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康乾盛世，歷來爭議不斷，壹方認為“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輝煌，因為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壹個新的高峰。疆域的擴大，經濟的繁榮，人口的激增，手工業的發達是“康乾盛世”最顯著的特征。另壹方則認為康乾時期“思想活躍”、“文化昌盛”、“貿易繁榮”、“科技發達”這幾項均不能達標，因此不是盛世：①思想方面 ，政府對漢族知識分子采取文化高壓政策禁錮思想，大興文字獄，肆意屠戮文士，流放關外（著名流放地如寧古塔）的士人竟高達數百萬之巨，嚴重制約了社會思想的進步，並徹底扼殺了明末以來的啟蒙思想解放進程；②文化方面，滿清統治者借修編《四庫全書》之名，趁機銷毀、篡改了大量不符合統治階級觀念的書籍；③外交方面，閉關鎖國，“貿易繁榮”自然也算不上；④科技方面，輕視熱兵器與科技，“科技發達”顯然不是。西方傳統史學界亦提及這種說法。也有些學者指出康乾時期的缺陷，比如馬克思曾表示“壹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壹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
2.歷史評價
我們應以客觀實際的態度評價這壹時期的功過是非。“康乾盛世”是壹個不完美的盛世、平庸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國歷史的縱向看，其盛世規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沒有質的改變；其次，從世界的橫向看，康乾盛世時期的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當時的經濟生產總量仍高於西方，但是生產技術卻相對落後了）、文化科技已經落後於西方，這是文景之治、漢武盛世、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當時是世界領先）、仁宗盛治、洪武之治、永樂盛世（當時是世界第壹）沒有出現的情況。還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第壹，為了限制明末以來土地兼並的發展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及恢復農業生產，清政府采取“重農抑商”政策，導致明末強大的資本主義發展勢頭被呃殺；第二，大興文字獄，殘害大量文人學士，嚴重禁錮了人民的思想，使得明末繁榮的百家爭鳴，科技發展徹底消失，中國從此進入壹個死氣沈沈而昏暗的時代，被歐洲人稱為“中國的中世紀”。當“康乾盛世”正在進行時，歐洲爆發了工業革命。 不過康乾時代貢獻仍十分卓著，如康熙時代統壹臺灣，平定三藩，抗擊沙俄侵略，三征噶爾丹，建立起多民族的統壹國家，使疆域空前擴大。雍正時代廣泛實行“攤丁入畝”稅制，使經濟、人口迅速發展；還有改土歸流，加強了國家對邊疆地區的管理，促進了當地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乾隆時代繼續改進和完善各項制度，使人丁繁多，國家富庶起來，而且開辟新疆，這時清朝的疆域僅次於元朝，但實際有效控制區域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經康乾百余年的發展，人口已超過3 億，占當時世界人口的2/5，是明朝最多人口數的2倍，比清初人口最少時增長了5倍。 “康乾盛世”的到來，壹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由於康雍乾三位皇帝的個人素質，他們憑借自己的才能延緩了封建社會衰敗的進程但是卻改變不了其衰敗的命運，“康乾盛世”的繁榮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回光返照、落日余暉。
[編輯本段]（二）“康乾盛世”的疆域
國家統壹，社會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居樂業，這是壹個盛世到來的基本條件，而“康乾盛世”之所以叫盛世，很大原因是符合這壹條件。在清代，統壹問題，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和中原地區中央政府的關系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像北方遊牧民族，自準格爾葛爾丹壹統漠西，即在中亞壹帶建立相對統壹的政權組織，與中原地區相抗衡。康熙有過不徹底的短暫的大壹統，但不久即被分裂，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壹統新疆為標誌，才恢復了前幾代的疆域，這時的“康乾盛世”從此達到了繁榮的頂峰。在康乾盛世中，中國的總面積達到過1300多萬平方千米。成為當時世界最遼闊的疆域，它西跨蔥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亞，東北達外興安嶺及其庫頁島，東臨太平洋，東南至臺灣島及其附屬島等，南到曾母暗沙。學者王鳴盛在《平定準噶爾賦》贊揚清廷：“天祚神聖，六合雍和；中外褆福，寰宇壹家。文軌齊於要荒，聲教訖於幽遐”，即是對這種景象的歌頌。然而為了“鼎盛”，康雍乾三代卻付出了壹定的代價。乾隆的“十全武功”也給國家造成了壹定的財政壓力。
[編輯本段]（三）“康乾盛世”的農業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裏，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耕地先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耕地面積的擴大。1661年（順治十八年），全國耕地面積為526萬頃；1722年（康熙六十壹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年），全國耕地面積為526萬頃；農業種植方法的進步，使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廣東部分地區收獲早稻以後，又插晚稻；收獲晚稻以後，再種油菜或甘薯，壹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獲以後不能續種晚稻，就種蕎麥，壹年兩熟。由於南方多熟種植的推廣，每年可增產糧食60康熙大帝多億公斤。 專門從事蔬菜生產的農民增多了。北京郊區的菜農，利用“火室”、“地窖”等設備，在冬季栽培韭黃、黃瓜等新鮮蔬菜，拿到市場上出賣。乾隆年間，原來不種棉花的河北壹些地區，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種植遍及東南沿海各省。廣東壹些地方種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頃連成壹片，遠遠望去像蘆葦壹樣。 人口的大量增加壹個重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推廣。玉米、番薯、馬鈴薯等多種農作物 從明代就自美洲經南洋輸入（由於地理大發現）。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詳細記述了番薯的種植、貯藏、加工法。講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莖分種、扡插、窖藏幹藏等技術，是最早系統介紹番薯種植法的著作。此後清人陳世元撰《金薯傳習錄》，記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齊民四術》中記述了翻蔓技術，番薯種植技術逐漸完善。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的推廣養活了更多的人口。
[編輯本段]（四）“康乾盛世”的人口
康乾時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規模增長是主要因素。康熙時期中國人口重新突破1億，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時，全國人數1.4億，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經超過2億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億大關，人口增長原因有三點：第壹，明末引進的高產作物玉米、番薯的大面積種植，使得糧食產量能夠養活大量人口。第二，社會長期安定，百姓有了休養生息的時間；第三，“盛世滋丁，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等稅收政策的實行，使百姓可以毫無顧忌的生殖繁衍。雖然清朝人丁興旺是個不爭的事實，也客觀證明了清朝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壹個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長並沒有和人口素質提高同步，中國人在清代的黑暗統治中漸漸失去了活力，愚昧和落後開始成為西方人看待中國人的代名詞。並且給中國帶來巨大的人口壓力，饑民、流民現象開始頻繁起來。使中國後來的工業化時期人口失去了增長的空間，從而嚴重制約了工業化進程。
[編輯本段]（五）康乾盛世的手工業
明末清初，因長期戰亂，手工業生產也遭到嚴重破壞。大約經過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後，手工業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 絲織業在清代手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當時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乾隆很發達。雖然清朝統治者在江寧、蘇、杭設有織造衙門，在壹定程度上阻礙了江南絲織業的正常發展，但清代民間絲織業還是發展很快。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余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余”，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即使在偏遠的貴州，絲織業也得到很大發展。道光時，貴州遵義綢“竟與吳綾、蜀錦爭價於中州”，招致了秦、晉、閩、粵各省客商競來購買販運。但整體而言，清代絲織業已落後於明代。 清代的棉織業在江南壹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壹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壹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壹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壹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清代，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制瓷業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時，不說官窯，單“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余萬”。除景德鎮外其他各地的制瓷業也都發展起來。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有四十余處，遍布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艷，精美異常。 制糖業在臺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都很發達。康熙至乾、嘉之際，臺灣的種蔗制糖極盛，每歲產蔗糖“六十余萬簍”，“簍壹百七八十斤”，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蘇等省的甘蔗種植和制糖行業，也日益發展起來。 礦冶業在清代也有進壹步發展。雲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廣東、山西、河南、山東的鐵礦，開采的規模都比較大。如雲南的銅礦，至乾、嘉極盛時，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從前大廠（砂丁）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余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余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制造業也很發達。那裏有鑄鍋業、炒鐵業、制鐵線業、制釘業和制針業等行業，而尤以鑄鍋業最為有名。所鑄鐵鍋不僅行銷國內各地，而且也大量輸出國外。 清代前期，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系更加密切。如河南、東北的棉花供銷各地，而棉花卻又仰給於外省。廣東佛山鎮的各種鐵器，行銷全國，當時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說法，其他如蘇州的絲、棉織品，南京的綢緞，景德鎮的瓷器，廣東、臺灣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銷各地。特別是江南絲織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廣大的國內外市場。例如南京所產的綢緞，幾乎行銷遍全國。當時中國的手工業產值占全世界工業、手工業產值的30%。 棉桑等經濟作物只準種在“不可以種植五谷之處”。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清朝皇帝認為“市肆之中多壹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壹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中國歷代君主都是這樣認為的，主要是由於當時生產力所決定） 。
[編輯本段]（六）“康乾盛世”的文化
清初的文人學者，不滿統治者的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較普遍地存在反對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這時期的詩文作家，即以抱有這種思想的明遺民為主體。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是這時期最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顯示了嶄新的面貌；他們詩歌的風骨亦高。重要的遺民詩人，還有歸莊、杜浚、吳嘉紀、閻爾梅、錢澄之、屈大均、陳恭尹等。遺民詩的重要主題，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閻爾梅、錢澄之、吳嘉紀又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在風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後期，統治鞏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長的，其身世與明遺民不同。這時期的詩歌，就不再以表現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為主，而是致力於藝術技巧的追求，內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寫山水為主。著名詩人有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彜尊、查慎行、趙執信等。王士禛為神韻派領袖。查慎行詩刻劃精工，成就較大。趙執信則比較註重反映現實。長篇小說在本時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這就是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與曹雪芹的《紅樓夢》兩部巨著的出現。《儒林外史》對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試制度的摧殘人才，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它雖采用誇張的手法，卻體現“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深刻的現實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樸素的語言藝術，也能做到“戚而能諧，惋而多諷”，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國古代成就最高的長篇諷刺小說。《紅樓夢》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和賈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節，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現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與傳統意識形態的沖突，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趨勢。它通過對日常生活瑣事和人物內心世界的提煉描寫，塑造了壹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義而又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刻畫細膩，氣氛濃郁，語言優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藝術的偉大成就而成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筆記小說，有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新齊諧》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齋誌異》。康乾時期清朝統治者匯集眾多專家、學者編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尚有爭議）等大型文化典籍，成為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然而清統治者毀書亦多，則是壹大罪過。 學術文化的雕敝是康乾時期中國文化的顯著趨勢。學術在任何時候都是客觀社會生活在精神領域的集中體現。與表面“繁榮”的社會形勢不同的是，康乾時期的學術文化表現出與盛世不協調的雕敝氣象。明末發達的哲學壹夜之間似乎消失了，傳統儒學的人文關懷也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以考經證史為重要特色的考據學興起，推動著學術向著無聊的方向發展。考據學對清代學術的敗壞，不但表現為它徹底斷送了古代哲學的發展，也表現為它促使知識界徹底地進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制造了幾百起的文字獄，（連“清風明月”四字都可以導致文字獄，想象力倒是很豐富）還將百萬以上的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的滿洲。康乾對文人的極端摧殘焉能不導致文化的雕敝？於是乎八股與考據得以茁壯成長。
[編輯本段]（七）“康乾盛世”的吏治
1.悲劇之源
“盛世”表象下的危機康乾盛世其實是壹個帶悲劇色彩的時代。這種悲劇色彩從兩個方面可以清楚看出：壹是從18世紀末年以後，社會危機不斷爆發，昔日表面上繁榮壹時的清朝社會很快陷入蕭條冷落的“中衰”之中：民眾反抗不斷，自然災害頻仍，官僚腐敗盛行，政府府庫空虛，財政困難，“國與民皆患貧，奸偽日滋，禍亂相繼，士習益漓，民心益競，其由來也甚漸，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隨之成為泡影；二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繁榮表象中，中國落後於西文世界發展水平成為定局，落後挨打的悲慘命運實際上是在康乾盛世時期最終鑄定的。導致清朝盛衰之變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卻只有壹個就是不能處理好關系到清代社會發展前途與命運的三個關鍵問題：壹是政治腐敗，二是制度落後，三是對外關系。
2.熱兵器的發展
第壹個階段是中國領先世界的近千年（公元808年—公元1525年）： 808年，中國人發明火藥。 904年，中國人鄭?#91;發明火藥彈，拋石機由拋石變為拋火藥彈，火藥首次用於戰爭，開創了熱兵器時代。 970年，中國人馮繼發明噴射火器（捆綁火藥筒的竹箭）。 1000年，中國人唐福發明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 1132年，中國人陳規發明火槍（竹竿火槍，噴射火焰燒人）。 1259年，中國人發明突火槍（粗竹筒發射彈丸）。 1280年，中國人發明火炮。 1346 年，英國人發明發射石彈的火炮。 1378 年，德國人發明發射鐵彈的火炮。 1410年，西班牙人發明火繩槍（火繩點火）。 1525年，中國人發明發射爆炸彈的火炮，開創了世界的新紀元，結束了中國的舊紀元。中國人發明了爆炸彈，但仍然熱衷於使用實心彈。 第二個階段是中國與世界保持水平的兩百年（1525年——1715年）： 1525年，意大利人芬奇發明燧發槍（燧石點火）。 從1525年開始，西方的槍炮技術就漸漸超過中國了。但是從1525年到1683年的158年間，中國的槍炮技術尚能與西方保持同步。但當清朝政權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穩定全國之後，因軍事的威脅消失，官方對火炮的重視日減。從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中國的槍炮技術大致與西方相當。 第三個階段是中國衰落的壹百年（1715年——1840年）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總兵金國正上言願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門，分送各營操練，結果康熙皇帝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從此，中國的槍炮技術固步自封，不進反退，逐漸衰落。中國的槍炮知識和技術開始傳承失調。而康熙不願意發展火器的原因，還是怕傷了滿人和他自己的面子。和漢族相比，騎馬射箭曾經是滿族的優勢。為了保住這個優勢，怎麽辦呢，幹脆咱們不玩火器。康熙說過，擔任武職“以騎射嫻熟、人材壯健為要”（《清聖祖實錄．251》）。還說過，“訓練有素”的軍隊是“精神振作，騎射皆佳。”《同上，242》在他觀念中，壹個好的軍官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指揮火器部隊，而是善於騎射。對這壹點表述最清楚的是雍正，他在雍正五年時說過：“滿州夙重騎射，不可專習鳥槍而廢弓矢”（《清史稿．139》）。正因為騎射是滿清人的優勢，反映的是滿人的面子，因此康熙不再發展火器。所以有學者不無戲謔地說：“聽說康麻子壹天能打三百只兔子，以此自矜武功。也許把他放到壹個遊牧漁獵的部落裏，的確是個不錯的領袖，壹個壹等的弓箭手。但如果放到壹個文明古國裏，這顯然他就太不著邊了。為了維護他的部落在弓箭方面的優勢，他特別忌諱火器。由此，我只能認為他是壹個英明的部落酋長，但在他所處的時代，他卻是壹個當之無愧的棄兒。” 到鴉片戰爭時，英軍使用了壹種名為“榴霰彈”的球形空心爆炸彈，此彈之內填滿小彈和火藥，且有壹引信在炮彈落地前引爆火藥，將其中的小彈炸散開來，殺傷力十分大，而當時仍沿用實心圓彈的中國軍隊，對此“多駭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後，林則徐雖仿制成功，但卻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70年）鑄成的威遠將軍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類的炮彈，但其連同所匹配的威遠將軍炮壹直都被塵封於武庫之中。中國人在1670年就制造出的火炮，自己竟然不知道，還要在1840年向英國仿制。到了道、鹹之交，中國的槍炮技術連明朝末年都不如了。 馬戛爾尼來華時，為了給中國偉大的乾隆皇帝留下個好印象，精心挑選了給他的禮物，這些禮物也盡顯歐洲科技風采：軍艦模型、天體運行儀、玻璃燈、地球儀、赫歇耳望遠鏡、秒表、帕克透鏡、各種火炮、連發槍、步槍、特種鋼制造的利劍……。面對當時西方最先進的科技。乾隆和他的祖宗壹樣，爭的是自己的面子。他請英國使者馬戛爾尼遊園，讓驕傲的英國人遭到了打擊，馬戛爾尼在日記中是這樣描述他所看到的東西：“……有各種各樣的歐洲玩具；有做工極其精細的地球儀、太陽系儀、鐘表和音樂自鳴鐘，我不禁惶惑了，我們的禮物也許會相形見絀。”這個意外的發現讓馬戛爾尼“不得不慚愧地把臉藏起來。”其實，早在壹個月前馬戛爾尼向乾隆吹噓他的禮品時，已經有前去幫忙的官員向乾隆報告：“景福宮陳設儀器，較之該國所造天球、地球，做法更為細致。”於是，為了打擊英國人，為了證明大清無所不有，乾隆下令將景福宮內的西洋玩意“於該貢使未到之先送至熱河。”這些西洋玩意都是早先葡萄牙、荷蘭、羅馬教皇“貢獻”的，乾隆準備用這些東西在萬國來朝的盛大場面上，挫壹下英夷的威風。很顯然，乾隆的目的達到了，他的面子上金光燦爛，雖然這個面子是由另壹些西方國家給來掙來的。不過，馬戛爾尼很快就從打擊中恢復過來，他需要找回英國人的尊嚴，所以，馬戛爾尼很熱情的邀請福康安觀摩英國士兵的槍炮操練，結果遭到了福康安傲慢的拒絕：“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麽稀罕!”清朝在此時還可以傲慢的拒絕英國人槍炮操練的要求；47年後的鴉片戰爭，再也無法拒絕了，因為它已經由觀摩者變成了靶子。 至於英國人送給乾隆的槍炮，英國人自個兒又拿回去了。67年後，英法聯軍闖進了圓明園，驚奇地發現，當年英國人“進貢”給天朝的槍炮還完好無損的存放在那。這麽多年了，清朝人連研究它們的興趣都沒有，甚至都沒使用過，子彈、炮彈壹發都沒少。英國人又突然感到慶幸，他們將這些槍炮運回了它們67年前的老家——英國阿塞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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