求取官職。開始，他滿懷信心，“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並相信自己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但滯留十年卻壹再碰壁。這可能是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夠有力，而把持權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對引進人才采取阻礙的態度。大約在杜甫到長安不久，父親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變得艱困起來，為了生存，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於權貴門下，作詩投贈，希望得到他們的引薦。此外，他還多次向玄宗皇帝獻賦，如《雕賦》、《三大禮賦》等，指望玄宗對他的文才投以青睞。種種努力的結果，是到天寶十四載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樣壹個卑微的官職，而這已是安史之亂的前夕。
天寶後期，唐代社會雖維持著表面的繁盛，卻已處處埋伏危機。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壹是玄宗和他的邊將們壹意開拓疆土、窮兵黷武的政策，導致國力空虛、民生艱難，許多人無辜死亡；二是玄宗沈湎於享樂，李林甫、楊國忠等人擅權專政，阻塞言路，政治變得昏暗；三是為玄宗所寵信的安祿山身兼三節度使，手握雄兵，威脅到國家的統壹。處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現實中的弊病，當壹場大崩潰即將到來時，杜甫透過個人的不幸看到了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寶十壹載（752），杜甫寫下了他的名篇《兵車行》，以嚴肅的態度，真實地記錄下人民被驅往戰場送死的悲慘圖景。這首詩標誌了杜甫詩歌的轉變。此後，他又寫出《前出塞》九首，繼續對災難性的開邊戰爭提出質疑；寫出《麗人行》，揭露玄宗寵妃楊玉環的親族窮奢極欲的生活。而長詩《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更把最高統治集團醉生夢死的情狀與民間饑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銳的對照，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震撼人心的詩句概括了社會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壹度被困於叛軍占據下的長安。後來只身逃出，投奔駐在鳳翔的唐肅宗，被任為左拾遺。這是壹個從八品的諫官，地位雖不高，卻是杜甫僅有的壹次在中央任職的經歷。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罷相而觸怒肅宗，後於乾元初被貶斥為華州司功參軍。由於戰亂和饑荒，杜甫無法養活他的家庭，加之對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丟棄了官職，進入在當時尚為安定富足的蜀中。從安史之亂爆發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個國家處在劇烈的震蕩中，王朝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滿危險和艱難。而他的詩歌創作，因了血與淚的滋養，達到了顛峰狀態。
《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阪》、《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大量傳世名篇，從詩人浸滿憂患的筆下不絕湧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幫助，在城西建了壹座草堂。後來，杜甫的故交嚴武出任劍南東西川節度使，與杜甫過從甚密，對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顧。當嚴武第二次鎮蜀時，並表薦杜甫擔任了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世因此稱他為“杜工部”）。杜甫是為了避亂謀食來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時間，他閑居草堂，生活確實比較安逸，當時所寫吟詠草堂周圍自然景物的詩篇，也顯出壹種清新閑淡的韻致。但這種情形並沒有維持很久。從全國來說，安史之亂雖於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結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勢並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嚴重侵擾，甚至攻入長安，迫使代宗倉皇出逃；內亂方面，則出現普遍的軍閥割據或半割據狀態，而政治的腐敗、官吏的橫暴，也是有增無減。從蜀中地區來說，它既是吐蕃進攻的壹個重點，也是容易發生軍閥割據的地方。
就在嚴武二次鎮蜀的間隔時期，就曾發生壹場嚴重的軍事叛亂，杜甫因此壹度逃離成都，攜家流浪。壹場暴烈的動蕩轉化為持續的衰亂，這使得杜甫對國家的前途更覺失望，他後期的詩歌，情緒甚至比安史之亂中更顯得沈重。
永泰元年（765），嚴武去世，蜀中重又發生大亂，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憑依，他又帶著全家老小，登上壹條小船，過起流浪逃難的生活（或謂在嚴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員外郎之職由虛銜轉為實授，而離蜀赴長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長江東下出川，路途中卻因疾病和戰亂等緣故，滯留了很久。先是在雲安居住了壹段時間，後又在夔州居住了近兩年。到五十七歲那年，終於乘舟出三峽，卻仍是在湖北、湖南壹帶的水路上漂泊，最後於大歷五年、五十九歲上，在耒陽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艱難漂泊的壹生，在這裏得到壹個淒涼的結束。
“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五首之壹）的十壹年，也是杜甫詩歌創作的重要時期，留下的作品有壹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詩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旅夜書懷》等，都是這壹時期的優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為中心，杜甫的律詩創作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可以說是杜詩的第二次高峰。
在杜甫年輕時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著兩種不同的因素。
壹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統文化的熏陶，把貴德行、重名節、循禮法視為基本的人生準則；而同時，他也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有著頗為張狂、富於浪漫氣質的壹面。他的《壯遊》詩回憶往事，自稱“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在文學上，連屈原、賈誼、曹植、劉楨那樣的人物都不放在眼裏，可見他是多麽驕傲。在與李白、高適等人交遊時，他們縱酒放歌、慷慨懷古、馳逐射獵，也很有幾分任俠之氣。後來經過重重苦難的磨礪，杜甫個性中放狂的壹面收斂了許多，傳統的儒家人生觀對於他的個性和行為習慣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並不是完全變成了另外壹個人，變成了純粹的恂恂君子。《舊唐書》本傳說他“性褊躁”、“無拘檢”、“傲誕”，不會是毫無根據的。其實，如果沒有幾分“傲誕”、“褊躁”，恐怕很難成為壹個詩人。這方面壹個突出的表現，是杜甫始終對屈辱的生活處境十分敏感。滯留長安及漂泊西南時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籬下，仰仗權勢者的濟助。他在詩中寫道：“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咍。”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壹個身負“太平宰相”之誌的人，卻成為壹名失業者、乞食者，怎麽能不深感痛苦呢？這些詩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表白，看起來絕不相同，實質上卻有相通之處。杜詩中那種對於國家和社會的關切，固然是出於真情，但也未始沒有在自覺得碌碌而生、於世無益的情況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對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執著，也是杜甫個性的壹大特征。後代有人說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詩中也自稱“乾坤壹腐儒”（《江漢》），都是就這壹種執著態度而言。所謂“致君堯舜”，所謂“憂民愛物”，這些儒家的政治觀念，在很多人只是壹種空談、壹種標榜，杜甫卻是真心地相信和實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進退之路，杜甫卻不願如此，他是不管窮達，都要以天下為念。甚至，愈是社會崩潰昏亂，他愈是要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盡管“萬國盡窮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但靠了壹點壹滴的人力，終究能夠改變現實。他的這種執著態度，在當年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麽用處，對於詩人來說卻是重要的。因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終保持正視現實的熱情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